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百八十二 列传一百七十〇　儒林(一) 范祖干(叶仪 何寿朋 汪与立) 谢应芳 汪克宽 梁寅 赵汸 陈谟 薛瑄(阎禹锡 周蕙 薛敬之 李锦 王爵) 胡居仁(余祐) 蔡清(陈琛 林希元 王宣 易时中 赵逮 蔡烈) 罗钦顺 曹端 吴与弼(胡九韶 谢复 郑伉) 陈真晟 吕柟(吕潜 郭郛 王之士) 邵宝(王问 王鉴) 杨廉 刘观(孙鼎 李中) 马理 魏校(王应电 王敬臣) 周瑛 潘府 崔铣 何瑭 唐伯元 黄淳耀(黄渊耀)

范祖干传

　　范祖干，字景先，金华人，太祖攻下婺州后，与叶仪一同奉召，祖干以《大学》进呈太祖。太祖问治国之道以何者为先，祖干回答：“不出此书。”又进一步解释说：帝王治国之道，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必须对上下四方都要公平正直，使万物各得其所，然后才谈得上治理。太祖说：“圣人治国之道，为万世准绳。我自起兵以来，如果不是号令统一，赏罚分明，何能令人口服心服，以武功平定祸乱，以文治达到太平，均是治国之道。”于是命叶仪与范祖干同为咨议。祖干为了奉养父母，辞归故里，父母皆过八旬而寿终，家贫不能安葬，乡里为之办理丧事，当地官府将此情形上报，朝廷为祖干立“纯孝坊”以表彰，学者因此称祖干为“孝纯先生”。


叶仪传

　　叶仪，字景翰，金华人，是许谦的弟子。许谦教导他说：“学者必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发心术、变化气质为先。”仪早晚均以此来告诫鞭策自己，探究其中深意。不久，他收徒讲学，士人争相拜他为师。他对弟子们说：“圣贤的言行，尽在于《六经》、《四书》之中，其言简义深。近代先儒的言论都是如此。通过他们的言词来探求其思想，慢慢体会，久而久之必有所得，切不可先立自己的主张，妄自评论是非。”太祖攻克婺州，召见叶仪，授为咨议。仪以年老多病为由，力辞其职。不久，知府王宗显聘仪及宋濂为《五经》师，但时间不久，他便辞归故里，隐居养亲。其著作有《南阳杂稿》。吴沉认为此书见识精微，道理明白，一丝不苟。叶仪安贫乐道，至终不变。其门人著名者有金华的何寿朋。


谢应芳传

　　谢应芳，字子兰，武进人。自幼好学，潜心研究性理，以道义、名节自励。元至正初年，隐居于白鹤溪上。建有一栋小屋，门楣上写着“龟巢”二字，世人因以为号。本郡请他教导子弟，其教学先注重实质然后再讲文采，学生皆遵循他的教导。应芳痛恨异端邪说扰乱人们视听，曾辑录圣贤格言及古今明鉴，合为《辨惑编》一书。有人荐举他为“三衢书院”山长，他不肯。元末，天下兵起，应芳至吴地避难，吴人争相聘请他去教导子弟。

　　若干年后江南平定，他才返回家乡，这时已年过七十。他迁居芳茂山，虽家徒四壁，却安逸自得。官府强行起用他修撰郡志，虽年事已高，但仍勉力治学。达官缙绅凡经过本郡者，都要去拜望他，应芳身着粗衣接待来客。平时谈论的也是关于教育、民情等，教人行善之志始终不减。其诗文高雅，含义深远。而他自认为心得最多的是在理学方面。享年九十七岁。


汪克宽传

　　汪克宽，字德一，祁门人。十岁时，父亲教他学习双峰饶鲁的著作，能即刻有所领悟。读《四书》能自己断句，日夜学习，其刻苦专心的程度是别的儿童所难以比拟的。后随父亲到浮梁，向吴仲迂求教，求学之心更切。元泰定中(1326)，乡试中举，而会试落第。他愤愤不平地抛弃科举而致力于经学。研究《春秋》以南宋胡安国的《春秋传》为主，广泛参照其他各家之说，荟萃成书，名为《春秋经传附录纂疏》。关于《易》的研究，有《程朱传义音考》。关于《诗》的著作有《集传音义会通》。关于《礼》的著作有《礼经补逸》。关于《纲目》有《凡例考异》。捧着经书从各地前来求教的人甚多。至正年间，蕲州、黄州兵至，克宽的房舍财产尽被焚掠，常常无米下锅，而他却满不在乎。

　　洪武初年，克宽被招聘至京师，参加《元史》的编修。书成后，朝廷授他官职，他以年老多病辞谢，太祖赐他银币送归故里。洪武五年(1372)冬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梁寅传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祖先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寅完全靠自学，精通《五经》和诸子百家。多次应考不中，便放弃科举之道。集庆路招聘他为儒学训导，任职二年，因父母年老，辞归供养。第二年，各地反元起义蜂起，梁寅隐居，以教授子弟为业。

　　太祖平定四方后，诏征天下名儒编修礼乐，寅应征，这时他已六十多岁。当时朝廷将礼、律、制度分立三局，寅在礼局。由于议论精当，受到其他儒士的推崇。全书编成，朝廷赐予金银彩帛，授以官职。梁寅以自己年老有病辞谢，回到家乡，住在石门山，四方学士登门求学，称他“梁五经”，又称“石门先生”。有邻县子弟初次任官，前来倾听梁寅的教诲。寅告诉他：“清、慎、勤是做官的三字符。”问他关于天法王道的要义，寅微笑道：“言语讲忠信，行为重踏实，这就是天德；不贪财、不害民，这就是王道。”这人回来说：“梁子所言平常得很。”后来此人因言行不检点而身败名裂。这时才有所醒悟地对人说：“我不敢再去见石门先生。”梁寅享年八十二岁。


赵汸传

　　赵汸，字子常，休宁人。天资过人。拜师求学之初，读朱子注释的《四书》，有许多疑问不能解决，便通读朱子的全部著作。他听说九江黄泽的学问道德都好，即去与之交游。黄泽治学以自思自悟为主，采用启发式方法教育他人。赵汸一再登门拜访，从泽那里得到对《六经》疑难问题千余条的解释后才回归。不久，又在那里留住了两年，得到黄泽口授六十四卦的大义与学习《春秋》的要领。以后又与临川虞集交游，从虞集那里得知吴澄之学，回家乡筑“东山精舍”，专门读书著述。他每天鸡鸣即起，静心默坐。从此以后，其学问造诣日趋精深，诸经无不贯通，尤精于《春秋》。他最初送给黄泽看的著作为《春秋师说》三卷，后来扩充为《春秋集传》十五卷。《礼记》经解中“属辞比事《春秋》教”一语，汸据此又著《春秋属辞》八篇。凡学《春秋》者，必先查考《左传》所载事实。西晋杜预、北宋陈傅良都是这样，有所收获。汸认为他们各有不足，于是又著《左氏补注》十卷。当时正值元末，义军蜂起，汸在战乱中颠沛流离，但读书做学问的事却从未懈怠。


薛瑄传

　　薛瑄，字德温，河津人。天资聪敏，初上私塾学堂，就攻读《诗》、《书》，并能背诵。其父薛贞任荥阳教谕时，蠧亦随行，这时年仅十二岁。所做诗赋受到荥阳监司的赞赏。当得知高密魏希文、海宁范汝颢精于理学时，薛贞把他二人聘为薛瑄师傅。从此，蠧将所做诗赋全部焚毁，潜心于探究程颢、朱熹学说的渊源，以至于废寝忘食。后来其父调鄢陵为官，蠧成为鄢陵生员，永乐十八年(1420)，参加河南乡试，中第一名，第二年又中进士，因省亲归家。父亲去世，蠧完全按照古礼守丧。宣德年间守丧期满，授任御史。这时，杨士奇、杨荣、杨溥执政，想招见他，他不肯去。出朝监湖广银场，每天研究理学著作，学问更有进步。因母亲去世，归家守丧。

　　正统初回朝，尚书郭琎举荐为山东提学佥事。他首先向学士宣布白鹿洞学规，亲自为学生讲课。有才学的人感到他很宽厚，不肖者则惧怕他的严厉，都称他为“薛夫子”。王振问三杨：“吾乡谁可为京卿？”三杨提出薛瑄。于是召蠧为大理寺左少卿。三杨明白用蠧是王振的意思，欲要蠧去见王振，由李贤把这意图告诉薛瑄，蠧严肃地说：“朝廷拜官授爵，却去向私家谢恩，这样的事我不干。”其后凡在东阁议事，公卿们见振多打躬作揖，唯独薛瑄屹然不动，振去向他施礼，蠧也不还礼，从此王振对蠧怀恨在心。

　　某指挥去世，其妾美貌，王振的侄子王山欲纳为妾，指挥之妻不允，妾便诬陷指挥之妻毒杀亲夫，下都察院审讯，屈打成招。蠧及同僚为指挥之妻申冤，三次都被驳回。都御史王文秉承王振的旨意，诬劾蠧及左、右少卿贺祖嗣、顾惟敬等故意制造王山的罪名。王振又暗示谏官弹劾薛瑄等受贿，均被下狱，论蠧死罪，祖嗣等减刑惩处。蠧在狱中等待处决时，仍读《易》如故。薛瑄有三子，一子愿代父死，另二子愿充军以减父罪，均未被允准。蠧行刑前，王振家奴在厨房哭泣，问他何故，他哭得更厉害，边哭边说：“听说今日薛夫子将要处斩。”王振为言所动。经刑科三次陈奏及兵部侍郎王伟的援救，免去了薛瑄的刑罚。

　　景帝即位，由于给事中程信的举荐，起任薛瑄为大理寺丞。也先入侵，蠧守北门有功。不久督贵州军饷，事毕后请求退休，学士江渊奏请留任。景泰二年(1451)，蠧被推举为南京大理寺卿。有一富豪杀了人，但久不判决，蠧依法处置。朝廷招他回京任北京大理寺卿。苏州发生饥荒，贫民抢夺了富豪粮食，焚烧了他们的房屋，逃往海上。王文以阁臣职务巡视江南，定苏州饥民以反叛罪，拟处死二百余人。薛瑄竭力为饥民辩护，王文愤怒地说：“这个老头还是像往日一样倔强。”然而还是减了苏民的死刑。薛瑄多次告老还乡，不准。

　　英宗复辟，拜薛瑄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王文、于谦下狱，英宗令群臣讨论文、谦二人的罪行，石亨等主张对他们施以极刑。蠧见石亨、曹吉祥等败坏朝政，上疏呈请辞官归家。英宗内心本器重薛瑄，但嫌他年老，也就准予退休。

　　薛瑄之学本于程朱，修身教人，以恢复人之本性为主，修养很深，言行均成典范。他曾说：“自考亭朱熹以后，天理已十分明白，无须再有什么著述，只要身体力行就是了。”著有《读书录》二十卷，其文简明扼要，均是讲自己的心得，学者甚加尊崇。蠧于天顺八年(1464)去世，终年七十二岁。朝廷赠礼部尚书，谥文清。弘治年间，给事中张九功奏请供奉于文庙，朝廷则诏令蠧故乡建祠祭祀。不久，给事中杨廉清颁《读书录》于国学，让六馆学习。还请朝廷恩赐祠名，朝廷诏名“正学”。隆庆六年(1572)，批准廷臣的请求，将薛瑄供奉于孔庙之中。其弟子中间有阎禹锡，也是一代名儒。


胡居仁传

　　胡居仁，字叔心，余干人。闻知吴与弼在崇仁讲学，便去与之交游，而完全放弃做官的念头。他治学以忠信为先，以把握善心为要，随时保持戒慎之心，因而命名他的居室为“敬斋”。他为人端庄持重，对妻子相敬如宾。时常备一记事册，详细记录自己言行的得失，用以做自我考察。他生活简朴，破旧衣服，粗茶淡饭，安逸自如。虽住在山谷中，而四方前来求学的人甚多。他告诫他们：“学是为了自己，而不是要显名于世。”谈到治国安邦，他说：“唯行王道，才能使万物各得其所。”所著《居业录》，是取“修辞立诚”之义。他常说：“与我的学理相似的莫如禅学。后生学者误认为自我反省就会流于禅学，有的欲杜绝一切思念而求静。殊不知圣贤唯有自我警戒，遇事谨慎，常存思惧之心，自然就没有邪念。这样不求静又何尝不静。故卑下之人沉溺于功利，高傲者不务实际，其弊端有二，一在所见不真，一在功夫间断。”曾做《进学箴》曰：“人们有了诚实敬戒之意，他天赋的善心就自然存在，长期身体力行，大家都有了仁爱之心，都见于行动，治家治国，就能完成圣人的事业。”

　　居仁禀性淳厚诚实，居丧期间，身体非常虚弱，非扶杖不能起身，三年不回自己卧室，与人谈话从不涉及利禄。他与罗论、张元祯友好，多次聚会于弋阳龟峰。他曾说，陈献章之学近于参禅悟道，庄昶的诗只是豪放无羁而已，此风一成，为害不小。认为一般儒生的毛病在于著述既多又杂，认为朱熹大可不必去注释《参同契》、《阴附经》这样道家的书。督学李龄、钟成相继聘请他去主持白鹿书院。路过饶城时，淮王请他去讲解《易传》，待他如同贵宾、师长。当时吴与弼以其学问而著名于世，受到朝廷重视，然学者中也有说三道四的。居仁则闭门修养，终身为平民，人们认为薛蠧之后，正直无暇者，只有居仁一人。年五十一岁而逝。万历十三年(1585)供于孔庙随同祭祀。追谥文敬。


余祐传

　　余祐，字子积，鄱阳人。十九岁拜胡居仁为师，居仁将女儿许配给他。祐于弘治十二年(1499)中进士，授南京刑部员外郎，因得罪太监刘瑾而落职。刘瑾被诛后，又起任祐为福州知府。镇守太监购物不付钱，民众向余祐控告，祐安慰他们，答应将此情形上报朝廷，镇守太监害怕了，稍有收敛，但却怀恨在心，遣人入京告诉其党羽：“不除去余祐，镇守什么事也办不通。”但祐素来清廉，抓不到把柄。不久，调任山东副使，父亲去世，归家守丧。三年期满，起任徐州兵备副使。宦官王敬运宫廷所用之物入京，多挟持商船，因与知州樊准、指挥王良不和，王良揭发他携带违禁物品，王敬畏罪，去求祐为他解脱，祐不允。敬诬奏樊准等殴打他，一并将余祐逮捕，被贬为南宁府同知。稍后，调任韶州知府。他投呈自劾，辞官而去。嘉靖初年调任云南布政使，因太仆寺召他回京而未成行，改为吏部右侍郎，此时，祐已去世。

　　祐墨守其师胡居仁的学说，在狱中著《性书》三卷，其中说道，程朱专以“诚敬”二字教人，学者若真能去掉不诚不敬便可，否则不能达到古人的修养境界。当时王守仁著《朱子晚年定论》，认为朱子之学最终归于存心养性。余祐则认为：“朱子论心学有三个阶段的变化，存斋记述他的话，是他年少时的见闻，后见到延平，才感到过去所说的不对，聆听五峰之学于南轩，其言论又有变化。最后改定了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言论，然后本质与现象不偏废，动静交相作用，这就是朱熹最后的定论。怎能把朱熹少年时的见识说成是晚年的定论？”这种见解公开后，守仁的门徒也不敢非难。


蔡清传

　　蔡清，字介夫，晋江人。年少时到侯官，跟从林王比学《易》，尽得其精髓。成化十三年(1477)乡试第一，二十年中进士，但不愿做官，请求归家讲学，而后选为礼部祠祭主事。王恕主持吏部工作时，器重蔡清，调任稽勋主事。清向王恕提出两条建议，一是整顿纪纲，一是荐举刘大夏等三十余人，恕均采纳。不久，因母亲去世归家守丧，三年期满复官任祠祭员外郎，后改任南京文选郎中。有一天忽然心动，请求归家奉养父亲，回家仅两个月父亲便去世。从此居家教授学生，再不出来做官。正德改元，起任他为江西提学副使。宁王宸濠骄横无忌，每月初一、十五，地方官员都先去朝拜宁王，次日才去文庙，清认为这样不妥，应该先文庙后宁王。宁王生辰，令各地方官员穿朝服去庆贺，清认为此不合礼制，只把平时系在衣服前的围裙解掉而前往参拜，宁王颇不高兴。宁王要求恢复护卫，清背后非议。宁王欲诬陷他诋毁诏旨，清则请求辞职归家。宁王假意挽留，并欲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清之子为妻，清则坚决辞官而去。刘瑾知道天下人在非议自己，于是援用蔡京召杨时的故事，起用蔡清为南京国子祭酒。朝命刚下，而清已去世，这时是正德三年(1508)，寿终五十六岁。

　　蔡清的学术思想，最初主张静，以后主张虚，故以虚为其斋名。清平生凡事必亲自实践，虽贫而好施舍，同族乡党都依赖于他。他以精通《易》而著称。嘉靖八年(1529)，其子推官存远将他所著《易经》、《四书蒙引》呈送朝廷，诏令刊刻流传于世。万历中追谥文庄，赠礼部右侍郎。其门人有陈琛、王宣、易时中、林同、赵逯、蔡烈，均为当时名儒。其中以陈琛最称著。


罗钦顺传

　　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授编修。后迁调南京国子监司业。与祭酒章懋一同教导士子。不久，送父母返乡，并请求在家奉养。刘瑾大怒，削去钦顺官职，降为平民。刘瑾被诛后复官，调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再调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回北京任吏部左侍郎。世宗即位，命他代理尚书。不久调任南京吏部尚书，为省亲请求回归故里。后改任礼部尚书，这时正值父母去世，须在家守丧，未能赴任。服丧期满，朝廷再起任他为礼部尚书，他辞谢而不就任。再改为吏部尚书，并下诏催促他赴任，他仍推辞。最后，准许他退休，仍由地方政府按时付给禄米。钦顺所以多次不肯奉诏赴任，因为当时有张璁、桂萼这班人执掌朝政，他们树立权势，排斥正人，钦顺耻于与他们同列。

　　钦顺在家闲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潜于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创立“心学”，一时间有才学的人，不约而同皆拜他为师。钦顺致书守仁说：“圣人教化世人：既要研究学问，又要身体力行，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其教训是很清楚明白的。如果不向外界学习，而只在内心反省体验，则‘正心诚意’四字无所不包，又何必于入门之际而忙着去研究各类事物呢？”王守仁回信说：“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学问未尝不是内心之事，而内心反省体验也曾抛弃身外之物。”二人就“格物致知”与“正心诚意”这个传统主题进行反复辩论，直至王守仁去世。

　　钦顺的学术研究，专心致力于穷理、存心、知性这三个命题。开始从佛学入手，后渐渐认识到佛学中的错误，便排斥佛学。他指出：“佛学之明心见性，与我儒学之尽心知性外表相似，而实质不同。佛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今人的明心之说，与佛家的禅学混为一谈，殊不知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道理不明就是因此而造成的，钦顺不能为之耽忧。”因著《困知记》。

　　钦顺自号整庵，享年八十三岁。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曹端传

　　曹端，字正夫，渑池人。永乐六年(1408)中举。五岁时见到《河图》、《洛书》，便去问他的父亲。长大后专心研究性理。他做学问必亲自实践，以求静心为要领。在读宋儒所著《太极图》、《通书》、《西铭》这些著作时，不禁感叹说：“道就在这些书里面。”意志坚定地进行研究，坐位下踏脚的砖都被磨穿了。他对父母十分孝敬，父亲好佛学，他著《夜行烛》进呈父亲，其中说：“佛学以空为性，不是自然界赋予之性。老子是以虚为道，而不是引导人之本性发展的道。”父亲十分欣赏他的见解。父母相继去世后，他在庐墓旁守丧六年。

　　端初读谢应芳的《辨惑编》，十分喜爱，便抛弃佛经、巫术、风水、时运之说。他上书本县县令，毁掉淫祠百余座，设立里社、里谷坛，让百姓祈祷丰年。逢灾荒之年，劝官府赈济，使百姓免于死亡。任霍山学正时，提倡孔孟之学，诸生听从其教诲，郡内之人都受到教化，以诉讼为耻。知府郭晟问他如何治理政事，他说：“要公道廉洁，公道则民不会谩骂，廉正则衙吏不敢欺骗。”晟恭敬地接受这个意见。他父母去世，渑池、霍州的生员都到他护守的墓边就学。守丧期满，改任蒲州学正。霍、蒲两县各上书争着要他。霍州先奏故至霍州。端在霍州先后十六年。于宣德九年(1434)去世，时年五十九岁。诸生哀悼三年，霍山人民都为之哀悼，连童子都流泪。因家贫不能运回家乡安葬，留葬霍州。二子曹瑜、曹琛，在霍山守墓，相继去世。葬父亲墓侧，后来才迁回渑池。

　　端曾说：“要学到圣人之道，须在太极上立脚根。”又说：“做人须为志士、勇士，不忘向上。”又说：“孔子、颜渊乐于仁，孔子安于仁义而乐在其中，颜渊不违仁而致其乐，程子令人自得其乐。”又说：“天下无性外之物，性无所不在，性就是理。性的别名曰太极、曰至诚、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则一。”

　　当初，伊、洛诸儒，自程明道、程伊川之后，刘洵、李吁等人投入二程门下，元代河南许衡、洛阳姚枢讲道于苏门，北方之学者都奉为宗师。至明朝兴起三十余年，曹端崛起于崤、渑间，倡明这宏伟独到的学术，被当时人推为明初理学之冠，所著书有《孝经述解》、《四书详说》、《周易乾坤二卦解义》、《太极图说》、《通书》、《西铭》释文以及《性理文集》、《儒学宗统谱》、《存疑录》等。

　　霍州李德与端是同时人，也讲学于本乡，会见曹端后对诸生说：“学不厌，教不倦，乃曹子之盛德。他了解古今，通晓事变，我的学识很少能赶得上他的。古人云‘得经师易，得人师难’，你们已得到了‘人师’。”拜辞而去。端也风格高尚，命诸生将李德请来讲学。

　　曹端曾著有《川月交映图》，模拟太极，故学者称他为“月川先生”。去世后，被世人谥为静修。正德年间，尚书彭泽、河南巡抚李桢都请求将曹端供奉于孔庙一同祭祀，这个请求未能实现。


吴与弼传

　　吴与弼，字子传，号康斋，崇仁人。父吴溥，建文时为国子司业，永乐年间为翰林修撰。与弼十九岁那年见到《伊洛渊源图》一书，非常仰慕。他不去参加科举考试，闭门尽读《四子》、《五经》及程朱的著作，数年不下楼。中年时，家境更贫，他参加耕稼，凡是不正当的利益，丝毫不取。对于四方前来求学的人，他教诲不倦。正统十一年(1446)，山西佥事何自学向朝廷举荐，请授他文学高职，后来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宁又向朝廷荐举，他都不肯接受。他曾叹息说：“宦官、佛教不除掉，要想天下治理好，是困难的。”景泰七年(1456)，御史陈述奏请朝廷聘请他为皇帝讲经，或在国子监讲学，教育贵族子弟。朝廷诏令江西巡抚韩雍备礼聘请，他仍是不肯就职。

　　天顺元年(1457)，石亨打算召来一些贤者，以表示自己对他们的尊重，便与大学士李贤商议，嘱咐他起草奏疏，向皇帝推荐。英宗命李贤起草诏书，遣行人曹隆带着礼物庄重地征召吴与弼上京。与弼到了朝廷，被授左春坊谕德之职，他上疏辞谢。皇帝在文华殿召见，问他为何辞职，回答说：“我不过是个贫贱之人，本无高深学问和高尚德行，陛下听到的并非真实情形，又不幸有好狗马的毛病。朝廷令使臣带重礼来召我，臣惭愧地受到特殊优待，不能不勉力来到京师。我今年已六十八岁，实在不能为官。”英宗说：“在宫中做官，事情不多，不必推辞。”赐锦缎酒食，遣宦官送回住处安息。并对李贤说：“此老头并非迂阔之人，务必令他就职。”皇上对他待遇越优厚，他辞谢得越坚决，上疏说：“臣学术浅陋荒疏，如果冒昧受禄，必耽误公事。”皇帝不许。与弼不得已，只有请求不穿朝服，仍住在馆舍中，借读于秘书阁。在京师留住了两月，因病力请回乡，在李贤的劝说下，皇帝同意了，派行人送还，命当地官府每月给与弼米二石。与弼回家后，上表称谢，并陈奏尊崇圣人之学说主张、广建学校等十事。成化五年(1469)逝世，享年七十九岁。

　　吴与弼初到京师，李贤推他上座，以尊敬师长之礼相待，而令编修尹直坐于侧。尹直非常气愤，出来就诽谤与弼。与弼回到家乡，知府张王贵求见不得，很不高兴，募人代与弼的弟弟投文控告与弼，张王贵立即派人把与弼逮捕至府衙大加侮辱，然后送回。与弼知道这不是出自其弟本意，仍与他友爱。编修张元桢不知张王贵诬陷与弼一事的始末，致书讥笑他，其中有“上告素王，正名讨罪，岂容先生久窃虚名”之语，尹直也把这件事写在《琐缀录》中。有人说与弼在为石亨族谱所写的《跋》中，自称“门下士”，士大夫因此对与弼有非议。后来顾允成指出：“这是那些爱管闲事的人干的。”后来，吴与弼的学生都能入祠享受祭祀，而与弼却不能。所著《目录》，都是记录自己平生学问所得。

　　其门人最著名的有胡居仁、陈献章、娄谅，其次是胡九韶、谢复、郑伉。


陈真晟传

　　陈真晟，字晦德，漳州镇海卫人。最初参加乡试时，听说官府防察过严，不按礼节对待士人，深以为耻辱，激愤之下拒绝参加考试，从此潜心圣贤之学。读《大学或问》，见朱子反复强调主敬，乃知“敬”为《大学》的起点和基础。又得程子‘主一’之说，便专心研究，他说：“《大学》的诚意是铁门关，‘主一’二字是开关的玉钥匙。”天顺二年(1458)至朝廷呈送其《程朱正学纂要》。该书首先采用程氏学说的体制，其次采取朱子的论述，再次做二图，一图说明圣人的思维随天地一同运行，一图说明治学的思想要遵循天地运行规律，最终落脚于推举贤明导师，辅助太子，重视教育。朝廷命礼部讨论书中的建议，但为侍郎邹干搁置不办。真晟回到家中，闻知临川吴与弼在本乡讲学，便去请教，路过南昌在张元祯家留宿，俩人谈论后，元祯大加推崇，对他说：“圣人之道，自程朱以后，只有先生得其真义，至于康斋(吴与弼)，不可求见，也不必求见。”于是他又折回福建，深思静坐，自号“漳南布衣”。成化十年(1474)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真晟没有拜过师，只是从流传下来的经书中得到学问。他自己感到居于海滨偏僻之地，应出去访求当世学者，虽未同吴与弼讨论过学问，但二人学说颇相近似。


吕柟传

　　吕柟，字仲木，高陵人，别号泾野，学者称他“泾野先生”。正德三年(1508)中进士第一，授修撰。刘瑾与吕柟同乡，想召他去，木冉推辞不去。瑾恼恨木冉为人正直，欲杀他而后快，木冉称病辞官而去，直到刘瑾被诛后，才由人荐举复其官职。乾清宫发生火灾，木冉应诏陈奏六事，其中说要除去义子，遣散番僧，取回镇守太监，这些都是别人不敢说的话。这年秋，因父病辞职归家。由于都御史盛应期，御史朱节、熊相、曹皀等多次上书举荐，世宗即位后首先召木冉回朝。木冉上疏劝皇上勤学，以促进新政，其中说：“严格要求自己，即使独处而无人注意时，也要谨慎不苟；对上能符合天意，亲贤人远谗言，对下与百姓心心相通，这样才可以使天下太平。”

　　在讨论登基大礼问题上，与张桂意见不合。他自陈十三事，其中说大礼未定，而向皇上说奉承话日多，皇上应引为己罪。世宗大怒，将他下狱，贬为解州判官，代行州事。吕柟在解州抚恤那些孤独无靠的人，鼓励发展农桑，兴修水利，筑堤保护盐池。推行《吕氏乡约》及《文公家礼》，寻求子夏的后裔，建立司马温公的祠堂等等。四方学者前来的日多，御史将解梁书院给他们居住。嘉靖三年(1524)，御史卢焕等又多次向朝廷举荐，因而升任南京宗人府经历，后调任尚宝司卿。吴、越、闽、楚的学士随从他的有百余人。后晋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太庙火灾，自己请求罢官，未准。选为国子监祭酒，晋升为南京礼部右侍郎，兼理吏部事。世宗要亲自祭祀显陵，木冉多次上疏劝阻，但奏疏未呈于皇帝。这时天象发生剧变，他乘时呈请辞官归家，六十四岁逝世。为哀悼他，高陵人关门闭户三天。解梁及四方学者闻耗，皆设灵位哀念。世宗闻知，辍朝一日，赐祭葬。

　　木冉受业于渭南薛敬之，承接河东薛蠧的学术思想。其学以探求道理付诸实践为主，在南京做官时，与湛若水、邹守益共同主持讲座。做官三十余年，家无一件像样的东西，但终身没有怠惰的神情。当时天下讲学术的人，不是归于王守仁一派，就是归于湛若水一派，而坚持程朱思想不变的，只有吕柟与罗钦顺二人。其著作有：《四书因问》、《易说翼》、《书说要》、《诗说序》、《春秋说志》、《礼问内外篇》、《史约》、《小学释》、《寒暑经图解》、《史馆献纳》、《宋四子抄释》、《南省奏稿》、《经野诗文集》。万历、崇桢年间，李祯、赵锦、周子义、王士性、蒋德瞡等人，先后奏请将木冉供奉于孔庙内一同祭祀。朝廷下礼部讨论，但已来不及付诸实行。其弟子有泾阳吕潜、张节，咸宁李挺等，皆有学问、德行。


邵宝传

　　邵宝，字国贤，无锡人。十九岁师从江浦庄昶，成化二十年(1484)中进士，授许州知州。每月初一，在学宫招集诸生，讲明义利、公私之辨。他考正春秋时人颍考叔的祠墓地点，并将魏文帝庙改为汉愍帝祠，不称献帝而称愍帝，这是遵从汉昭烈帝刘备所尊的谥号。有巫师说地下出现龙骨会有祸、福降临，故弄玄虚，邵宝将“龙骨”当众毁掉，杖打巫师，将其驱逐。他亲自考查农业生产状况，仿朱子社仓，建立粮食的积散制度，实行计口浇田法，以备灾荒。

　　弘治七年(1494)回朝任户部员外郎，后任郎中，又出任江西提学副使。在江西，他祭祀周元公(周敦颐)祠，修白鹿书院学舍，安置学士。其教育思想以求知实践为本。江西地方风俗好听阴阳家的话，以致有父母死后数十年不葬者。邵宝下令：凡士子不葬父母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于是相继安葬双亲者数以千计。宁王宸濠欲求他的诗文，被严厉拒绝。后宸濠谋反失败，官府清查他的文书，唯独没有邵宝的片纸只字。后调任浙江按察使，再升为右布政使。在与镇守太监勘察处州银矿时提出：“开银矿耗费多收获少，劳命伤财，恐怕会引发其他事变。”奏请终止其事。晋升为湖广布政使。

　　正德四年(1509)升为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刘瑾独揽政权，邵宝在京师绝不与他往来。瑾对漕帅平江伯陈熊十分不满，想要邵宝出面弹劾，遣校尉数人去把邵宝邀到左顺门，对他进行威胁，张彩、曹元自内出来对邵宝说：“你弹劾了平江伯，以后就没事了。”宝回答说：“平江伯是功臣之后，他总督漕运不久，没有大的过失，不知弹劾他什么。”张、曹二人哑口无言，过了三天，给事中弹劾陈熊和邵宝，勒令他辞官返家。

　　刘瑾被诛后，朝廷又起用邵宝，巡抚贵州，不久调任户部右侍郎，进升左侍郎，又命他兼左佥都御史，处置粮运事宜。又参与联合勘察通川城濠。不久，奏请回家奉养父母，御史唐凤仪、叶忠等奏请留用，于是拜为南京礼部尚书。他再次上疏辞职。世宗即位，起任前官，他再次恳请辞职，回家奉养老母，世宗允准。以后逝于家中，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邵宝三岁丧父，对母亲过氏至孝。刚十岁时，母亲有病，他撰文祝告天地，愿减短自己的生命而使母亲益寿延年。后来辞官归家奉养母亲时，他左手已麻木，但仍从早到晚侍奉母亲，从不懈怠。其学问以程朱之学为本，曾说：“我愿做个名符其实的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年轻时在南畿中举，受到李东阳的赏识。其诗文典雅，效法东阳。他博览群书，一有心得便记述下来，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义，因取名为“日格子”。其著作有《学史录》、《简端录》。巡抚吴廷举将此二书进呈朝廷。此外还有《定性书说》、《漕政举要》诸集若干卷。学者称他为“二泉先生”。


杨廉传

　　杨廉，字方震，丰城人。父杨崇，曾任永州知府，受业于吴与弼弟子胡九韶。廉继承家学，早年就以文章著称于世。成化末年中进士，改为庶吉士。

　　弘治三年(1490)，授南京户科给事中，第二年京师地震，杨廉就此事弹劾执政大臣。五年，借发生灾异的时机上陈六事：一、经筵停罢时，应令讲官每天轮流值班听候皇上询问。二、招回因直言规谏而遭贬谪的官员，不当限定台臣谏诤皇上登基后的事。三、治两浙、三吴水患，停止额外织造。四、招回隐退诸臣。五、修改法律条例。六、发生灾异应鞭策甚至罢免某些大臣。最后还说，凡国家大政方针，应招集大臣面议，给事中、御史随后驳正。这些意见孝宗都加以采纳。吏部尚书王恕遭到诽谤，廉奏请斥责诽谤者及奸邪之人，劝皇上不要被他们所迷惑。母亲去世，服丧期满，起任刑科官员。他奏请祭祀薛蠧，将其《读书录》贮存于国学。第二年三月，诏令下旬开经筵，为皇帝讲解经文。杨廉认为：“按成例，经筵一月举行三次，如果上月终开始，下月初即停止，那能进讲多少？而经筵开始后，隔日继讲，今迟一日开经筵，就会停一日之讲。”这个意见上呈给了皇帝。因父亲年迈，为就近奉养，调至兵科。宦官李广死，从他那里获得廷臣贿赂他的账册。谏官弹劾行贿的人，皇帝本想追究，但又中止。廉率领同僚力争，皇帝拒不接受惩办行贿者的请求。随后，廉申明祀典，认为宋儒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从祀之位应排在汉、唐诸儒之上。孔子故乡阙里的孔庙中，当改立木神位“，大成”本是乐名，用于作为谥号，不合谥法。这些意见均未采行。调南京光禄寺少卿。

　　正德初改任太仆寺卿，又改任顺天府尹。这时京都军队多次调遣，其车费动辄数千金。廉奏请用大兴县递运余银供给。还奏请豁免夏税粮一万五千石。考虑到州县会对百姓巧取豪夺，而设置“岁办簿”，登载税收，使地主官吏无法作弊。乾清宫遭火灾，廉极力陈奏时政之失误，但奏疏被扣留未进呈皇帝。第二年升南京礼部右侍郎，上疏劝阻皇帝南巡，这奏疏也未上报皇帝。武帝驻南京，命百官着军服朝见，廉认为不可，请求依照通常朝拜礼仪，还请皇上去谒见太庙，这些意见均被采纳。世宗即位，调任尚书。

　　杨廉与罗钦顺友好，讲求“居敬穷理”之学，认为文章必以《六经》为本。他自礼乐、钱粮至星历、算术，都知其本末。学者称他为“月湖先生”。他认为帝王治国之道，最要紧的是按照《大学》中的教导。自从任给事中起就上书说：“向皇帝进讲，首先应该是《大学衍义》。”于是首先呈进《大学衍义节略》。在上疏议论大礼时，援引程颐、朱熹的话为证，并说：“今持异义的人都是根据欧阳修的话，然修于‘考’之一字，虽加于濮王，却未止于仁宗。而今不用于孝宗，这也是修所不同意的。”他八次上疏请求退休，至嘉靖二年(1523)允准。他在家住了两年便去世了，享年七十四岁。赠太子少保。谥文恪。


马理传

　　马理，字伯循，三原人。同乡尚书王恕居家讲学著书，马理从他交游，受到他的指教。杨一清督察学政，见马理、吕木冉、康海的文章，大加赞赏说：“康生善于文章，马生、吕生精通经学，都是天下才子。”马理乡试中举，进入国学，与吕木冉及林虑马卿，榆次寇天叙，安阳崔铣、张士隆，同县秦伟等，每日切磋学问，名震京都。高丽使者仰慕他们，把他们的文章抄录带回本国。马理因父母相继去世，未参加科举考试。安南使臣到京后，问主事黄清：“关中马理先生在哪里，为何没有做官？”外国人对他如此敬重。

　　正德九年(1514)中进士。当时杨一清为吏部尚书，立即提升马理为稽勋主事。告假归家。后起任考功主事。与郎中张衍瑞等劝阻皇帝南巡。皇帝不仅不采纳他们的意见，而且令他们跪在宫殿门口，施以杖刑，夺去俸禄。不久，马理又告假返乡，在家乡教授生徒，向他求学的人很多。嘉靖初年，起任马理为稽勋员外郎，与郎中余宽在朝廷大殿上争论大礼问题。皇帝下诏将其逮捕入狱，再施以杖刑，剥夺俸禄。其后多次调任考功郎中。已故户部郎中庄绎，正德时首次引导刘瑾考核天下库藏。刘瑾败，庄绎也被削职。现在又有人奏请核查，当权者提出让马理担任此事。马理坚持不可，查核之事也就此停止了。嘉靖五年(1526)，考察地方官吏，大学士贾咏、吏部尚书廖纪出于私怨，要除去广东副使魏校、河南副使肖鸣凤、陕西副使唐龙。马理力争，指出：“此三人督察学政，名著天下，一定要除去三人，就请把我马理除掉。”三人终免于罢职。第二年考核京官，罢黜张璁、桂萼党羽吏部郎中彭泽，而璁、萼竟得到皇帝的同意，留用彭泽。马理提升为南京通政参议，请求辞官而去。在家闲住三年，起任光禄寺卿，不久又告假回家。十年以后，再度起用为南京光禄寺卿。不久告老还乡。嘉靖三十四年，陕西地震，马理与妻皆蒙难。

　　马理的学问道德纯正深厚，居丧以古礼及司马光《书仪》、朱熹《家礼》的规定折衷使用，与吕木冉并为关中学者的宗师。穆宗即位，赠右副都御史。天启初，追谥忠宪。


魏校、王应电、王敬臣传

　　魏校，字子才，昆山人。先祖本姓李，居住在苏州葑门之庄渠，自号“庄渠”。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担任过南京刑部郎中。守备太监刘琅凭藉刘瑾之势，甚为猖狂，竟自行审案送司法惩治，谁都不敢阻抗。魏校按法办事，不徇私情。改任兵部郎中，因病告归。嘉靖初年起任提学副使。亲丧守孝期满，补为江西兵备副使。后历任国子祭酒、太常寺卿，不久退休。

　　魏校为胡居仁的私淑弟子，学术思想主“敬”，而贯彻儒家各派学说，尤其选择了其中的精华。其著述有《大学指归》、《六书精蕴》。去世后谥号恭简。唐顺之、王应电、王敬臣都是其弟子。唐顺之自有传。

　　王应电，字昭明，昆山人。受业于魏校。特别爱好《周礼》，认为《周礼》自宋以后，胡宏、季本各有著述，指责其中的缺点、破绽，长达数十万字。余寿翁、吴澄则认为《周礼》中之《冬官》并未佚失，可散见于其他五官之中，他们重新进行编排。近世何乔新、陈凤梧、舒芬也都各以己见来对《周礼》进行更定。这些都是诸儒之《周礼》。应电深入研究十数年，先求圣人之心，追溯周礼之源，其次考察天文和原设官的用意，推论五官离合的原因，最后看出全书的体系。从显而易见的方面探索那些隐而未见的方面，从细小而演绎全体，著成《周礼传诂》数十卷。他认为后代百世继周代治理天下，其制度渊源于此。嘉靖中，应电家庭在兵乱中被毁，他独自流落到江西泰和，将其著作送请罗洪先指正，洪先非常佩服。翰林陈昌积以尊师之礼对待他。胡松巡抚江西，将应电的著作刊行于世。

　　应电还研究并精通文字学，订正了《说文》中一些错误，著《经传正伪》。关于文字学的著作，还有《同文备考》、《书法指要》、《六义音切贯珠图》、《六义相关图》。逝于泰和。陈昌积经办他的丧事，送回昆山安葬。

　　王敬臣，字以道，长洲人。江西参议王庭之子。十九岁受业于魏校。禀性至孝，父亲背生痈疽，敬臣用口吸舐；父年迈，目眩眼花，他卧于父亲榻边，夜不解衣，闻有咳嗽声，立即起来询问，侍奉继母与侍奉父亲一样细心。婆媳不和，他十三年不入室与妻子同居。他最初受业于魏校时，曾认为议论不如著述，著述不如实践，故居家常闭口不言谈议论。然自见耿定向以后，定向告诉他说，圣贤无独成之学，须相互讨论。从此以后，对前来求学之人引导扶持，其弟子有四百余。其学以“慎独”为本，不自立门户。乡里尊称他“少湖先生”。

　　万历中，由于廷臣的推荐，朝廷召他入京授国子博士，他没有去。诏令以所授官职退休。万历二十一年(1542)，巡按御史甘士价又举荐他。吏部看他年事已高，奏请令当地官府经常以最高礼节对待他，得到皇帝的批准。享年八十五岁。


潘府传

　　潘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末年进士。宪宗去世，孝宗即位，潘府上疏奏请皇帝按制行三年丧礼。他说：“子为父、臣为君都要着孝服守孝三年，这是至仁至义的大事。汉文帝崩，遗诏减少服丧期间，是为天下臣民着想，但景帝即位自己却不按制守孝三年，从而使千古纲常遭到破坏。晋武帝欲按旧制而不能行，魏孝文帝也未完全实行，宋孝宗锐意复古，也未能推行于下，这些都不足以成为圣王之至孝。先帝忽然驾崩，臣子庶民都怀哀痛之心，陛下忧伤不已，穿孝衣临朝，百日未改。望陛下力排众议，决心执丧三年，一如三代旧制。诏令礼官参考经史所载规定，使丧事不违礼仪，朝廷不耽误政事。定为不可更改的制度，传于子孙后代，岂不是件伟大的事情。”奏疏呈上后，朝廷诏令内阁辅臣会同礼官详细讨论，都认为要实行原来制定的制度，但终究未能实行。

　　潘府被任命为长乐知县，在该县教民实行《朱子家礼》。他亲自到郊野去访问民间疾苦。田夫野老都感到潘府待民亲切，纷纷请求著文题辞，潘府欣然同意。后调升南京兵部主事，陈奏有关军民利害的七件事。父亲去世，守丧期满，调任北京刑部主事。这时发生了旱灾、蝗灾、星变、北寇入侵、孔庙失火等不幸事故，潘府上疏呈请整治内政，抵御外敌入侵。又呈上匡正弊政的十项建议。为了就近奉养父母，请求南迁，因而改任南京兵部主事。后升武选员外郎。尚书马文升知潘府贤能，越级提拔为广东提学副使。因母亲年老，请求辞官归家奉养，不等朝廷诏令便自己回去了。随后，吏部尚书杨一清及巡按御史吴华，多次向朝廷举荐，始终未起用。

　　嘉靖改元，谏官们都荐举他，朝廷起任他为太仆少卿，后改为太常寺少卿，他请求退休。归家后隐居于南山，穿的是布衣，吃的是素食。每日以阐发经传为己任。这时王守仁在本乡讲学，离潘府家乡不过百里，而两人学术思想却颇不相同。他曾说：“做官有三本：俸禄薄为廉之本；不沉溺于声色为勤之本；不听谗言、不徇私情为明之本。”又说：“荐举贤人应唯恐落后于别人。论功应唯恐在前。”年七十三岁而卒。按成例，四品官只赐祭，而世宗重视府的孝道行为，特诏令赐葬。


崔铣传

　　崔铣，字子钟，安阳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他在参与编修《孝宗实录》时，与同僚去见太监刘瑾，独他一人对刘瑾只揖不拜，因而得罪了刘瑾。《实录》成书后，调任南京吏部主事。刘瑾被诛后，召回北京官复原职，充任经筵讲官，又晋升为侍读。因病归家，建“后渠书屋”，在其中读书讲学。

　　世宗即位，升崔铣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三年(1524)，朝廷召集群臣讨论追尊世宗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恭献皇帝的大礼问题，长期议而不决。大学士蒋冕、尚书汪俊都因坚持反对意见而被罢官，其他许多人或被排斥，或受杖刑，或流放边戍，只有张璁、桂萼等人一时受到重用。崔铣见此情形，上疏辞职，并弹劾璁、萼等说：“臣考察各种议论，那些赞成的人，其文是为欧阳修所唾弃的，其情则是仰承皇上的意图，力求得到高官厚禄。强悍者不怕违法而激怒了皇上，软弱的人则以甜言蜜语而动听。没有大功大德的人而很快得到官爵，这样能不使那些侥幸之徒接踵而来吗？臣听说天子总是力图获取天下臣民的欢心，以尽忠孝之职，而未听说只去获取一二人之欢心。对这些本无大功大德的人行赏，恰恰表明是自己宣扬徇私而已。遵守圣人之道者为忠臣，忠则违背皇帝旨意；讨好皇上的为奸邪，邪则离经叛道。如今忠者日渐疏远，邪者却日益富贵。一邪就会扰乱国家，何况使他们富贵。”世宗看后不高兴，令铣退休。十五年后，又起用为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升南京礼部右侍郎。不久因病辞官。死后赠礼部尚书，谥文敏。

　　铣年少时轻佻不稳重，好饮酒，虽饮数斗而不醉。中年自厉于学问，言行皆有准则。曾说：“学在治心，功在慎于言行。”又说：“孟子所谓良知良能，是就心的作用而言。爱亲人，敬长者，是人的本性。若去良能而只有良知，那就是霸儒。”做《政议》十篇，其《序》说：“三代以上，实行井田、封建制，百姓固守家园，故圣人之道易行；三代以下，开阡陌，实行郡县制，百姓流动，故圣人之道难成。何况以后每况愈下，直至今日。然要人心不异，关键在于统治他们的人。”《政议》各篇之论说，都是说明这个意思。


何瑭传

　　何瑭，字粹夫，武陟人。七岁时，见家供佛像，坚决请求去掉。十九岁读许衡、薛蠧的遗著，废寝忘食。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选为庶吉士。阁试考题为《克己复礼为仁论》，何瑭在其文章中写道：“仁就是人，礼是人的元气，它现受到风寒暑湿的侵蚀。人若能不为邪气所侵，则元气复，元气复就成为人了。”此言为学人们推崇。刘瑾窃取朝政后，有天赠翰林每人一把川扇，有的去拜见刘瑾。当时瑭为修撰，对刘瑾只行长揖礼，瑾怒，不赠扇给瑭。受赠者又去拜谢，何瑭严肃地说：“何必那样低三下四。”刘瑾大怒，追问谁讲此话。何瑭毫不畏缩地回答：“修撰何瑭。”他知道必为瑾所不容，多次上疏请求隐退。直到瑾被诛后，才复官。在给皇上讲经说史时，触犯忌讳，贬为开州同知。在开州修黄陵冈堤有功，升为东昌府同知。但他请求辞官回乡。

　　嘉靖初，起任山西提学副使，因守父丧而未赴任。服丧期满，起用他提学浙江。他在浙江重本求实，士气大变，不久，晋升为南京太常寺少卿。与湛若水等提倡古太学之法，学者一致推崇他为宗师。他历任工、户、礼三部侍郎，晋升为南京右都御史。不久退休。

　　当时，王守仁以道学著名于世。何瑭独默不语。他曾说：“陆九渊、杨简的学说流入禅宗，阻挡仁义的盛行。后世学者未学得子游、子夏的十分之一，而其议论却超过颜渊、曾子。这是吾道之大害。”在家乡居住了十余年，以孝悌忠信教育子孙。父母相继去世，哀痛不已。死后谥文定。所著有《阴阳律吕》、《儒学管见》、《柏斋集》十二卷。皆流行于世。


唐伯元传

　　唐伯元，字仁卿，澄海人。万历二年进士。历任万年、泰和二县知县。为政有利于民，两县人民为他建立生祠。后调任南京户部主事，晋升郎中。

　　伯元受业于永丰吕怀，言行踏实，深恶王守仁的新学说。朝廷将守仁供于文庙祭祀，伯元上疏反对，并请求从文庙中去掉陆九渊的神位，而将有若及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五人列入十哲。在各乡祭祀罗钦顺、章懋、吕木冉、魏校、吕怀、蔡清、罗洪先、王艮。其奏疏刚下部议，就遭南京给事中钟宇淳的反对，伯元也因此被贬为海州判官。后调任尚宝司丞。吏部尚书杨巍，很不喜欢王守仁的学说，同意伯元的奏疏，因而调伯元为吏部员外郎，后历任考功、文选郎中，辅佐尚书孙丕扬澄清吏治，杜绝贿赂。任期满后推荐为太常少卿，但未被朝廷任命。当时吏部推荐的陈奏皆被扣留，不进呈皇帝，伯元说：“贤愚同被滞留不提拔任用，朝野为之叹息，这是因为臣所提建议不当所致，呈请准于辞职。”皇帝很不高兴，特准他辞退，并把他的奏疏扣留下来，不交廷臣议论。过了两年，在甄别吏部诸郎中时，看到伯元的名字，命改南京吏部任职，此时伯元已过世了。

　　伯元生活清苦淡薄，别人难以忍受，他却能怡然自乐，成为岭南士大夫的表率。


黄淳耀传

　　黄淳耀，字蕴生，嘉定人。当学生时，就深恶科举文章华而不实。他的文章，以六经为范本，讲求典雅。名士追求名利，他对名利表示淡漠。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及第后，回家潜心钻研经书。布衣粝食，家徒四壁。

　　京师陷落，福王在南京即位，诸进士都授官职，唯独淳耀不去应选。南京沦陷，嘉定城破，淳耀愤慨不已。与渊耀入庙宇，准备自尽。僧人对他说：“你没有做官，不必死。”淳耀说：“我与嘉定共存亡，岂可有贰心。”向僧人索求纸笔，写道：“弘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进士黄淳耀自杀于城西僧舍。呜呼！进不能为朝廷效力，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受益不多，学道无成，内心不安，夜不能寐。”与渊耀相对，悬梁自尽，时年四十一岁。

　　淳耀二十岁就著有《自监录》、《知过录》，立志于圣贤之学。每天将白天所做之事，在夜间记录下来，凡语言之得失，思念之纯杂，无不记载，以备自己反省改过。其诗文均仿效前代贤臣。著有《陶庵集》十五卷。其弟子奉谥号曰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