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七 列传六十五　裴政 李谔 鲍宏 高构 荣毗(荣建绪) 陆知命 梁毗(梁敬真) 柳彧 赵绰 杜整

裴政传

　　裴政字德表，河东闻喜人。祖父裴邃，父裴之礼，《南史》都有传。

　　裴政自幼聪明，见识广博，记忆力强，从事政治很通达，受到当时人们的称赞。仕于梁朝，因军功封为夷陵侯，任给事黄门侍郎。魏国军队围攻荆州，裴政在城外被俘，萧鮞对裴政说：“我是梁武帝的孙子，不能够作为你的君主吗？你何必要为七父殉葬呢？你若是听从我的计谋，就贵宠及于子孙。不然的话，就要身首异处了。”将裴政铐锁起来，送到荆州城下，让他对元帝说：“王僧辩听说台城被攻破，已经自立为帝。王琳孤单力弱，不能再来。”裴政答应下来。既到城下，裴政告诉城中的人说：“大队援兵就要来了。我因为秘密出使被他们俘虏，当粉身碎骨报效国家。”监督的人抽打他的嘴，裴政始终不改口。萧鮞恼怒，命人迅速把他杀掉。蔡大业谏阻说：“杀了他，正是这个人所希望的。如果杀掉他，荆州就不能攻下了。”裴政因而得到释放。适逢江陵被平定，裴政和城中的朝廷官员一同被押送京城。

　　周文帝闻知裴政忠贞，授予员外散骑侍郎之职，引领入丞相府。命裴政和卢辩根据《周礼》设置六官，一同撰拟朝仪，车马服饰，器物用具，大多遵循古代礼法，革除汉、魏之法，事情一并实行。不久，授刑部下大夫之职，转任少司宪。裴政熟悉史实，又参与制定周朝的刑律。善于饮酒，饮至数斗仍不醉。文簿卷宗堆满几案，析理裁决如流水般迅速，使用刑法宽大公平，没有冤狱和滥杀。因徒犯有死罪，裴政允许其妻子儿子入狱看望，到了冬天将要处决的时候，都说：“裴大夫裁定我死罪，我死了没有什么遗憾的。”裴政又擅长音乐，曾经和长孙绍远议论音乐，事在《绍远传》。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裴政任率更令，加授上仪同三司。诏令与苏威等人共同修订律令。采集魏、晋的刑典，下至齐、梁，沿用变革，刑法轻重，取其折衷。一同撰写的有十几人，凡有疑惑阻滞不通，皆由裴政决断。晋升为散骑常侍，转任左庶子。多有匡正，被称为纯正忠诚。东宫凡是有什么大事，都委托给裴政处置。右庶子刘荣，生性十分专断。当时武职轮流值班，通事舍人赵元恺制作值班名单，名单还没来得及作好。太子再三催促，刘荣让元恺口奏，不必制作名单。元恺上奏，太子问：“名单在哪里？”元恺回答说：“秉承刘荣的命令，不让制作名单。”太子随即诘问刘荣，刘荣便拒不认帐。太子将元恺交给裴政推问。裴政还未来得及上奏，阿谀依附刘荣的人先对太子说：“裴政想陷害刘荣，推问事情不实。”太子召裴政责问，裴政说：“凡是审理案件，必须有两点，一是观察情由，二是依据证据，观察其曲直，以确定是非。臣看刘荣位高任重，即使确实对元恺说了，大概也只是小小的过失，估计也不必否认。再看元恺，受刘荣控制，怎敢用无由头的言语妄自迁累刘荣呢？二人的情由，理由很相似。元恺引左卫率崔茜等人作证，崔茜的陈说和元恺所说的全部相符。观察情由既然相等，就必须根据证据来定。臣认为刘荣对元恺说的话不假。”太子也不怪罪刘荣，而称赞裴政公平正直。

　　裴政喜欢当面揭人短处，而退出后就不再说什么。当时，云定兴多次入东宫侍奉太子，把奇装异服和怪异的器物，进献给后宫，又因为女儿的恩宠，出入宫中，没有节制。裴政多次直言劝谏，太子不采纳。裴政对云定兴说：“公所作所为不合乎礼法。再者，元妃暴死，路人议论纷纷，这对太子不是好名声。但愿公自动引退，不然的话祸将及身。”云定兴大怒，把这些告诉了太子，太子更加疏远裴政。

　　裴政因此而被贬为襄州总管，妻子儿女没有随他到任，得到的俸禄，都散给了僚属。有人犯了罪，裴政私下里都知道，有的一年到头也不揭发出来，等到屡次犯罪，就借助集会的机会，当着众人把他们喊出来，亲自审理其罪行，有五个人被处死，流放和被罚处劳役的人很多。整个襄州因此惶恐惊惧，令行禁止，称赞裴政神明。自此之后，不修整监狱，几乎没有什么辩争诉讼。死于官任。著有《承贤实录》十卷。等到太子被废，文帝追忆裴政说：“如果让裴政和刘行本还在，共同匡正辅助太子，应该不让太子到这个地步。”

　　儿子裴南金，任膳部郎，学问所涉，多有文采，以轻财贵义受人赞誉。


李谔传

　　李谔字士恢，赵郡人。学问广博，能写文章。仕于齐国，任中书舍人，能言善辩，常常接待应对陈国的使者。周国平定齐国，任天官都上士。李谔见隋文帝有帝王的志向操守，与之结交甚深。文帝为丞相时，待李谔十分亲近，向李谔询问得失。当时，天下屡有战乱，国家财物浪费很多，李谔上《重谷论》来讽谏。文帝采纳了李谔的建议。文帝受禅继位，李谔任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赐爵南和伯。李谔性格梗直方正，明达时务。升任书侍御史。文帝对群臣说：“朕当初任大司马时，常常请求在京城之外任职，李谔陈述十二条计策，苦苦劝阻，不许朕任外职，朕就决意留在朝中。如今这样的事业，全靠李谔的力量。”赐给李谔财物二千段。

　　李谔见礼教凋零破弊，公卿死亡之后，子孙就将其爱妾侍婢嫁出卖掉，形成了一种风俗。就上书说：“臣听说追慕远风，慎待其终，人们的德行归于淳厚，三年不要改变，才能称之为孝。如今听说大臣之中，有的父祖亡故之后，时间不久，子孙无赖，就将其姬妾，嫁卖出去换取钱财。有一人这样做，就实在有损于风俗教化。妾虽然卑贱，但因亲自承接父祖衣履，应服重孝三年，这是古今惯例。岂能容许立刻脱去孝服，强行傅施粉黛，泣辞于灵牌之前，送付到他人室中？凡是见到这种情况的人，尚且伤心，何况作为人子，岂能忍受这些！还有一些朝廷重臣，职位声望都很高贵，平生交友，情如兄弟。等其亡没之后，就远如路人，早上听说旧友死讯，晚上就规劝其妾，方便时就嫁出去，以得人求聘为限。没有廉耻之心，背弃朋友情义。而且居家处理事务，可以移于官场，既然不能纠匡私欲，怎么能够赞助政务？”文帝观览李谔的上书而嘉奖他。五品以上官员的妻妾不许改嫁，从此开始。

　　李谔又因当时文章崇尚轻薄，流宕忘返，上书说：

　　“臣听说古代聪明的帝王教化百姓，必定改变其听到和看到的东西，防止其嗜好和欲望，堵塞其邪恶放荡之心，指示一条淳厚平和的道路。五教六行，是训导百姓的根本；《诗》、《书》、《礼》、《易》，是进入道义的门径。故而能够家家孝顺慈爱，人人知道礼仪谦让，匡正民俗，调理风俗，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有上书献赋，制誺镌铭的，都用来褒扬德行，述说贤哲，标明勋业，论证事理。只要不是责罚和奖励，就决不是徒劳无功。

　　“下及后代，风俗教化渐渐衰落。魏国的三祖，更加崇尚文词，忽略君主的大道理，喜好雕虫小技。下面的人跟从上面的人，就像影随形响应声一样，争相显示文采，于是就形成一种风俗。江左齐、梁，这种弊病更为厉害，不论贵贱贤愚，只是务求吟诗咏赋。于是又丢掉了理而保存了异端，追逐虚无微末，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超不出月亮露珠这些形象，积案盈箱，只是风和云之类的景物。世俗用这些比较高下，朝廷要根据这些选拔官员。功名利禄之路既然已经开通，爱好崇尚之情就更加笃实。于是，闾里老少，贵游子弟，还不知道天干地支，就先撰写五言诗。至于羲皇、舜、禹的典章，伊尹、傅说、周公、孔子的学说，就不再关心，何曾听得进去！把高傲放诞看作清高虚无，把抒发情感作为勋业功绩，指责儒者的品德操行是古朴笨拙的，借助词赋而成为人格高尚的人。所以，文章日见繁多，政治日益混乱，确实是因为放弃了大圣的楷模，造成了把无用的当作有用的局面。丢弃根本，追逐末节，遍布整个华夏境内，互相学习效法，时间越久就越加盛行。

　　“大隋承受天命，圣道始兴，罢黜浮艳的文词，遏止华丽的伪饰。不是胸藏经典，怀抱朴质，志存于道，心依于仁，就不能成为官员，侧身官吏之列。开皇四年(584)，颁诏于天下，公私文章翰墨，都应据实而录。这一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交付有司追究其罪。自此以后，公卿大臣都明白了正道，没有人不仰慕古代典籍，放弃华艳绮糜，选择古代帝王的好典章，行大道于当世。

　　“如今听说边远州县，依然继承那种凋敝的世风，选择官吏，举荐人才，不遵循法典规则。宗族同党称赞其孝顺，乡里归于仁爱，要学习就一定学习古代典籍，交往而不随随便便的人，就被摒斥在门外，不加录用；学习不依据古人，追逐世俗，随从时议，写轻薄浮艳的文章，结交朋党而追求名誉的人，就选拔为官吏，举荐到朝廷。大概是因为县令、刺史不推行风化教育，还夹杂私情，心里没有公道。臣既然忝居宪司，就应尽纠察之职。如果听到风声就弹劾，恐怕要有很多人触犯刑律。请求勒令有司，广泛加以搜求寻访，如有这样的人，就陈述情状送达宪台。”

　　李谔又因为做官的人喜好自高自大，再次上书陈说其弊端，请求加以纠罪贬黜，以惩戒风范。文帝把李谔前后的奏章颁布天下，四海之内都趋于风教，深刻地革除了弊端。李谔任职数年，务求存其大体，不崇尚威严刚猛，因此没有刚正的美誉，而是心存匡谬纠正的志向。

　　邳公苏威认为临近官道的店家，乃是求利之人，从事的行业卑污杂乱，不合乎重农的道理，于是就奏请减少，将店家遣归家乡务农。有人愿意依旧开店，就在他们所在的州县，附录于城市的户籍，仍然命令他们拆去原来的店铺，远离官道，限期办理。时逢寒冬，没有人敢于诉说。李谔因出使别的地方，见到他们这样，认为农民和工人各有其业，各自依附所安之业，行旅中的店铺和集市上的酒楼，自古以来就不一样，就是附属于城市户籍，在道理上也行不通。况且，临道店铺是行旅的依托，岂能容许一朝废除？拆除临道店铺，白白劳动扰乱百姓，不合于事理。就擅专裁决，令一切依旧。出使回京到了朝堂，然后才奏知文帝，文帝认为他处理得很好，说：“体察国家的大臣，应当这样。”

　　后来，李谔因为年纪大了，出京任通州刺史，甚有德政，人们都心悦诚服。卒于官任。


鲍宏传

　　鲍宏字润身，东海剡人。父亲鲍机，因才能学问而知名。仕于梁朝，官至书侍御史。

　　鲍宏七岁时死了父亲，由兄长泉之爱护抚育。年满十二岁，就能作文章，曾经奉和湘东王萧绎诗，萧绎嗟叹赞赏不已，引荐为中记室。多次升迁至通直散骑常侍。江陵被平定，归顺周朝，周明帝待他很有礼仪，任命为麟趾殿学士。多次升迁至遂伯下大夫。和杜子晖出使陈国，谋划讨伐齐国。陈国就出兵渡江侵略齐国，周武帝曾经向鲍宏询问夺取齐国的策略，鲍宏认为：“先皇以往攻齐，从洛阳出兵，他们有防备，每次都不能取胜。按照臣的计谋，进兵汾、潞，直袭晋阳，出其不意，才是上策。”周武帝听从鲍宏的建议。等到齐国被平定，任命鲍宏为小御正，赐爵平遥县伯，加授仪同。

　　隋文帝为丞相时，鲍宏奉命出使山南。适逢王谦在蜀举兵反叛，鲍宏路经潼州，被王谦的部将达奚惎抓获，强行送往成都，鲍宏终于不能屈服。王谦失败后，鲍宏被迅速传入京城。文帝嘉奖鲍宏宁死不屈，赐给他金带。文帝受禅即位，加授鲍宏为开府，晋封爵位为公。历任利、邛二州刺史，任满回京。当时有一个名叫尉义臣的人，其父尉迟崇不跟从尉迟迥造反，后来在与突厥军队作战中战死。文帝嘉奖他，准备赐给他姓刘金氏，向群臣询问。鲍宏说：“当初项伯不同于项羽，汉高祖赐其姓刘；秦贞的父亲能为国死难，魏武帝赐其姓曹。请求把皇族之姓赐予尉义臣。”文帝说：“好。”因此就赐义臣姓杨。

　　后来又授任为均州刺史，因生眼病免官。死于家中。

　　当初，周武帝敕令鲍宏修撰《皇室谱》一部，分作《帝绪》、《疏属》、《赐姓》三篇。有文集十卷行于世。


柳彧传

　　柳彧字幼文，河东解人。世代居于襄阳。父柳仲礼，《南史》中有传。梁国被战败后，柳仲礼被周国俘虏，又在河东安下家。

　　柳彧少年时喜爱学习，对经史多有涉猎。周大冢宰宇文护用为中外府记室，过了很久，出任宁州总管掾。周武帝亲自执政，柳彧到朝中请求应试。武帝认为柳彧非同寻常，任命为司武中士。转任郑县令。平定齐国之后，武帝奖赏跟从征伐的官员，留守京城的人没有奖赏。柳彧上表说：“如今刚刚得到太平，有功者必定要得赏赐，赏赐应该分明，酬谢勋绩，报答功劳，务必要有所本。攻破城池，出自陛下谋划，斩敌将拔敌旗，必定出自陛下的神略，就像披坚执锐，征伐辛劳一样。至于镇守安抚国家，在宫中守卫，担任警戒，也是重要的。都是秉承已定的计划，不只是自己的能力。留守京师和跟从征伐，事情是一样的，功劳必须相等。”于是留守京城的人都一同加官晋级。

　　隋文帝受禅继位，柳彧历任尚书虞部、屯田二侍郎。按照当时的制度，三品以上的官员，门外皆竖有戟槊。左仆射高赹的儿子高弘德，封爵应国公，申行牒文，请求在门外竖立戟槊。柳彧在申请文书上批道：“仆射之子没有另外居处，父亲的戟槊已竖立在门外，尊贵有超出卑贱的道理，儿子有回避父亲的礼仪，岂能容许门外已经设置，内房又设立呢？”此事终于没有实行。高赹听到后，赞叹佩服。后来升任书侍御史，立于朝堂，神色端正，百官十分敬重畏惧。文帝嘉奖其刚直，对他说：“大丈夫应当建立功名于世，不能与世沉浮。”赏赐给柳彧钱十万，米一百石。

　　当时，刺史之职多由武将担任，很多人不称职，柳彧上表说：“伏见诏书任命上柱国和干子为杞州刺史，和干子年近八十，已是钟鸣漏尽之时。从前在赵州，对职务已是糊涂，政务由一群小人决断，贿赂公然盛行。百姓感慨，歌谣遍及道路，以至于说‘老禾不早杀，余种秽良田。’古人说：‘耕种应当问奴仆，纺织应该问婢女。’这说的是各有所能。干子擅长骑马射箭，冲锋陷阵；治理百姓，担当职务，则不是他所能明白的。如果说优待年老的人，自然可以多多赐给金银布帛；若令其做刺史，所损害的就特别大。臣死了也就罢了，岂敢不竭尽忠诚！”文帝认为柳彧说得对，干子终于被免职。

　　应州刺史唐君明，居母丧期间，娶雍州长史库狄士文叔父的妹妹。柳彧弹劾他说：“唐君明忽视丧母的悲痛，惑于燕尔新婚的亲情，把丧母的孝服遮掩起来，穿上那种带有文采的祭服。没有亲义，《春秋》记载这样的人将要灭亡；没有礼义，诗人想要这样的人快些死。士文任职于国家，名高位显，背弃二姓的重要对比，违背六礼的法式规范。请将唐君明终身囚禁，以惩戒风俗。”二家竟然连坐获罪。隋朝承接丧乱之后，风俗颓废败坏，柳彧多有矫正，文帝很赞赏他。

　　另，柳彧见文帝听政理事甚勤，文武百官奏请的事情多有繁琐零碎，因而上疏劝谏说：“君主发布命令，戒除繁琐。因此，舜把事情交付五臣，尧咨询四岳，设置官员，分担职务，各自都有自己的职责，尧、舜垂袖拱手无所作为，而天下平安。这就是所说的在求取贤才上辛劳，在任命使用上安逸。及见事无大小巨细，都请陛下裁处。陛下留心政务，不畏惧疲劳，至于建造房舍这样的小事，供给轻细微小之物，一日之内，应酬答对百官，以至于日已至晚忘记进食，夜至更深未能安寝，举动都是文书簿记，忧扰劳累陛下之本。伏愿陛下考虑臣的至诚之言，稍稍减少一些繁琐的事务。”文帝看了柳彧的上书，甚为赞赏。因为柳彧家中贫困，文帝敕令有司给柳彧建筑宅院，说：“柳彧是正直之士，是国家的瑰宝。”柳彧受到的重视就像这样。

　　右仆射杨素当权，显赫尊贵，百官都很畏惧，没有人敢于不顺从。曾因小小的罪过，敕令送往南台。杨素自恃宠贵，坐在柳彧的座位上。柳彧从外面进来，看见杨素这样，在台阶上端着手板正色道：“尊奉敕令追究公的罪过。”杨素急忙下来。柳彧依桌案坐下，让杨素站在大厅堂前，辩白诘问事情的来龙去脉。杨素因此忌恨柳彧。但因柳彧此时正得文帝的信任，所以杨素没有中伤柳彧。柳彧见近代以来，通都大邑的百姓每逢正月十五日，就作角抵戏，互相争竞夸耀，以至于浪费很多财力，上书请求禁绝角抵戏说：“私下见到京城和京城之外的州县，每逢正月十五日夜，人群充塞街道，鼓声震天，火炬照彻大地，人人头戴兽形面具，男子身穿女人之服，倡优耍弄杂技，奇形怪状。男男女女都来观看，互相不曾回避。竭尽资财，破费财产，都在此时一争高低。人们倾室而出，不论高低贵贱，男女互相混杂，黑白不分。污秽的行为因此而生，盗贼由此而起。不仅无益于教化，而且实在有损于百姓。请求颁诏天下，一并立即禁止。”诏令准许柳彧的上奏。

　　这一年，柳彧持符节出巡河北五十二州，奏请罢免贪赃枉法和不称职的长官二百多人，州县整肃，无不震惊畏惧。文帝嘉奖柳彧，赐给绢布二百匹，毛毡三十领，授予仪同三司。过了一年多，加授员外郎散骑常侍。仁寿初年，持节巡视太原道十九州。回京后，又赐绢一百五十匹。

　　柳彧曾经得到博陵李文博撰写的《政道集》十卷。蜀王杨秀派人来索求，柳彧把书送给杨秀，杨秀又赐给柳彧十名奴仆和婢女。等到杨秀得罪，杨素上奏，说柳彧以朝廷大臣交结诸侯王，将柳彧除去名籍，发配到怀远镇戍边。行至高阳，有诏令征回京师。回至晋阳，适逢汉王杨谅作乱，派遣使者召柳彧入城。杨谅造反的形势已经明显，柳彧入城后，估计难以幸免，就假装患了恶疾不能进食，自称已是十分危险。杨谅恼怒，把柳彧囚禁起来。杨谅失败后，杨素奏柳彧怀有二心，等待事情发生变化，表面虽没有造反，心里实际上已和叛逆者相同。柳彧又坐罪发配到敦煌。杨素死后，柳彧就自己上书申辩，诏令征还京师。死于途中。


赵绰传

　　赵绰字士倬，河东人。生性质朴正直，刚强果决。周朝初年任天官府史，因为恭谦谨慎，做事勤恳，擢升为夏官府下士。稍后，又因精明干练为人所知，任内史中士。因父丧辞官，悲哀过度损坏了身体，世人都称赞他孝顺。隋文帝为丞相时，知道赵绰清廉正直，用为录事参军。升任掌朝大夫，跟随行军总管是云晖打击叛乱的蛮族，因功授予仪同之职。

　　文帝受禅继位，授赵绰大理丞之职。赵绰执法公平允当，考绩接连都是最好的。历任大理正、尚书都官侍郎，每次奏闻案件，神色端庄，渐渐地受到重视。文帝因盗贼不能禁绝，准备加重刑法，赵绰进谏说：“法律是天下最可信任的，怎么能够失去呢？”文帝高兴地采纳了赵绰的建议，因而对赵绰说：“如果再听到见到什么，应该多多进言。”升任赵绰为大理少卿。

　　萧摩诃原是陈国的将领，他的儿子萧世略在江南叛乱，摩诃依律应该连坐。文帝说：“萧世略年龄还不到二十岁，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因为他是名将的儿子，被人逼迫才这样做罢了。”因而赦免了摩诃。赵绰坚决谏阻，认为不可赦免。文帝不能让赵绰屈从，就想等赵绰退朝后赦免摩诃，因而命令赵退朝就餐。赵绰说：“臣上奏的案件没有裁决，不敢退朝。”文帝说：“大理就为朕特别释放摩诃吧！”因而命身边的人将摩诃释放。

　　刑部侍郎辛亶曾经穿粉红色的裤子，俗话说是吉利之官，文帝认为是妖邪，准备将辛亶斩首。赵绰说：“根据法律，辛亶不应有死罪，臣不敢遵命。”文帝非常愤怒，对赵绰说：“你怜惜辛亶，就不怜惜自己吗？”命令左仆射高赹将赵绰斩首。赵绰说：“陛下宁可杀了臣，也不可杀辛亶。”到了朝堂，赵绰解衣赴死，文帝派人问赵绰说：“究竟怎么样？”赵绰回答说：“一心执行法律，不敢顾惜死亡。”文帝生气地进去了，很久才把赵绰释放。次日，文帝向赵绰道歉，慰劳勉励赵绰，赐给他物品三百段。

　　当时，禁止质料薄劣的私人铸造的钱在市面流通，有两个人在集市上用这种劣质的钱换好钱，武候把他们抓起来奏知文帝，文帝令将二人都杀了。赵绰谏阻说：“这两个人论罪应该杖击，杀了他们不合法律。”文帝说：“不关你的事。”赵绰说：“陛下不因为臣愚昧，把臣放在法司的位置，想要随便杀人，怎能不关臣之事？”文帝说：“摇撼大事摇撼不动，应该退下。”赵绰回答说：“臣希望感动天心，何论摇撼大树！”文帝又说：“喝羹的话，热了就放下。天子的威势，想要挫动吗？”赵绰拜礼而又向前，文帝斥责他也不肯后退。文帝于是就到内室去了。书侍御史柳彧又上书奏请，直言切谏，文帝才作罢。文帝认为赵绰有忠诚正直之心，常常引入内室，有时遇见文帝和皇后同榻，文帝就招呼赵绰坐下，议论得失。前后赏赐的财物以万数计。后来，晋位开府，追赠其父为蔡州刺史。

　　当时，河东薛胄任大理卿，和赵绰都以公平宽恕闻名，然而，薛胄裁断刑狱根据情理，而赵绰则是遵守法律，都认为他很称职。文帝经常对赵绰说：“对于卿，朕没有什么好爱惜的，只是卿的骨相当不得富贵。”仁寿中，赵绰死于官任，文帝为赵绰之死痛哭流涕，派遣宫中使者前往吊唁祭奠，鸿胪监护丧事。二个儿子，名赵元方、赵元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