唐高祖武德九年(丙戌，公元626年)

　　⑴ 九月，突厥颉利可汗进献三千匹马、一万头羊，唐太宗推辞不受，只是下诏令其归还所掠夺的中原人口，并征召上一年被突厥俘虏的温彦博回到朝中。

　　丁未(二十二日)，太宗带领各卫将士在显德殿庭院练习箭术，并当面训话道：“自古以来就有周边的戎狄等族的侵扰，值得忧虑的是边境稍微安宁，君主就放逸游荡，而忘记战争的威胁，因而一俟敌人来犯则难以抵御。现在朕不让你们修池榭筑宫苑，而是专门熟习射箭技术。闲居无事时，朕就当你们的老师，一旦突厥入侵，则做你们的将领，这样，中原的百姓也许能过上安宁的日子！”从此，太宗皇帝每日带领数百人在宫殿庭院里，教他们射箭，并亲自测试，射中箭靶多的士兵赏赐给弓、刀、布帛，他们的将领考核成绩时列为上等。许多大臣劝谏道：“依照大唐律令，在皇帝住处手持兵刃的要处以绞刑。现在陛下您让这些卑微之人张弓挟箭在殿宇之旁，陛下身处其中，万一有一个狂徒恣肆妄为，就会出现意外事故，这不是重视社稷江山的办法。”韩州刺史封同人假称有事，骑驿马来到朝廷直言苦谏。大宗均听不进去，他说：“真正的君主视四海如同一家，大唐辖境之内，都是朕的忠实臣民。我对每个人都能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却为何要对保卫朕的将士横加猜忌呢？”从此人人想着自强自励，几年之间，都成为精锐之士。

　　太宗曾说过：“我从小南征北战，东略西讨，颇知用兵之道。每次观察敌军阵势，即知道它的强弱，并常以我军弱旅抵挡其强兵，而以强师击其弱旅。敌军追逐我方弱旅不过走数百步，我军攻其弱旅，一定要突至其阵后乘势反击，敌军无不溃败奔逃，这就是我的取胜之道！”

　　⑵ 己酉，(二十四日)，太宗与群臣当面议定开国元勋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田邑，命陈叔达在宫殿下唱名公布，太宗说：“朕分等级排列你们的功劳赏赐，如有不当之处，可以各自申明。”于是各位将领纷纷争功，议论不休，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捉刀弄笔，功劳却在我之上，我感到难以心服。”太宗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义旗举兵，这也是自谋摆脱灾祸。等到窦建德侵吞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纠集余部，叔父丢兵弃甲，望风脱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大唐江山得以安定，论功行赏，功劳自然在叔父之上。叔父您是皇族至亲，朕对您确实毫不吝惜，但不可循私情滥与有功之臣同等封赏。”众位将领于是相互议论道：“陛下如此公正，即使对皇叔淮安王也不循私情，我们这些人怎么敢不安本分呢。”大家都心悦诚服。房玄龄曾说：“秦王府的旧僚属未能升官的，皆满腹怨言道：”我等跟随侍奉陛下身边，也有许多年了，现今拜官，反而都在前太子东宫、齐王府僚属的后面。‘“太宗说：”君主大公无私，因此能使天下人心服。朕与你们平日的衣食，都取自百姓。因此设官吏定职守都是为了百姓，理应选择贤才加以任用，怎么能以新人旧人来做为选拔人才的先后顺序呢？如果新人贤能，故旧不才，怎么可以放弃新人而只取故旧呢！现在你们不论其是否贤能而只是怨声不断，这岂是为政之道？“

　　⑶ 太宗下诏：“民间百姓不得私自设立妖祠。除了正当的卜筮术，其余杂滥占卜，一律禁绝。”

　　⑷ 太宗聚集经史子集四部书二十余万卷藏于弘文殿，并于殿旁设置弘文馆。遴选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国内精通学术之人，以原职兼任弘文馆学士，让他们轮流值宿，皇上在听政之暇，领他们进入内殿，讲论先哲言行，商榷当朝大政，有时要到午夜时分才结束。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

　　⑸ 冬季，十月，丙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⑹ 太宗下诏追封已故太子皇兄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皇弟齐王李元吉谥号为剌，以皇家丧礼重新安葬。安葬那一天，太宗皇帝在宜秋门大哭一场，显得十分哀痛。魏徵、王上表请求陪送灵车到安葬地，太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命令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僚属都去送葬。

　　⑺ 癸亥(初八)，朝廷立中山王李承乾为皇太子，时年仅八岁。

　　⑻ 庚辰(二十五日)，唐朝初步规定功臣实得食邑封户的等级差别。

　　⑼ 起初，萧向高祖荐举封德彝，高祖任命他为中书令。到了太宗即位，改任萧为尚书左仆射。封德彝为右仆射，二人商定将要上奏的事，到了太宗面前封德彝屡次变易，由此二人之间产生隔阂。当时房玄龄、杜如晦刚当权，均疏远萧而亲近封德彝，萧愤愤不平，于是上密封的奏章理论，辞意凄凉，由此触犯圣意。适逢萧与陈叔达又在太宗面前含怒争辩，庚辰(二十五日)，萧、陈叔达皆以对皇上不恭敬的罪名，被罢官免职。

　　⑽ 甲申(二十九日)，民部尚书裴矩进言：“对遭受突厥暴虐践踏的百姓，请求每户赐给绢帛一匹。”太宗说：“朕以诚、信二字统治下属，不想徒有抚恤百姓的名声而没有实在的东西，每户中人数多少不等，怎么能整齐划一，赏赐都一样呢？”于是计算人口以它为赏赐的标准。

　　⑾ 起初，高祖想以加强皇室宗族的力量来威镇天下，所以与皇帝同曾祖、同高祖的远房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儿子，即使童孺幼子均封为王，达数十人。为此，太宗语气和缓地征求群臣的意见：“遍封皇族子弟为王，对天下有利吗？”封德彝回答道：“前世只有皇帝的儿子及兄弟才封为王，其他宗亲如果不是有大功勋，便没有封王的。太上皇亲善厚待皇亲国戚，大肆分封宗室，自东西汉以来都没有如此之多。封给的爵位既高，又多赐给劳力仆役，这恐怕不能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吧！”太宗说：“有道理。朕做天子，就是为了养护百姓，怎么可以劳顿百姓来养护自己的宗族呢！”十一月，庚寅(初五)，将宗室郡王降格为县公，只有功勋卓著的几位不降。

　　⑿ 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与群臣讨论防盗问题。有人请求设严刑重法以禁盗，太宗微笑着答道：“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财求贿，百姓饥寒交集，所以便顾不得廉耻了。朕主张应当杜绝奢移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老百姓吃穿有余，自然不去做盗贼，何必用严刑重法呢！”从此经过数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可在野外露宿。

　　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面，而常在于自身。凡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⒀ 十二月，己巳(十五日)，益州大都督窦轨上奏，声称当地的獠民造反，请求朝廷派兵讨伐。太宗说：“獠民依仗山林，时常出来做些小偷小摸的事，这是他们的平常习惯。地方官如果能以恩信安抚，他们自然会顺服。怎么可以轻易动干戈，捕、打獠民，把他们当做禽兽一般？这难道是当百姓父母官的本意吗！”最后没有准许出兵。

　　⒁ 太宗对大臣裴寂说：“近来很多上书言事的奏章，朕都将它们贴在寝宫的墙壁上，以便进出时观看，朕时常思考为政之道，有时要到深夜才能入睡。希望你们也要恪尽职守，与朕的这一心意相称。”

　　太宗励精求治，多次让魏徵进入卧室内，询问政治得失。魏徵知无不言，太宗均高兴地采纳。太宗派人征兵，封德彝上奏道：“中男虽不到十八岁，其中身体魁梧壮实的，也可一并征发。”太宗同意。敕令传出，魏徵固执己见加以反对，不肯签署，如是往返四次。太宗大怒，将他召进宫中责备道：“中男中魁梧壮实的，都是那些奸民虚报年龄以逃避徭役的人，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而你却如此固执！”魏徵答道：“军队在于治理得法，而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征召身体壮健的成丁，用正确的方法加以管理，便足以无敌于天下，又何必多征年幼之人以增加虚数呢！而且陛下总说：》‘朕以诚、信治理天下，欲使臣下百姓均没有欺诈行为。’现在陛下即位没多久，却已经多次失信了！”太宗惊愕地问道：“朕怎么失信了？”魏徵答道：“陛下刚即位时，就下诏说：”百姓拖欠官家的财物，一律免除。‘有关部门认为拖欠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属于官家财物，仍旧征求索取。陛下由秦王升为天子，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是官家之物又是什么呢？又说：“关中地区免收二年的租调，关外地区免除徭役一年。’不久又有敕令说：”已纳税和已服徭役的，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如果退还已纳税物之后，又重新征回，这样百姓不能没有责怪之意。现在是既征收租调，又指派为兵员，还谈什么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呢！另外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都是地方官，日常公务都委托他们办理；至于征点兵员，却怀疑他们使诈，这难道是以诚信为治国之道吗？“太宗高兴地说：”以前朕认为你比较固执，怀疑你不通达政务，现在看到你议论国家大政方针，确实都切中要害。朝廷政令不讲信用，则百姓不知所从，国家如何能得到治理呢？朕的过失很深呐！“于是不征点中男做兵员，并且赐给魏徵一只金瓮。

　　太宗素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大名，便召他进宫，问他为政之道，张玄素答道：“隋朝皇帝好独揽各种政务，而不委任给群臣；群臣内心恐惧，只知道禀承旨意加以执行，没有人敢违命不遵。然而以一个人的智力决断天下事务，即使得失参半，乖谬失误之处已属不少，加上臣下谄谀皇上受蒙蔽，国家不灭亡更待何时！陛下如能慎择群臣而让他们各司其事，自己高拱安坐、清和静穆，考察臣下的成败得失据以实施刑罚赏赐，国家还能治理不好！而且，我观察隋末大动乱，其中想要争夺天下的不过十几人而已，其余大部分都想保全乡里和妻子儿女，等待有道之君而归附。由此可知百姓很少有好作乱的，只是君主不能使他们安定罢了。”太宗欣赏他的言论，提拔他为侍御史。

　　前幽州记室参军、直中书省张蕴古，呈给太宗一篇《大宝箴》。大略写道：“圣人上承天命，拯黎民于水火，救时世之危难。所以以一个人来治理天下，而不以天下专奉一人。”又写道：“内廷重屋叠室、宽大无比，而帝王所居住的不过一片狭小之地；他们却昏庸无知，大肆修筑瑶台琼室。席前堆着山珍海味，而帝王所吃的不过合口味的几样；他们却忽发狂想，堆糟成丘、以酒为池。”又写道：“不要无声无息、糊里糊涂，也不要苛察小事，自以为精明，应该虽有冕前的垂旒遮住双眼却能看清事物的未成形状态，虽有纩挡住耳朵却能听到尚未发出的声音。”太宗深为嘉许，赏赐给束帛，任命他为大理丞。

　　⒂ 太宗召见傅奕，赐给他食物，对他说：“你六月所奏金星出现在秦的分野，秦王当有天下，差一点害我遭殃，不过今后凡有天象变化，你应一如既往，言无不尽，不要心有余悸，总记着过去的事。”太宗曾对傅奕说：“佛作为宗教，道理玄妙可以师法，为何惟独你不明悟其道理？”傅奕答道：“佛是胡族中的狡诈之人，欺言诳世炫耀于西域。中国的一些邪避之人，择取庄子、老子玄谈理论，用妖幻之语加以修饰，用来欺蒙愚昧的民众，这既不利于百姓，更有害于国家，我不是不能明悟，而是鄙视它不愿意接触它。”太宗颇以为然。

　　⒃ 太宗担心官吏中多有接受贿赂的，便秘密安排身边的人去试探他们。有一个刑部的司门令史收受绢帛一匹，太宗得悉后想要杀掉他。民部尚书裴矩劝谏道：“当官的接受贿赂，罪的确应当处死；但是陛下派人送上门去让其接受，这是有意引人触犯法律，恐怕不符合孔子所谓‘用道德加以诱导，以礼教来整齐民心’的古训。”太宗听了很高兴，召集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对他们说：“裴矩能够做到在位敢于力争，并不一味地顺从我，假如每件事情都能这样做，国家怎么能治理不好呢！”

　　臣司马光曰：古人说过：君主贤明则臣下敢于直言。裴矩在隋朝是位佞臣而在唐则是忠臣，不是他的品性有变化。君主讨厌听人揭短，则大臣的忠诚便转化为谄谀；君主乐意听到直言劝谏，则谄谀又会转化成忠诚。由此可知君主如同测影的表，大臣便似影子，表一动则影子随之而动。

　　⒄ 这一年，将皇子长沙郡王李恪升为汉王，宜阳郡王李升为楚王。

　　⒅ 新罗、百济、高丽三国之间世代结怨，相互攻伐，战事连绵，太宗派遣国子监助教朱子奢前去传达圣意，劝他们讲和，三国都上表谢罪。

　　唐太宗贞观元年(丁亥，公元627年)

　　⑴ 春季，正月，乙酉(初一)，改年号。

　　⑵ 丁亥(初三)，太宗大宴群臣，席间演奏《秦王破陈乐》。太宗说：“朕从前曾受命专行率兵征伐，民间于是流传着这个曲子。虽然不具备文德之乐的温文而雅，但功业却由此而成就，所以始终不敢忘本。”封德彝说：“陛下以神武之才平定天下，岂是文德所堪比拟。”太宗说：“平乱建国凭借武力，治理国家保持已取得的成就却仰赖文才，文武的妙用，各随时势的变化而有不同。你说文不如武，此言差矣！”封德彝磕头道歉。

　　⑶ 己亥(十五日)，唐朝廷下制文：“从今以后，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朝堂议事，都应让谏官随行，有失误立即进谏。”

　　⑷ 太宗让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与学士、法官重新议定律令，宽减绞刑五十条，改为断右趾，太宗仍嫌其苛刻，说道：“肉刑废除已经很长时间，应当用其他刑罚代替。”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请求改断趾为加服劳役的流放，流放到三千里外，刑期三年。太宗下诏依此办理。

　　⑸ 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正耿直，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当时许多候选官员都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令他们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被发觉的，太宗要杀掉他。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应当流放。”太宗大怒道：“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法律则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气愤于候选官员的假冒，所以想要杀他们，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再按照法律来裁断，这就是忍住一时的小愤而保全大的信用啊！”太宗说：“你如此执法，朕还有何忧虑！”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他的意见，国内没有冤案。

　　⑹ 太宗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太宗质问其原因，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候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的吗？正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御史大夫杜淹上奏道：“各部门的公文案卷恐有稽延错漏，请求让御史到各部门检查核对。”太宗征求封德彝的意见，封德彝回答说：“设官定职，各有分工，如果真有错失，御史自当纠察举报。假如让御史到各部门巡视，吹毛求疵，实在是太繁琐。”杜淹默不作声。太宗问杜淹：“你为什么不加争辩呢？”杜淹回答说：“国家的事务，应当务求公正，从善而行。封德彝讲的话深得大体，我心悦诚服，不敢有所非议。”太宗高兴地说：“你们如果都能做到这样，朕还有什么忧虑呢？”

　　⑺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送的绢帛，事情暴露，太宗说：“长孙顺德如果能有益于国家，朕与他共享府库的资财，他何至于如此贪婪呢！”太宗仍爱惜他有功于大唐，不予惩罚，反而在宫殿上赐给他数十匹绢帛。大理寺少卿胡演说：“长孙顺德贪脏枉法，犯下的罪不可饶恕，为什么又要赐他绢帛呢？”太宗说：“如果他有人性的话，得到朕赐给绢帛的羞辱，远甚于受到刑罚；如果不知道羞耻，不过是禽兽而已，杀他又有何用呢？”

　　⑻ 辛丑(十七日)，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占据泾洲反叛朝廷。

　　李艺当初进入朝廷时，居功自傲，秦王李世民身边的人到他的营地，李艺无缘无故地殴打他。高祖皇帝大怒，将李艺关进牢里，不久又释放他。太宗即位后，李艺内心不安。曹州邪恶的巫师李五戒对李艺说：“郡王您已然面呈贵相！”劝他反叛。李艺于是假称奉皇帝密诏，带兵前来朝廷。李艺带领兵马到豳州城下，豳州治中赵慈皓出城迎接，李艺入城占据了豳州。太宗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为行军总管，率兵讨伐。赵慈皓听说官兵即将到来，便秘密与统军杨岌商议谋取李艺，事情败露，李艺囚禁了赵慈皓。杨笈在城外觉察到变化，便率兵攻城，李艺手下兵将溃逃，李艺抛下妻子儿女，准备投奔突厥，到了乌氏城，身边的人将他杀掉，送首级回长安。李艺弟李寿，官做利州都督，也受牵连被处斩。

　　⑼ 起初，隋朝末年天下大乱，英雄豪杰蜂拥而起，据地拥兵，各自称雄一方。唐兴起后相继归附，高祖为他们分置州县，施以荣禄，由此州县的数目，大大超过隋朝开皇、大业年间。太宗认为官多民少，想革除弊端。二月，下令州县大加合并，依山川地势条件，将全国分为十道：“一关内，二河南，三河东，四河北，五山南，六陇右，七淮南，八江南，九剑南，十岭南。

　　⑽ 三月，癸巳(初十)，皇后带领着后宫妃嫔及宫外有爵号的妇女举行躬亲蚕事的典礼。

　　⑾ 闰三月，癸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⑿ 壬申(二十日)，太宗对太子少师萧说：“朕年轻时喜好弓箭，曾得到十几张好弓，自认为没有能超过它们的，最近拿给做弓箭的弓匠看，他说：”都不是好材料。‘朕问他原因，弓匠说：“弓子木料的中心部分不直，所以脉纹也都是斜的，弓力虽强劲但箭发出去不走直线。’朕这才醒悟到以前对弓箭的性能分辨不清。朕以弓箭平定天下，而对弓箭的性能还没有能完全认识清楚，何况对于天下的事务，又怎么能遍知其理呢！”于是下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夜班，太宗多次接见他们，询问民间百姓疾苦和政治得失。

　　⒀ 凉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性情暴躁，身边一百多人，都是无赖之徒，侵扰残虐百姓，又和羌、胡等族人开展互市贸易。有人上告太宗说李幼良存有二心，太宗特派中书令宇文士及急速前往，暂代理职权，并按察其事。李幼良身边的人恐惧，密谋劫持李幼良到北方胡虏之地，又想要杀掉宇文士及，占据河西地区。不久又有人将其密谋上告朝廷，夏季，四月，癸巳(十二日)，太宗赐李幼良自杀。

　　⒁ 五月，苑君璋率领手下兵马投降。起初，苑君璋勾引突厥兵攻陷马邑，杀掉了高满政，退兵据守恒安。他的士兵都是中原人，大多脱离他投奔唐朝。君璋十分害怕，便也主动投诚，请求让他防守北部边疆以赎罪，高祖允诺。君璋请求订契约，高祖派雁门人元普送给他金券。颉利可汗又派人来招降，君璋犹豫不决，恒安人郭子威劝他说：“恒安地势险要城墙坚固，突厥正强盛，正应该依靠它再观察形势的变化，不宜束手受制于人。”苑君璋于是拘捕元普送到突厥，又一次与突厥联合，并数次入侵唐帝国。到了五月，看到颉利可汗政事混乱，知道突厥不足以依靠，于是率兵马投降。太宗封苑君璋为隰州都督、芮国公。

　　⒂ 有人上书请求除去奸佞之人，太宗问：“谁是奸佞之人？”回答道：“臣我身居草野，不能确知谁是奸佞之人，希望陛下对群臣明言，或者假装恼怒加以试探，那些坚持己见、不屈服于压力的，便是耿直的忠臣；畏惧皇威顺从旨意的，便是奸佞之人。”太宗说：“君主，是水的源头；群臣，是水的支流。混浊了源头而去希冀支流的清澈，是不可能的事。君主自己做假使诈，又如何能要求臣下耿直呢！朕正以至诚之心治理天下，看见前代帝王喜好用权谋小计来对待臣下，常常觉得可鄙。你的建议虽好，朕不采用。”

　　⒃ 六月，辛巳(初一)，右仆射密明公封德彝去世。

　　⒄ 壬辰(十二日)，又任命太子少师萧为尚书左仆射。

　　⒅ 戊申(二十八日)，太宗与大臣议论周朝、秦朝的政治得失，萧说：“殷纣王无道，周武王讨伐他。周朝及六国均无罪，秦始皇分别灭掉他们。取得天下的方式虽然相同，人心所向却不一样。”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朝取得天下，更加修行仁义；秦朝取得天下，一味崇尚欺诈、暴力，这就是长短得失的不同。所以说夺取天下也许可以凭借武力，治天下则不可以不顺应民心。”萧钦服不已。

　　⒆ 山东大旱，诏令各地赈济抚恤，今年的租赋不必交纳。

　　⒇ 秋季，七月，壬子(初二)，任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无忌与太宗早年为布衣之交，加上皇后兄长的外戚身份，又有辅佐太宗即位的大功，太宗视为心腹，对他的礼遇无人堪比，几次想重用他为宰相。文德皇后固执地请求：“我身为皇后，家族的尊贵荣耀已达到顶点，实在不愿意我的兄、弟再去执掌国政。汉代的吕、霍、上官三家外戚都是痛彻骨髓的前车之鉴，望陛下体恤明察！”太宗不听，最后还是予以重用。

　　(21) 起初，突厥族风俗淳厚，政令简质疏略。颉利可汗得到汉人赵德言，加以重用，德言恃势专权，大量地改变旧有风俗习惯，政令也变得繁琐苛刻，百姓们大为不满。颉利又信任各胡族人，而疏远突厥本族人，这些胡族人贪得无厌，反复无常，干戈连年不息。又赶上大雪天，雪深达数尺，牲畜多冻死，加以连年饥荒，百姓都饥寒交迫。颉利费用不足，便向各部落征收重税，由此上下离心，怨声载道，各部落多反叛，兵力渐弱。唐朝大臣们议事时多请求乘机出兵，太宗问萧和长孙无忌：“颉利君臣昏庸残暴，必然面临危亡。现在出兵讨伐，则刚刚与突厥订立盟约，师出无名；不出兵，恐怕又要失去机会，怎么办呢？”萧请求出兵。长孙无忌说：“突厥并没有侵我边塞，却要背信弃义、劳民伤财，这不是正义之师的所为。”太宗于是没有出兵。

　　(22) 太宗向公卿大臣询问使国运长久的办法，萧说：“夏、商、周分封诸侯而统治时间长久，秦国不分封诸侯而迅速灭亡。”太宗认为有道理，于是有分封诸侯王的动议。

　　(23) 黄门侍郎王有密奏要上报，交给侍中高士廉转呈，士廉搁置起来没有转达。太宗得知后，八月，戊戌(十九日)这一天，调走高士廉，任命为安州大都督。

　　(24) 九月，庚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25) 辛酉(十二日)，中书令宇文士及降职为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预朝政。宰相以外官员参预朝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太宗问他有何才能，杜淹答道：“隋炀帝将要驾临江都，召集百官询问去留之计，怀道当时官居吏部主事，只有他一人坚持认为不可去江都。这是我亲眼所见。”太宗说：“你称赞邸怀道做得对，你自己为什么不正言劝谏？”杜淹答道：“我当时地位卑微，不任要职，又知道劝谏也不会听从，徒然一死毫无益处。”太宗说：“你知道炀帝不可进谏，为什么要在朝为官，即然在朝为官，又怎么能不进谏？你供职于隋朝，姑且可以说位卑言轻，后来供职于王世充，地位尊显，为什么也不进谏？”杜淹答道：“我对王世充不是不进谏，只是他听不进去。”太宗说：“王世充如果贤明又能讷谏，便不应亡国；假若残暴而又拒谏，你怎么能够免于灾祸呢？”杜淹答不上来。太宗说：“现在你的地位称得上尊贵了，可以进谏吗？”杜淹回答：“甘愿冒死强谏。”太宗笑了。

　　(26) 辛未(二十二日)，幽州都督王君廓密谋叛乱，中途被杀。

　　王君廓在幽州时，骄横自恣，无法无天，后被征召入朝。幽州长史李玄道是房玄龄的外甥，托王君廓捎信给房玄龄。君廓私下拆信，不认识草书字体，怀疑他告发自己的罪过，走到渭南，杀死驿站吏卒逃跑，将要奔往突厥，途中被野人杀死。

　　(27) 岭南部落首领冯盎、谈殿等人互相争斗，很久没有入朝。各地方州府前后十几次奏称冯盎谋反，太宗命令将军蔺等人征发江、岭数十州兵马大举讨伐。魏徵劝谏说：“中原刚刚平定，岭南路途遥远、地势险恶，有瘴气瘟疫，不可以驻扎大部队。而且冯盎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不宜兴师动众。”太宗说：“上告冯盎谋反者络绎不绝，怎么能说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呢？”魏徵答道：“冯盎如果反叛，必然分兵几路占据险要之地，攻掠邻近州县。现在告发他谋反已有几年了，而冯氏兵马还没出境，这明显没有反叛的迹象。各州府既然怀疑冯氏谋反，陛下又不派使臣前去安抚，冯氏怕死，所以不敢来朝廷。如果陛下派使臣向他示以诚意，冯氏欣喜能免于祸患，这样可以不必劳动军队而使他顺从。”太宗于是下令收兵。冬季，十月，乙酉(初六)，派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旌节往岭南慰问冯盎，冯盎则让他的儿子冯智戴随着使臣返回朝廷。太宗说：“魏徵让我派遣一个使者，岭南就得以安定，胜过十万大军的作用，不能不加赏。”赐给魏徵绢帛五百匹。

　　(28) 十二月，壬午(初四)，尚书左仆射萧因事犯罪被免职。

　　(29) 戊申(三十日)，利州都督李孝常等图谋反叛，被处死。

　　李孝常因上朝办公务，留在京城，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外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相互议论受命于天的征兆，密谋借助皇宫警卫部队叛乱。长孙安业是长孙皇后的同父异母哥哥，嗜酒如命，不务正业。其父长孙晟死后，弟弟长孙无忌与长孙皇后均年幼，安业把二人赶回他们的舅舅高士廉家。等到太宗即位，皇后不念旧怨、不记前嫌，对安业的礼遇仍十分优厚。等到谋反的事被查觉，皇后哭着向太宗请求说：“安业所犯罪行，实在是罪该万死。但他以前对我不好，国人都知道，现在处他以极刑，大家必然认为是我存心报复，这恐怕也会使圣朝受牵累。”安业由此得以免死，流配到州。

　　(30) 有人告发右丞魏徵偏袒他的亲属，太宗派御吏大夫温彦博查问，没有实据。彦博对太宗说：“魏徵不留下办事的表态，远远地避开嫌疑，内心虽然无私，但也有应责备的地方。”太宗让温彦博去责问魏徵，而且说道：“从今以后，应留下办事的表态。”有一天，魏徵上朝，对太宗说：“我听说君主与臣下一体，应彼此竭诚相待。如果上下都追求留下办事的表态，那么国家的兴亡就难以预料了，我不敢接受这个诏令。”太宗吃惊地说：“我已经后悔了。”魏徵拜了两拜道：“我很荣幸能为陛下做事，愿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太宗问：“忠、良有什么区别吗？”回答道：“后稷、契、皋陶，君臣齐心合力，共享荣耀，这就是所说的良臣。龙逄、比干犯颜直谏，身死国亡，这就是所说的忠臣。”太宗听后十分高兴，赐给绢五百匹。

　　太宗的神情、风采英武刚毅，众位大臣进见他时，皆手足失措。太宗知道后，每次见人上朝奏事，都要对他们和颜悦色，希望听到规谏之言。曾对公卿说：“人想要看见自己的形体，一定要借助于镜子；君主想自己知道过错，必然要善待忠正耿直的大臣。如果君主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大臣阿谀逢迎，君主就会失去国家，大臣又岂能独自保全！像虞世基等人对隋炀帝阿谀奉承以求保全富贵，炀帝被杀后，世基等也难免一死。望你们以此为戒，每件事都有得失，希望不惜畅所欲言！”

　　(31) 有人上书主张秦王府旧兵，应全部任命为武官，加入皇宫警卫部队。太宗对他说：“朕视天下为一家，只选用贤才，难道旧属士兵之外就别无可信用的人了吗？你这个想法，并不是让朕的恩德广被于天下。”

　　(32) 太宗对公卿说：“从前大禹凿山治水而百姓没有怨谤之言，是因为与民利益攸关的缘故。秦始皇营造宫室而百姓怨声载道、图谋反叛，是因为秦始皇损民以利己的缘故。奇珍异宝，本是每个人都想得到的，假如放纵自己不止，那么国家就会立刻面临危亡。朕想要营造一个宫殿，材料已经齐备，有鉴于秦的灭亡，便停止了这项工程。亲王公卿以下，应当体会朕的这个想法。”从此二十年间，风俗质朴淳厚，穿着不用锦绣，官府与百姓均很富足。

　　(33) 太宗对黄门侍郎王说：“朝中本来设置中书省、门下省，以相互监督检查，中书省起草诏令制敕如有差误，则门下省当予纠驳指正。人的见解各有不同，如果往来辩论，务求准确恰当，放弃个人见解从善如流，又有什么不好呢？近来有人护己之短，于是产生仇怨隔阂，有的为了避开私人恩怨，明知其错误也不加驳正。顺从顾及某个人的脸面，造成万民的灾患，这是亡国的政治。隋炀帝在位时，内外官吏一团和气，在那时，均自认为有智慧，祸患殃及不到自身。等到天下大乱，家庭与国家俱亡，虽然这中间偶有某个人得以幸免，也要被舆论所针砭，永远难以磨灭。你们每个人都应徇公忘私，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34) 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我听说西域有一个胡族的商人得到一粒宝珠，用刀割开身上的肉，将宝珠藏在里面，有这么回事吗？”大臣答道：“有这回事。”太宗说：“人们都知道这个人爱珍珠而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官吏受贿贪赃依法受刑，和帝王追求奢华而遭致国家灭亡，这与胡族商人的可笑有什么区别呢？”魏徵说：“从前鲁哀公对孔子说：”有的人非常健忘，搬家而忘记自己的妻子。‘孔子说：“还有比这严重的，夏桀、商纣均贪恋身外之物而忘记自己的身体。’也是这样。”太宗说：“对。朕与你们应当同心合力，相互辅助，以免被后人耻笑。”

　　(35) 青州有人谋反，州县官员逮捕其同伙，致使牢狱中人满为患。诏令殿中侍御史、安喜人崔仁师前去覆查。崔仁师到了青州，命令卸去囚犯的枷具，给他们饮食、让他们沐浴，加以宽慰，只将其首犯十余人定罪，其他人都释放。崔仁师回朝禀报，太宗又派人前往叛决。大理寺少卿孙伏伽对崔仁师说：“您平反了很多人，依人之常情谁不贪生，只恐怕这些首犯见同伙免罪释放，不肯甘心，我深为您忧虑。”崔仁师说：“凡定罪断案应当以公正宽恕为根本，怎么可以自己为了逃避责任，明知其冤枉而不为他们申诉呢！万一判断不准，放错了人，我宁愿以自己一人换取十个囚犯的生命。”孙伏伽羞惭地退下。等到太宗派的人到了当地，重新审讯犯人，他们都说：“崔公公正宽仁，断案没有冤枉，请求立刻处死我们。”没有一人有二话的。

　　(36) 太宗喜好骑马射箭，孙伏伽苦谏道：“天子居住则要有九重门，出行则要警戒开道，这不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尊严，而是为国家百姓考虑。陛下喜好亲自骑马射箭以便让亲近的侍臣们高兴，这是年轻做亲王时的所做所为，而不是今日贵为天子应做的事。既不能靠此来保养圣体，又不能用它来为后代做典范，我认为陛下不应如此。”太宗十分高兴。没几天，任命孙伏伽为谏议大夫。

　　(37) 隋朝选拔官员，每年十一月候选者聚集京城，到次年春天结束，人们苦于期限过短。到此时，吏部侍郎观城人刘林甫上奏请求四季都可选官，根据空阙随时补充，人们颇以为便。

　　唐朝初年，士大夫经过动乱之后，都不愿意做官，政府官员人数不够。尚书省下文让各州派人赴选，州府及皇帝特使常用赤色文牒直接委任官吏。到此时全都废止。勒令他们都到尚书省候选，聚集有七千余人，刘林甫量才录用，各得其所，当时人十分称赞。太宗以为关中地区米价贵，开始分一部分人在洛州参加铨选。

　　太宗对房玄龄说：“官吏在于得到合适的人选，而不在于人多。”命令房玄龄裁并削减，只留下文武官员总计六百四十三人。

　　(38) 隋朝秘书监晋陵人刘子翼，学问人品俱佳，性格刚正直爽，朋友有过失，常常当面指责。李百药常说：“刘四虽然总是骂人，人们却不恨他。”这一年，有诏令征召他入朝，以母亲年迈为由，辞谢不去。

　　(39) 县县令裴仁轨，私下役使看门人，太宗大怒，要处斩他。殿中侍御史长安人李乾劝谏道：“法律，是陛下与天下百姓共有的，并非陛下独有之物。现在裴仁轨犯罪较轻却处以极刑，我担心人们将无所适从。”太宗高兴，免除裴仁轨死罪，任命李乾为侍御史。

　　(40) 太宗曾说及关中与关东人，认为有所不同。殿中侍御史义丰人张行成跪下奏道：“天子以四海为一家，不应当有东、西的差别，恐怕会让人觉得您狭隘。”太宗欣赏他的话，给他丰厚的赏赐。从此每当朝廷有大事，都让他参与谋议。

　　(41) 起初，突厥族已经强大，敕勒各部落分散，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结、阿跌、契、白等十五部，均居住在漠北地区，风欲习惯大致与突厥相同。薛延陀在各部落中实力最强。

　　西突厥曷萨那可汗正强大的时候，敕勒各部都向他称臣。曷萨那横征暴敛，敕勒各部均有怨言。曷萨那诛杀他们的首领一百多人，导致敕勒各部相继叛离，一致推举契部的哥楞做易勿真莫贺可汗，居住在贪于山北。又推薛延陀部的乙失钵为也小可汗，居住在燕末山北。等到西突厥射匮可汗的部队重新兴盛起来，薛延陀、契二部便去掉可汗称号再次称臣。

　　回纥等六部聚居在郁督军山的，东隶属于突厥始毕可汗。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势力衰微，乙失钵的孙子夷男率本部落七万多户，依附于突厥颉利可汗。颉利政治混乱，薛延陀与回纥、拔野古等相继反叛。颉利可汗派他的侄子欲谷设统领十万骑兵讨伐，回纥酋长菩萨率五千骑兵迎战于马鬣山，大败欲谷设。欲谷设仓遑奔逃，菩萨追到天山，俘虏其大部，回纥从此兴盛。薛延陀又乘机击败突厥四个设的军队，颉利可汗无法控制。

　　颉利可汗日益衰败，百姓纷纷离散。正赶上天下大雪，雪深达数尺，羊、马多冻死，百姓饥寒交迫，颉利可汗担心大唐帝国乘突厥衰败进兵，于是带领兵马到朔州边境，扬言要会猎，实际上是防备唐朝。鸿胪寺卿郑元出使突厥还朝，对太宗说：“戎狄族的兴衰隆替，专以羊马的情状作为征候。现在突厥百姓饥饿、牲畜瘦弱，这是将要灭亡的先兆，不会超过三年。”太宗颇以为然。众大臣都劝说太宗乘此机会袭击突厥，太宗说：“刚刚与人家订盟却要背约，这是不守信用；利用人的灾祸，这是不仁义；乘人之危来取胜，这不是勇武的行为。即使突厥的各部落都叛离，牲畜所剩无几，朕还是不出击，一定要等到他们有罪过，然后讨伐他们。”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派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李道立来到长安，献上一万钉宝钿金带、五千匹马，以迎娶唐公主。颉利可汗不希望大唐与统叶护和亲，几次派兵侵扰，又派人对统叶护说：“你要是迎娶大唐公主，必须从我们的领土经过。”统叶护深为忧虑，最后没有成婚。

　　二年(戊子，公元628年)

　　⑴ 春季，正月，辛亥(初三)，尚书右仆射长孙无忌离职。当时有人上密表称长孙无忌权力过大，荣宠太盛，太宗将密表拿给长孙无忌看，并说：“朕对你丝毫不怀疑，假如各有所闻而不说，则君臣的想法便不能沟通。”又召集百官对他们说：“朕的儿子均年幼，所以视无忌如亲子一般，不是其他人所能离间的。”长孙无忌自己担心富贵至极会带来灾祸，一再请求让位，长孙皇后也尽力为他请求，太宗于是准许离职，改封为开府仪同三司。

　　⑵ 设置六司侍郎，为六司尚书的副职，同时设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⑶ 癸丑(初五)，吐谷浑入侵岷州，都督李道彦将其击退。

　　⑷ 丁巳(初九)，改封汉王李恪为蜀王，卫王李泰为越王，楚王李为燕王。

　　⑸ 太宗问魏徵：“君主如何做称为明，如何做称为暗？”魏徵答道：“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是明，偏听偏信，就是暗。从前尧帝体恤下情，详细询问民间疾苦，所以能够知道有苗的恶行；舜帝目明能远视四方，耳聪能远听四方，所以共工、鲧、兜不能掩匿罪过。秦二世偏信赵高，造成望夷宫的灾祸；梁武帝偏信朱异，招来台城的羞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导致彭城阁的变故。所以君主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则亲贵大臣就无法阻塞言路，下情也就得以上达。”太宗说：“非常对！”

　　太宗对黄门侍郎王说：“隋朝开皇十四年天下大旱，隋文帝不准许赈济百姓，而让百姓自己到关东地区寻找食物，等到了文帝末年，全国储备的粮食可供五十年食用。隋炀帝依仗着富足的粮食，奢侈无度，终于导致国家的灭亡。只要使仓库中的粮食足以应付灾年就可以了，其他多余的又有何用呢！”

　　⑹ 二月，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人们都说君主至为尊贵，无所畏惧。朕则并非如此，上怕皇天的监督，下惧群臣的注视，兢兢业业，还怕不符合上天的旨意和百姓的期望。”魏徵说：“这的确是达到治世的要旨，希望陛下能慎始慎终，那就好了。”

　　⑺ 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处理政务没有比大公无私更重要的了。以前诸葛亮流放廖立、李严到南夷之地，诸葛亮死的时候，廖立悲痛万分，李严哀伤而死，如果不是大公无私能这样吗？再如高为隋朝丞相，公正无私，颇识治国之本，隋朝的兴亡，与高休戚相关。朕既然仰慕前代的明君，你们也不可不效法前代的贤相啊！”

　　⑻ 三月，戊寅朔(疑误)，出现日食。

　　⑼ 壬子(初五)，大理寺少卿胡演进呈每月囚禁的罪犯名簿。太宗下令从今往后大辟死罪都让中书、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及尚书省讨论，以尽量减除冤案。随即带囚犯走过，见有岐州刺史郑善果，太宗对胡演说：“郑善果虽然有罪，毕竟官衔不低，怎能让他与其他囚犯同列。从现在起三品以上官员犯法，不必带来殿前过目，只让他们在太极宫承天门外东西朝堂听候处分。”

　　⑽ 关内地区大旱饥荒，百姓多卖儿卖女换取食物。己巳(二十二日)，命令拿出皇宫府库中的金银财物赎回被变卖的子女们，送还给他们的父母。庚午(二十三日)，诏令说因为上一年连绵大雨，今年又遇旱、蝗灾害，因此大赦天下。诏令大略说道：“假如让五谷丰登、天下安宁，即使将灾害移到朕身上来保全百姓也心甘情愿，毫不吝惜。”不久旱区天降喜雨，百姓大为高兴。

　　⑾ 夏季，四月，己卯(初三)，下诏说：“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造成饥荒，尸骨遍野，使人触目伤悲，命令各地官府掩埋尸骨。”

　　⑿ 起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帐于幽州北面，主持东部事务，奚、等数十部大多反叛突厥投降唐朝，颉利可汗责备他失去了这些部落。等到薛延陀、回纥等打败欲谷设，颉利派突利讨伐，突利的军队又吃败仗，单枪匹马逃回。颉利大怒，将突利拘禁了十几天，并鞭笞他，突利从此怨恨颉利，暗中想背叛颉利。颉利几次向他征兵，他都不给，向唐朝上表请求归附。太宗对大臣们说：“以前突厥强盛，拥有百万兵马，侵凌中原，却因如此骄横放纵而失去百姓的支持。现在请求归附，如果不是深陷困境，能这么做吗？朕听到这个消息是又高兴又担心。为什么呢？突厥衰败则大唐边境即得安宁，所以高兴。然而朕若有过失，日后也会象突厥一样，能不担心忧虑吗？望你们直言苦谏，来帮助朕弥补不足。”

　　颉利可汗发兵攻打突利，丁亥(十一日)，突利派人向大唐求援，太宗与大臣们谋划道：“朕与突利结为兄弟，他有急难我不能不救。然而颉利可汗也与我们订有盟约，怎么办呢？”兵部尚书杜如晦说：“戎狄族不守信用，以后肯定要背约，现今如不乘其混乱而进攻，以后将后悔莫及。谋取混乱者，侵凌将亡之师，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

　　丙申(二十日)，契丹族首领率领所辖部落投降唐朝。颉利可汗派使臣来到大唐，请求用梁师都来换回契丹部族，太宗对突厥使臣说：“契丹族与你们突厥是不同的种族，现在来归顺我大唐，你们有什么理由讨还！梁师都本是中原汉人，侵占我大唐土地，欺压我大唐百姓，突厥接受他并加以庇护，大唐兴兵讨伐梁师都，你们总出兵救援，梁氏已如鱼游釜中，早晚要被我们消灭。即使一时消灭不掉，也不会用归降的契丹百姓去换他。”

　　在此之前，太宗得悉突厥内部争斗，政局混乱，不能够庇护梁师都，曾寄书信晓谕，劝他归降，梁师都执意不从。太宗派夏州都督府长史刘、司马刘兰成设法对付他，刘等人多次派遣轻骑兵践踏梁氏占据区的土地禾苗，又常使反间计，离间其君臣，其国势渐衰，投降唐朝的人接踵而至。梁氏手下名将李正宝等密谋将梁氏抓起来，事情败露，投奔唐朝，从此梁氏内部上下更加互相猜忌。刘等知道时机已到，上表请求派兵出击。太宗派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兵进攻，又让刘等据守朔方东城进逼梁氏。梁师都带突厥兵到了朔方东城下，刘兰成偃旗息鼓按兵不动。梁氏半夜逃跑，刘兰成追击，大败梁氏。突厥征调大批兵力救援梁氏，柴绍等率兵马走到离朔方数十里的地方，与突厥兵相遇，奋力拼杀，大败突厥兵，于是包围朔方城。突厥兵不敢前去救援，城中粮绝。壬寅(二十六日)，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杀死师都，献城投降，唐朝以该地建夏州。

　　⒀ 太常寺少卿祖孝孙，认为南朝梁、陈的音乐杂入很多吴、楚的音调；而北朝周、齐的音乐杂入很多北方胡、夷的音调，于是斟酌南、北方的音乐，又考察古代的音乐，修成了《唐雅乐》，总共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太宗又下诏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唐乐。六月，乙酉(初十)，孝孙等人演奏新乐。太宗说：“礼乐不过是古代圣人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设施教化罢了，国家政治的兴衰隆替，难道也由此而生？”御史大夫杜淹说：“北齐将要灭亡时，产生《伴侣曲》；陈国将亡时，又出现《玉树后庭花》，其声调悲哀，过路人听到了都悲伤落泪，怎么能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音乐呢？”太宗说：“不对，音乐能够触动人的感情，所以高兴的人听到音乐则喜悦，忧伤的人听到它则感到悲痛，悲痛与喜悦全在于人的内心，不是由音乐引起的。将要衰亡的政治，百姓必然感到愁苦，所以听到音乐更加悲切。现在这二个曲子都还存在，朕为你弹奏出来，你难道会悲伤吗？”右丞魏徵说：“古人说：”礼难道仅指玉帛之类礼器吗？‘乐难道仅指钟鼓之类乐器吗？乐的意义确实在于使人心和睦，而不在于声音本身。“

　　司马光曰：我听说古代巧匠垂能够用眼睛测方圆，用内心量曲直，但是不能将自己的技术传给别人，他能够传授给别人的，必定是圆规曲尺罢了。古代圣人不费力而能切中事物的道理，不深思而能获得治国之道，但却不能传授给别人，所能传授的，一定是礼、乐罢了。礼，是圣人所躬亲实践的；乐，是圣人所喜爱的。圣人遵行正道而喜爱谐和，又想与天下人共同遵行，使之传留百世，于是便制作礼乐。所以工匠手拿垂所传授的圆规曲尺去制作器物，这也就是垂的功劳了；君主用五帝三王的礼乐来治理国家，这也就是五帝三王的政治了。五帝三王离今世已很久远，后代人们看见他们的礼而知道他们的行止，听到他们的乐而知道他们的喜好，昭昭然如同仍存在于当世，这不是礼乐的功劳吗？

　　礼乐有内在的本质，有外表的形式：中正平和为礼乐之本，仪节声音为礼乐之末，二者不可偏废。先代贤明的君王谨守礼乐之本，一刻也没有离心远去，笃行礼乐的外在形式，躯体一刻也没有远离它。兴起于闺阁家门，显达于朝廷，广被于乡野近邻，通达于诸侯，流播于四海，从祭祀战争到饮食起居，都离不开礼乐。长此以往数十百年，然后教化普遍深入，天下太平。如果没有礼乐之本而只有礼乐之末，一日行礼乐而百日舍弃礼乐，想用礼乐来移风易俗，实在是难。所以汉武帝设置协律都尉，歌唱天降祥瑞，不能说不美，但仍不能不下伤感的罪己诏。王莽设立执掌天地四时的官吏羲和，考定律吕之音，不能说不精确，但仍不能挽救渐台之祸。晋武帝制笛尺，调金石之声，不能说不详尽，但仍不得消弭平阳的灾难。梁武帝设立四器，调理八音，不能说不分明，但仍不能免除台城的耻辱。这样看来，舜、禹、、周武王时的韶、夏、、武四乐，即使都保存于当世，如果德行不足以与它们相称。并不能感化一个人，更何况普天之下的民众呢！这如同拿着垂的圆规曲尺而没有其他工具、材料，徒然等待器具的制成，最后一无所得一样。况且齐、陈的淫荡昏庸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朝庭，又怎么能改变一个时代的哀乐呢！太宗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乐，为什么讲话轻率，非难圣人又如此果断呢？

　　礼并不是指威仪而言，然而没有威仪则礼难以施行。乐并非指声音而言，然而没有声音则乐难以表现。譬如一座山，取其一土一石则不能称为山，但是如果去掉土石，山又何在！所以说：“礼没有内在的本质不能成立，没有外表的形式无法施行。”怎么能因为齐、陈之音对当世无效而说乐无益于治乱呢，这与看见拳头大的石头而轻视泰山有什么不同！如果象上述这种议论所说的，则五帝、三王的作乐均为虚妄。“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暂付之阙如。”可惜呀！

　　⒁ 戊子(十三日)，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朕翻阅《隋炀帝集》，见其文辞深奥博雅，也知道推崇尧、舜而非议桀、纣，然而其行事为何与其文章相反呢？”魏徵回答道：“君主虽然是圣哲之人，也应当虚心地接受别人的谏议，所以智慧的人奉献他的谋略，勇武之人竭尽其勇力。炀帝恃才自傲，骄矜自大，所以口诵尧、舜的言语而身行桀、纣的作为，竟然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而至于覆灭。”太宗说：“前事不远，当成为我们的借鉴。”

　　⒂ 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辛卯(十六日)，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了蝗虫，拾取几只蝗虫，祷祝说：“百姓视谷子如生命，而你们却吃它们，宁肯让你们吃我的肺肠。”举手想吞掉蝗虫，身边的人劝谏道：“吃脏东西容易得病。”太宗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要躲避疾病！”于是吞食掉蝗虫。这一年，蝗虫没有成为灾害。

　　⒃ 太宗说：“朕每次临朝听政，想要说一句话，都要再三思忖，担心给百姓造成伤害，所以不多说话。”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说：“我的职责在于记言，陛下的每一个过失，我一定要记上，陛下有过岂止有害于当今，恐怕还会让后人讥笑。”太宗高兴，赐给帛二百段。

　　⒄ 太宗说：“梁武帝君臣只是会谈论佛教的苦行与空寂，侯景之乱，百官不能够骑马。梁元帝被北周的军队包围，还在讲论《老子》，百官穿着戎装听讲。这些深足为戒。朕所喜好的，只有尧、舜、周公、孔子之道，认为这如同鸟长翅膀、鱼得活水，失去它们将要死去，不可片刻没有它们。”

　　⒅ 太宗认为辰刺史裴虔通是隋炀帝的旧臣，特别受到宠爱，最后却杀了炀帝。虽然星转斗移、时世变迁，几次经历颁布赦令，裴虔通也幸免于诛灭全族，但不可以让他再做官，于是下诏将其除名，流放到州。裴虔通常说：“亲自除掉隋朝皇室，开启大唐江山”，自以为有功，颇有怨恨失望的意思。等到开罪于朝廷，怨愤而死。

　　⒆ 秋季，七月，下诏将宇文化及的同党莱州刺吏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隋虎牙郎将元礼一并除名流边。

　　⒇ 太宗对大臣说：“古语说道：”宽赦是小人的幸事，是君子的不幸。‘’一年中两次大赦，使善良的人哑口不言。‘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宽赦罪犯则使善良的百姓遭殃，所以自从朕即位以来，不想屡次发布赦令，惟恐小人有恃无恐，动辄触犯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