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五 列传四十〇　儒林 元善 辛彦之 何妥 萧该 包凯 房晖远 马光 刘焯 刘炫 褚辉 顾彪 鲁世达 张冲 王孝籍

元善传

　　元善，河南洛阳人。

　　祖父元叉，是西魏侍中。

　　父亲元罗，最初担任梁州刺史，到元叉被杀时，逃到梁国，官至征北大将军、青冀两州的刺史。

　　元善年幼时跟着父亲到江南，他天性好学，于是通读了五经，尤其精通《左传》。

　　侯景之乱时，元善到了周国。

　　周武帝十分敬重他，让他做了太子宫尹，赐爵为江阳县公。

　　他常常拿经书教授太子。

　　开皇初年，做内史侍郎。

　　高祖每当看见他就说：“一表人才啊！”凡是陈述事理的奏书，读来抑扬顿挫，令人注目相看。

　　陈国派使臣袁雅来问候，皇上命元善到馆舍中接受国书，袁雅出门时见元善却不行礼。

　　元善说过去办事有敬拜的礼节，袁雅无话可答，就向他下拜，行礼后就离去了。

　　后来又升为国子祭酒。

　　皇上曾经到学校行拜师之礼，命元善讲《孝经》。

　　于是元善详细陈说书中的内容与道理，同时又用含蓄的话来劝谏皇上。

　　皇上十分高兴地说：“听了江阳县公的一番话，令人振奋。”皇上赏给了元善一百匹绢，一套衣服。

　　元善的精通广博，次于何妥，但是他风流蕴藉，举止潇洒，话音清楚明朗，听的人可以忘记疲倦，因此后辈们都纷纷来到他的门下。

　　何妥时常心中不服，想使元善折服。

　　因为元善讲《春秋》，刚一开讲，儒生们就全到齐了。

　　元善私下对何妥说：“人的名望已经决定，希望你不要使我为难。”何妥答应了。

　　到了讲学的场所，何妥便援引古今的疑难来发难，元善大多不能回答。

　　元善心里很忌恨，两个人因此有隔阂。

　　元善认为高赹有做宰相的才能，曾经对皇上说：“杨素粗俗，苏威怯懦，元胄、元旻，是如同鸭子一样的小人。

　　可以交给国家大事的人，只有高赹。”皇上当时认为是对的，到了高赹有了罪过，皇上因为元善曾经为高赹说过话，很是责怪抱怨他。

　　元善忧虑害怕，以前就患有消渴病，于是病重而死，死时六十岁。


辛彦之传

　　辛彦之是陇西狄道人。

　　祖父辛世叙，西魏凉州刺史。

　　父亲辛灵辅，北周渭州刺史。

　　辛彦之九岁时父亲去世，他不与不三不四的人交往，广泛涉猎经史之书，与天水的牛弘志同道合，爱好学习。

　　后进入关内，在京兆定居。

　　周太祖器重他，召引他做中外府礼曹，赏赐给他衣马珠玉。

　　当时国家初创，各种制度、礼仪还没有健全，而朝中大臣大多是行武出身，修定礼仪典章，只有辛彦之而已。

　　太祖不久拜辛彦之为中书侍郎。

　　周闵帝即位后，辛彦之与少宗伯卢辩专管礼仪制度。

　　周明帝、周武帝年间(557～578)，辛彦之历任典祀、太祝、乐部、御正四曹大夫，封开府仪同三司。

　　辛彦之奉命迎接突阙皇后回朝后，皇上赠给他二百匹马，封为龙门县公，食邑千户。

　　不久，晋爵为五原郡公，增加食邑一千户。

　　周宣帝即位后，授彦之为少宗伯。

　　隋高祖即位后，升辛彦之为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进位上开府。

　　不久调任国子祭酒。

　　一年多后，高祖拜辛彦之为礼部尚书，和秘书监牛弘作《新礼》一书。

　　吴兴人沈重有博学之名，高祖曾令辛彦之与沈重辩论学问，沈重辩不过他，于是退席谢罪说：“辛君的学识就像金城汤池，我无法攻破它。”高祖大喜，后拜辛彦之为隋州刺史。

　　当时各州的长官大都向朝廷上贡珍宝玩物，只有辛彦之上贡的都是祭礼之物。

　　高祖非常喜欢，对朝臣说：“人怎么能没有学问，辛彦之的上贡方式，很有古人的遗风。”辛彦之调任潞州刺史，他前后任职之处，都有仁政之名。

　　辛彦之信仰佛教，在城内修佛寺两所，都高十五层。

　　开皇十一年(592)，潞州人张元突然死去，几天后却意外地活了。

　　张元说他云游天上，看见一所新建的房子，建制相当华丽。

　　张元问是怎么回事，人们说，这是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建造这所殿堂迎接他。

　　辛彦之听了并不高兴。

　　这一年他死在任上。

　　谥为“宣”。

　　辛彦之撰写的《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礼要》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都流传于世。

　　他有个儿子叫辛仲龛，官至猗氏县令。


何妥传

　　何妥，字栖凤，西城人。

　　他的父亲细胡因经商进入西蜀，于是就在郫县安家，侍奉梁朝武陵王萧纪，主管金帛交易，因而成为巨富，号称“西州大贾”。

　　何妥小时就机警聪敏。

　　八岁，游国子学，助教顾良对他开玩笑说：“你既然姓何，不知是‘荷叶’之‘荷’？还是‘河水’之‘河’？”何妥应声说道：“光生姓顾，不知是‘眷顾’之‘顾’，还是‘新故’之‘故’？”众人都为他的灵活机变感到诧异。

　　十七岁时，何妥因灵巧机敏侍奉湘东王萧绎。

　　后来，湘东王知道他聪敏，又召为诵书，侍奉于左右。

　　当时兰陵人萧瑽也有隽才，住在青杨巷；何妥住在白杨头。

　　人们因此就说：“当今世上有俩隽才：一个是白杨头何妥，一个是青杨巷萧瑽。”他就是如此受到世人赞誉。

　　江陵沦陷后，周武帝特别器重他，命他为太学博士。

　　后宣帝继位，打算同时册封五个后妃，以此征求儒生辛彦之的意见。

　　辛彦之回答道：“皇后和天子同是尊贵之躯，不可同时立五个。”何妥驳斥说：“上古帝喾有四个妃子，舜也有两个。

　　后妃哪有什么定数呢？”因此，何妥被封为襄城县伯。

　　隋高祖受禅，何妥被授予国子博士，兼通直散骑常侍，晋爵为公。

　　何妥生性急躁，也颇具口才，喜欢评议人物。

　　当时，纳言苏威曾对皇上说：“我的先父常常告诫我说，只要通读《孝经》一卷，就足以立身治国，何必多学！”皇上觉得他说得在理。

　　何妥为此向皇上进言道：“苏威所学，不只《孝经》一卷。

　　他的先父倘若确实说过这话，那么，苏威就没有听从父训，这说明他不孝顺；假如他父亲根本没有说过这番话，那么，他就是公然在皇上面前说谎话，这说明他不忠诚。

　　既不忠，又不孝，这种人怎么能侍奉皇上？况且孔子曾经说过：‘不读《诗经》，就无话可讲；不读《礼记》，就不能立身行事。’苏绰教子怎么竟然违反圣人的训导呢？”苏威当时身兼五职，皇上十分亲近、器重他。

　　何妥因此对皇上说，苏威不可信任。

　　又因为主管天文、律度的都不称职，何妥又提出八件事向皇上奏道：其一，我听说善于识别人才的就是贤哲，一国之君要做到这点就更加困难。

　　孔子说：“正直的人放在邪恶的人上面，百姓就会信服；反之，把邪恶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上面，百姓就不会信服。”由此看来，政治安定，必须慎重地选拔、使用人才。

　　所以，推荐贤才的受重赏，埋没贤才的应杀戮。

　　看看现在的用人情况，确实不同此，不管是奸佞还是正直，也不管是贤能还是愚笨，他们对于想要推崇的人，一启用就委以重任；对于想要压抑排挤的人，就叫他到老也只能做个郎官这样的小官。

　　人们不能心服，实在是因此而造成的呀。

　　我听说在朝廷上授予爵位，是希望大家都奖赏他；在大街杀人，是希望人们都能唾弃他。

　　我看皇上十分关注诉讼案件，爱民如子，每次处理案件，无不亲自征求大家的意见，不滥用刑法，这是皇上的圣明之处啊！对待诉讼案件能如此，授人爵位也应该如此。

　　如果您心里记着谁有什么丰功伟绩，就可以提拔、重用。

　　从这以下，如要选拔重要官员，必须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不应该偏信某一个人的推举。

　　那么，在上者不徇私，在下者无报怨。

　　其二，孔子说：“经常审查朋党，那么，罪人就无人袒护了。”孔子又说：“君子讲团结而不互相勾结，小人互相勾结却不讲团结。”这里所所说的勾结，就是结党营私。

　　他们对心里所喜欢的人，即使他已经荣华富贵，仍然加以提挈；对心里所厌恶的人，即使他已经处于卑微、屈辱的境地，也要拼命加以诋毁。

　　那些小人一旦被提拔重用，必定相互勾结、袒护，那么，欺君之心顿生；而那些官卑职小的人既然身受屈辱，就必然会生怨气，怨言自然就产生了。

　　诚望您能广泛查访，不要使小人结党营私成为一种风气，应亲自施以恩威。

　　国家的忧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其三，我听说舜曾举荐十六个人，即所谓“八元”、“八恺”。

　　我想他的贤明，要比今天的人高，但舜仍然择才而用，不致混乱，才使国家四境安定，各种事功都作得好。

　　而今官职极多，但用的人却很少，有人身兼数职。

　　是国家缺少人才？还是人才都不行？如此大国，有才能的人确实不少，可是，他们纵使有才能，也缺乏仕进的机会。

　　东方朔曾说：“器重，他会成为将帅；鄙弃，他就只能成为奴隶。”的确如此啊。

　　现在的一些官员，不考虑自己的德行和才能，既没有吕望、傅说的才能，却自负有傅岩、滋水的傲气，不考虑责任重大，而只怕管的事不多，安于宠幸，玩忽职守，终致失败，实在是上述原因所造成的。

　　《易经》说：“鼎的脚一旦折断，里面的食物就会倾出，那情形一定狼藉不堪。”这就是说，那些脚本来就不胜重任。

　　我听说需要竭尽全力才能举重的人，不能委以重任。

　　我恳请您另选贤良，并依据各自的才能让他们分管有关事务，使之各有余力。

　　诚如此，凡事就能获得成功。

　　其四，我听说《礼记》上曾说：“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搞旁门左道而扰乱政治者必须杀头。”孔子说：“沿袭旧的习惯、制度，何必改作。”我发现这么多年来，改作的实在太多了。

　　至如范威改作漏刻仪，十年也没成功；赵翊改进尺秤，历时七年才定下来；公孙济研制医方，迂腐荒诞，结果耗资巨万；徐道庆根本就不懂地理，白白地耗废国家的俸禄；常明更改历法，历经数载；王渥更改官名与物名，曾使许多文物失去了标准和法度；张山居本来就不知道星位，此前在太常寺指手划脚；曹魏祖也不知北斗，而今居然官居太史。

　　他们这些人没有谁不是凭借可怜的迂见，妄自尊大，沽名钓誉，且相互诋毁、欺蒙的。

　　我请求从今以后，如有这类情况的，如其言得不到验证，必须加以重罚，庶可使他们有所畏惧，不敢轻率地上奏简章。

　　其他文字多不记载。

　　当时苏威权兼数司，而先前曾隐居武功县，所以何妥说他自负有傅岩、滋水之气，以此引起皇上注意。

　　何妥书上奏给皇上后，苏威对他怀恨至极。

　　开皇十二年(593)，苏威定考文学，又与何妥互相诋毁、攻击。

　　苏威勃然大怒说：“没有何妥，不必担心无国子学博士！”何妥应声说：“无苏威，也不必担心无人管理国家大事！”因此，何妥与苏威有矛盾。

　　这以后，皇上命令何妥考定钟律，何妥又上表奏道：我听说人世间光明，就会产生礼乐；地府幽冥，就会产生鬼神。

　　那么，能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能和礼乐相比。

　　我又听说礼乐推行到一定程度，就会使人民无怨无争，拱手之间天下即可安定，这就是礼乐产生的效应。

　　我听说，音乐有两类：一类是奸声，另一类是正声。

　　大凡奸声动人，就让人增长邪气，邪气进一步扩展，淫乐于是产生了。

　　正声动人，就会产生顺气，顺气进一步扩展，和乐于是产生了。

　　所以好的音乐一旦风行，就会使伦理清白，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安宁。

　　孔子说：“抛弃郑声，疏远奸人。”因而郑、卫、宋、赵之声一出现，对己则可以引发邪恶，对外则伤害他人。

　　所以，宫调泛滥就会荒淫，他的国君也变得骄奢淫逸；商调泛滥就会产生邪恶，官员们也就贪赃枉法；角调泛滥就会产生忧患，百姓就会有怨愤之心；徵调泛滥就会产生哀怨之情，那么国家必定会祸事蜂起；羽调一乱会出现危险，那么国家一定财源匮乏。

　　如果五调都乱了，那么离国家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

　　魏文侯问子夏说：“我恭恭敬敬地听古乐却想睡觉，听郑国、卫国的音乐反而不知疲倦，这是为什么呢？”子夏回答说：“一般说来，古乐以《文始》为先，《大武》为后，常听古乐可以修养身心，治理家国，并使天下平均。

　　郑国、卫国的音乐，因为是邪恶之声，所以常常扰乱纲常，如果沉溺其中，不可自拔，就会混杂子女，不分父子。

　　现今您所问的是乐，而所爱的是音。

　　乐与音固然相近，但不相同。

　　作为一国之君，要谨慎对待自己的好恶。”考究古人制定礼乐的动机，不只是让人悦耳而已。

　　旨在让君臣在朝廷内同听，那么，君臣就没有不和睦、亲近的；在乡里同听，那么，长幼就没有不和顺的；父子在家中同听，那么，就没有不和睦亲近的。

　　这就是先王制定礼乐的道理啊！所以，只懂得声色而不懂得音乐的，是禽兽；只了解音乐而不知道音乐的，是普通平民。

　　所以，董钟大吕、弦歌干戚，童子都能跟着跳舞。

　　真正通晓礼乐的只有君子！对于不通声乐的，不可和他谈礼乐；对于不懂音乐的，不可和他谈礼乐。

　　一个人如果通晓了音乐，就差不多达到最高境界了。

　　商纣王为政无道，太师抱上乐器投奔周王。

　　晋平公寡德，师旷因此特别珍惜音乐，不肯弹奏。

　　上古的时候，没有音乐，只会拍肚皮，以脚跺地，乐在其中。

　　《易经》上说：“先王制作礼乐，目的是为了推崇道德，向天帝表明耿耿忠心，并同时祭祀祖宗。”至于黄帝作的《咸池》、颛顼作的《六茎》、帝喾作的《五英》、尧作的《大章》、舜作的《大韶》、禹作的《大夏》、商汤作的《大护》、武王作的《大武》，从夏朝以来，因年代久远，只留下名称，乐声听不到了。

　　从商代到周代，音乐集中在《诗经》中。

　　所以，从圣贤以下，大多通晓音乐。

　　譬如伏羲氏减瑟、周文王足琴、孔子击磬、子路弹瑟、汉高祖击筑、汉元帝吹箫。

　　汉高祖初年，叔孙通因袭秦人制定了汉代宗庙里所使用的音乐。

　　迎神于庙门时，奏《嘉至》乐，如同古代迎神时所奏的音乐。

　　皇帝进入宗庙，奏《永至》乐，以合行走时的节奏，如同古代的《采荠》、《肆夏》乐。

　　乾豆上献，奏登歌之乐，如同古代的清庙歌。

　　奏完登歌乐，奏《休成》乐，以赞美鬼神之祭。

　　皇帝在东厢坐定后，奏《永安》乐，以赞美礼仪的完备。

　　《休成》、《永至》二曲，为叔孙通所作。

　　汉高祖庙奏的是《武德》、《文始》、《五行》舞乐。

　　春秋时，陈国公子完投奔到齐国，陈国人是舜的后裔，因此，齐国也就有了韶乐。

　　因此，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后，竟觉得数月不知肉的滋味。

　　秦始皇消灭齐国，得到齐国的韶乐。

　　汉高祖继而灭秦，韶乐于是传到汉，只不过高祖将它改名为《文始》，以显示不因袭前人。

　　《五行》舞本是周代《大武》乐，始皇改名为《五行》。

　　到汉孝文帝时，又制作春、夏、秋、冬四时舞乐，以显示天下平安和顺，四时风调雨顺。

　　孝景帝时依据《武德》舞创制《昭德》舞，孝宣帝又依据《昭德》舞创制《盛德》舞，虽然几易其名，然而大多沿袭秦代。

　　到了魏、晋时期，所采用的都是古乐。

　　魏初三朝皇帝都创制过乐辞。

　　自从永嘉年间王室迁移，京城倾废，乐声传到南方，因此，古乐大备于江南。

　　宋、齐以来，及至梁代，所行礼乐之事，还是古乐。

　　三雍、四始，当时的确盛行。

　　等到侯景篡权反叛，乐师四处分散，其四舞、三调都流传到北齐。

　　北齐人虽然知道传授，但得到后并没有用在宗庙朝廷上。

　　我年轻时就爱好音律，留心于管弦。

　　现在虽然年事已高，差不多都还记得。

　　当东土平定，乐师返回家园，我前去进行查访，果真说是梁人所教。

　　现在《三调》、《四舞》都有一些能手，虽然他们不算很熟练，但也很有些雅声。

　　如果让他们教习传授，还可使古乐流传。

　　然后，将它们收集起来，摘其精要，根据发展情况加以增减，重新确定好的名称。

　　歌颂皇上的盛德，将雅正之风传于后世，这难道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谨抄录三调、四舞的曲名，另制作一些其他的歌辞。

　　其中有些声曲流宕，不能用之于朝廷的，也一并附在后面。

　　奏表上给皇上后，皇上又命太常寺归何妥管辖。

　　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及《革卑》、《铎》、《巾》、《拂》四舞。

　　在此之前，太常寺所流传的宗庙雅乐，几十年来只作大吕，废弃了黄钟。

　　何妥又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古人的初衷，于是上奏皇上请求再度使用黄钟。

　　皇帝下诏命令众卿讨论，众卿都同意这种做法。

　　不久，何妥的儿子何蔚做秘书郎，犯罪应当斩首，皇上同情他，减免了他的死罪。

　　从此对何妥的恩遇日渐淡薄。

　　开皇六年(587)，何妥出任龙州刺史。

　　当时，常常有一些背着书箱四处求学的人，何妥都亲自给他们讲学。

　　他写了《刺史箴》，雕刻在州门外。

　　任刺史三年后，因病请求还京，皇上有诏同意。

　　后又主管学事。

　　当时，皇上让苏夔在太常寺任职，参与商定钟律。

　　苏夔提出了一些建议，朝中官员大都赞同，惟有何妥不赞同，常常揭苏夔的短处。

　　隋高祖让朝中官员再议，朝臣大都反对何妥。

　　何妥又上密奏给皇上，指陈得失，大抵说的是时政得失，并指责当时的朋党。

　　于是，苏威和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都因此获罪。

　　后被任命为伊州刺史，何妥没去上任。

　　不久，又被授为国子祭酒。

　　死于任上。

　　谥号肃。

　　他一生中撰写了《周易讲疏》十三卷，《孝经义疏》三卷，《庄子义疏》四卷，以及和沈重等撰写的《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其他文集十卷，都流行于世。


刘炫传

　　刘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

　　少年以聪慧敏捷为人称道，与信都的刘焯潜心读书，十年不曾出门。

　　刘炫眼睛非常明亮有神，看太阳都不昏花，他的识记能力很强，没有谁能与他相比。

　　他左手画方形，右手画圆形，口里诵读，眼睛识数，耳朵倾听，五件事情同时做，没有一事遗漏或失误。

　　周武帝平定齐国之后，瀛州刺史宇文亢让他任户曹从事，后来的刺史李绘又任他为礼曹从事，以吏才出名。

　　一年多后，奉皇帝诏令与著作郎王劭一起编国史。

　　不久出任门下省，以备为皇上顾问。

　　又与诸位术士编修天文、历法，还在内史省兼任考核评定群臣的职务，内史令李德林，是博陵人，很尊重他。

　　刘炫虽然在三省都任过职，竟然没有得到官位，还被县司责成交赋税服劳役。

　　他向内史陈述了这件事，内史将此事转告给吏部，吏部尚书韦世康询问他有什么才能，刘炫自我陈述说：“《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以及孔安国、郑玄、王肃、何休、服虔、杜预等人的注，总共十三家，虽然掌握的意义有精细粗略之分，但都能够讲解传授。

　　《周易》、《礼仪》、《毂梁》，所下功夫就稍差一些。

　　史书诸子文集中的美好的言辞和事情，都牢记在心。

　　天文、历法等方面，也能穷尽其细微之处。

　　至于公文、信札，也未曾让别人代过劳。”吏部竟然不再详细测试，但是，在朝廷中的较为有名的十多人，担保证明刘炫所陈述的没有虚假，就这样，刘炫被授予殿内将军之职。

　　当时，牛弘奏请皇上在全国购买散失在民间的书籍，刘炫于是伪造了一百多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抄录后送到官府，领取奖赏而去。

　　后来有人控告他，经过特赦免去一死。

　　他因此被除名，就回到家里，以讲学授徒为业。

　　太子杨勇听说此事就召见他，等他到了京城，皇帝又诏令他侍奉蜀王杨秀，他故意拖延不到任。

　　蜀王大怒，将他戴上刑具送往益州。

　　没有多久，把他分派做了侍卫，让他拿着兵器当门卫。

　　不久放出，让他主管校对书籍等事，刘炫因此模仿屈原《卜居》作了一篇《筮涂土》来自我寄托。

　　等到蜀王被废，刘炫与群儒们一起修定《五礼》，授予旅骑尉之职。

　　吏部尚书牛弘提出建议，认为应该礼遇诸侯而绝旁枝，大夫要降一等。

　　现在的上柱国，虽然不同于古代的诸侯，与大夫相比照是可以的，官职在第二品，应当降旁亲一等。

　　议论者多数人认为应该这样。

　　刘炫反驳他们说：“古代做官的，只是直系一人罢了，旁系子弟不得做官，因此先王注重嫡亲，其宗子有分别授禄的主张。

　　旁系和直系比虽然疏远一些，但还要穿三个月的丧服，确实是由于享受到了恩惠。

　　现在做官，地位凭借才干而升迁，不受直系旁系的限制，与古代已经不同了，还有什么降不降呢？现在地位尊贵的人，多数忽略了近亲，假如再降低一等，那么人们道德意识的衰微，就会从此开始了。”于是这件事就作罢了。

　　开皇二十年(600)，皇帝废除国子四门以及州学县学，只设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

　　刘炫向皇帝上书，认为学校不应该废除，情理非常恳切，高祖没有采纳。

　　开皇末年，国家兴盛，朝廷内外都有攻取辽东的意图。

　　刘炫认为辽东不能攻伐，作《抚夷论》来讽谏这件事，当时谁也没有认识过来。

　　等到大业末年，三次攻伐都没有取胜，刘炫的话才得到证实。

　　炀帝继位，牛弘召引刘炫修订法律政令。

　　高祖在世时，由于文官大多是卑鄙之人，时间长了滋长奸诈，是时势使他们变成了这样。

　　又因为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妇女不守节。

　　于是定下制度，州县的僚属，三年更换一次，九品以上官职的妻子不能再嫁。

　　刘炫写文章论述不能这样做，牛弘接受了他的意见。

　　各郡都设置学官。

　　在外读书的人也按时发放补贴，这些都是从刘炫开始的。

　　牛弘曾对刘炫闲谈说：“按《周礼》记载士多而官吏少，现在府吏长史等官比以前的多百倍，处理政务的僚属们一旦减少就不够用，这是什么原因呢？”刘炫回答说：“古人委任专人办事，年末以考核为准，案件不再重新核对，文辞也不过于繁杂详尽，长官的责任，只掌握重要的东西罢了。

　　现在的僚属总要反复研究。

　　假使某个案件还不够成熟，不够周密，将会不远万里去追查核实百年之久的旧案，所以有谚说：‘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悬殊相差这样大，事情繁杂政治弊端重重，是此为缘故。”牛弘又问：“魏、齐的时候，府令长史办事从容，现在却没有一点闲暇，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刘炫回答说：“齐朝设立州府不过几十个，三府行台，顺次地统领着，下达文告之类的，也不过十余条。

　　现在的州府有几百个，这是第一繁杂。

　　过去州府只设置法纪纲要，郡府只设置守丞，县衙只有县令罢了。

　　至于其他的差役幕僚，就由各自长官聘任，接受诏令上任，而且每个州也不过几十个人。

　　现在却不是这样了，大大小小的官员，全部由吏部委任，非常细小的事情，都属于考核的对象，这是第二繁杂。

　　减少官员不如减少事情，减少事情不如心里清静，官员的事情不减少而希望从容办事，怎么可能呢？”牛弘很称赞他的主张，但是并没有采用。

　　任纳言的杨达推荐刘炫，说他学识渊博又有文采，经考试名列前茅，被授予太学博士。

　　一年多以后，因其官阶太低而离职，回到长平。

　　奉皇帝诏令追赶刘炫去见皇上。

　　因有人说他没有好的品行，炀帝也就罢了，刘炫就回到了河间老家。

　　这个时候，群盗蜂起，粮食价格暴涨，经书中的大道理无法传播，教化传授无法进行。

　　刘炫与妻子儿女相距百里，音信断绝，心中苦闷而又不得志。

　　刘炫在郡城，粮食断绝。

　　他的门人大多跟随盗贼，可怜刘炫穷苦匮乏，就到郡城下面向郡官索要刘炫，郡官方才放出了他。

　　刘炫被盗贼裹胁，过城堡。

　　没有多久，盗贼被官军所攻破，刘炫饥饿又没有依靠，又投奔到县城。

　　长吏认为刘炫曾与贼有关系，害怕发生变故，就不放他进城，这时候的夜非常寒冷，于是在寒冷和饥饿中死去，时年六十八岁。

　　其后他的门人给他加谥号叫“宣德先生”。

　　刘炫性情急躁而又争强好胜，也很幽默诙谐，又爱自大自夸，喜欢轻慢当世之士，被执政者所瞧不起，因此仕途不通达。

　　他的著作有《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算术》一卷，都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