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元史资治通鉴我的字典
《元史》明·宋濂等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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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百七十二 列传五十九 程钜夫 赵孟頫 邓文原 袁桷 曹元用 齐履谦

程钜夫传

  程钜夫,名文海,字钜夫。祖籍徽州,由徽州迁居郢州京山,后又迁到建昌。叔父程飞卿,为宋朝建昌通判,世祖时投降元朝。钜夫作为人质入京,授宣武将军、管军千户。有天世祖召见,问他贾似道为人如何,钜夫详细回答,世祖甚为满意,让他写下来。他写了二十余张纸进呈。又问他现居何官职,他说是千户。帝对近侍臣僚说:“朕观此人是显贵相貌,听其言论,聪明有见识,可以做翰林。”丞相火礼霍孙传旨至翰林院,翰林院认为他年少,奏请为应奉翰林文字,世祖对钜夫说:“从今以后,凡国家政事之得失,朝臣之正邪,你都要告诉朕。”钜夫叩头谢恩,表示要竭忠报效。不久,晋升为翰林院修撰,后又升为集贤直学士兼秘书少监。

  至元十九年(1282),钜夫奏陈有关官吏,特别是江南官吏的选拔、考核、俸禄、建立赃官档案等五项建议,多为朝廷采行,在京师安贞门赐地一块,供他建筑房舍。二十年,加翰林集贤直学士,同领会同馆事。二十三年,朝见皇帝,奏请兴建国学,遣使到江南去搜访隐居于山林的宋朝遗老及御史台、按察司的官员,应南北人参用。这些意见都得到世祖的肯定和采纳。

  二十四年,设立尚书省,诏令钜夫为参知政事,钜夫坚决推辞。又命为御史中丞,台臣认为钜夫是南人(原宋统治区的人),且年纪尚轻。帝大怒道:“汝未用过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以后,省、部、台、院都必须参用南人。”于是以钜夫仍为集贤直学士,拜侍御史,主持御史台政事,奉诏至江南求贤。原先,诏令皆用蒙古文字,这次,世祖特命用汉字书写。帝久闻赵孟隴、叶李之名,钜夫在临行时,帝密令他必须找到这两人。钜夫还举荐了赵孟兆页、余恁、万一鹗、张伯淳、胡梦魁、曾日希颜、孔洙、曾沖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余人。世祖把他们均升为台谏官和文学之职。钜夫回朝,又陈关于民间利病五事。拜集贤学士,仍还行台任职。

  二十六年,桑哥专政,严刑峻法,四方骚动不安。钜夫入朝上疏说:“臣闻天子的职责,莫大于择相;宰相之职,莫大于推举贤才,如果不以推举贤才为首要职责,一心只想到如何弄到钱财,这不是为国家,也不是为人民。昔日汉文帝问丞相周勃关于刑法、钱粮的事,周勃回答不出来。陈平上前说道:‘关于刑法的事,陛下应该问廷尉,关于钱粮,应该问内史。宰相的职责是上使阴阳调和,下使万物相适应;对外镇抚四夷,对内安抚百姓。’从陈平的言论中,可知宰相的职责是什么了。今权臣执政,立尚书省专门搜求钱粮,以剥削百姓为职责。所任用的人,都是贪婪图利之人。江南之所发生乱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臣认为应该清查尚书的政绩,削弱行省的权力,罢黜开口只谈利益的官僚,对百姓进行抚恤,只有这样才于国有利。”桑哥大怒,把钜夫拘留于京师,不派他任官,还奏请朝廷杀掉他。他奏请了六次,世祖都不批准。钜夫回到行台后,二十九年又召他与胡祗遹、姚燧、王恽、雷膺、陈天祥、杨恭懿、高凝、陈俨、赵居信等十人入京。三十年,任命钜夫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他在福建兴办学校提倡教化,官吏怕他,百姓爱他。

  大德四年(1300),转任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到任后首先惩治行省平章家奴中之为害百姓的人。八年,回朝拜为翰林学士,参与商议中书省事。十年,发生干旱、暴风、星变等,钜夫应诏陈奏消灾良策五项,即敬天、尊祖、清心、顾全大体、改革弊政,成宗认为很好。云南省臣报告说:“世祖亲自平定云南,百姓希望把功绩刻在点苍山石上。”朝廷诏令钜夫撰其文。

  十一年,拜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但仍留京为翰林学士。至大元年(1308),修《成宗实录》。二年,召钜夫至上都。三年,再拜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四年,与李谦、尚文等十六人同回朝廷,钜夫拜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使,但仍留为翰林学士承旨。皇庆元年(1312),修《武宗实录》。二年,皇帝鼓励他说:“中书议事,只有卿所言甚是恰当,以后遇事直言就是。”诏令钜夫与平章政事李孟、参知政事许师敬商议实行贡举法。钜夫建议:“经学当以程颐、朱熹的注释为主,文章应革除唐、宋的弊病。”命钜夫草拟诏书施行。

  三年,因病请求辞职归家,不准,命尚医给药物,任其子程大本为郊祀署令,以便就近侍养。皇帝常派人去看望,予以鼓励,安慰,特授光禄大夫,赐上等酒器,命廷臣在齐化门外为他南还饯行。回家三年后而卒,年七十岁。泰定二年(1325),赠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文宪”。


赵孟頫传

  赵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其五世祖秀安僖王子翶,即宋孝宗父。其四世祖为崇宪靖王赵伯圭,孝宗赐宅第于湖州,故孟頫为湖州人。曾祖名师垂,祖父名希永,父名与山言,皆为宋朝大官。元朝赠师垂为集贤侍读学士,希永为太常礼仪院使并封吴兴郡公,与山言为集贤大学士,封魏国公。

  孟頫自幼聪敏,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十四岁因其家世代为官亦入补官爵,并通过了吏部选拔官员的考试,调任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后居家,更致力于学问。

  至元二十三年(1286),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隐居于江南的宋代遗臣,将孟頫引见世祖。世祖见孟頫才气豪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大喜,使坐于右丞叶李之上。当时朝廷方设立尚书省,命孟頫起草诏书,颁布天下。世祖看了诏书后称赞道:“说出了朕心中所要说的话。”朝廷召集百官于刑部,商讨制定刑法。大家认为凡贪赃满至元宝钞二百贯者,论死罪。孟頫则认为太重,因为钞法创立后的几十年内,已大幅度贬值,以贬值之钞来决定人之生死,不足采取。有人见他年少,又是来自南方,不了解元朝国情,指责他反对以至元钞来定罪,是想阻碍至元宝钞的流行。孟頫理直气壮地反驳,指出:“刑法是关系到人命的生死,必须分别轻重。孟頫奉诏参与商议,不敢不言。你不讲道理,企图以势压人,这是不行的!”这人哑口无言。世祖打算重用孟頫,但遭到一些人的阻止。

  至元二十四年(1287)六月,授孟頫兵部郎中之职,兵部总管全国驿站,当时来往使臣的饮食费用比过去增加了几十倍,当地官府无力供给,只有强取于民,不胜骚扰,请中书省以增加钞币解决。但当时至元钞不能通行,朝廷派尚书刘宣与孟頫一同至江南查办行省丞相贯彻执行钞法不力之罪,左右司官及诸路官均遭鞭打。然而孟頫却不笞一人。回京后丞相桑哥对他这种宽容大加谴责。

  当时有个叫王虎臣的官员,揭发了平江路总管赵全的违法事实,朝廷命虎臣去查处。右丞叶李坚持奏请不可派虎臣,世祖不听。孟頫进言说:“赵全违法固当问罪,但虎臣以前在平江也常常强买民田,纵令下属臣僚奸诈营利。赵全曾多次与他争斗,虎臣怀恨在心。今派虎臣去,必然陷害赵全;纵然查出赵全不法事实,人们也不能不有所怀疑。”世祖这才明白过来,改派别人去处理。帝闻孟頫家境素来清贫,赐钞五十锭。

  至元二十七年(1290),升孟頫为集贤直学士。这年地震,北京尤其剧烈,死伤数十万人,世祖为之忧心如焚。皇帝驻于龙虎台,派阿剌浑撒里回京,召集贤、翰林两院官会议,询问此次天灾发生的原因及消灾的办法。但这些官员害怕丞相桑哥的淫威,不敢说实话,只是泛引《经》、《传》及五行灾异的话,以修人事、应天变来回答,不敢触及时政。在此以前,桑哥遣忻都及王济清理全国钱粮,大加搜括,已征入数百万,未征者还有数千万,弄得民不聊生,相继自杀。逃入山林者,官府发兵追捕,无人敢来劝阻。孟頫与阿剌浑撒里非常友好,劝他去奏请皇上大赦天下,免除赋税,这样就可能消弭天灾。阿剌浑撒里按照孟頫的意见向皇帝奏禀,并得到皇帝的允许。诏书已经草拟好了,桑哥大怒,说这不是皇上的旨意。孟頫挺身而出对桑哥说:“百姓死亡已尽,那些未征上来的钱粮到哪里去征?若不及时免除,以后若有人将此未征之数千万钱粮作为损失而归咎于尚书省,这岂不深深连累了丞相?”桑哥明白其利害,同意全部免除,人民因而得救。

  世祖曾问孟頫,叶李与留梦炎哪个好。孟頫说:“梦炎是我父亲的挚友,为人庄重厚道,很自信,多谋能断,有大臣之才。叶李所读的书我都读过,他所知所能的事,臣都能知能办。”世祖说:“你是认为梦炎比叶李要贤吗?但是,梦炎在宋朝为状元,位至丞相,而在贾似道欺上误国之时,梦炎却对贾似道阿谀顺从。叶李当时虽为平民,却敢于上书朝廷,斥责贾似道,显然贤于梦炎。你因为梦炎是你父亲的挚友,不敢非议,可赋诗以规劝他。”孟頫赋诗一首,其中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之语,世祖看后大加赞赏。孟頫退朝后对奉御彻里说:“皇上在谈论贾似道误国时,责备留梦炎当时不敢指责。如今,桑哥的罪恶甚于似道,而我等不加指责,将来如何能推卸责任?然我毕竟不是皇上亲信之臣,说话皇上必不听从。侍臣中读书知理、慷慨有气节而又为皇上所亲信的人中,没有能超过你的。捐出自己生命而为百姓除害,是仁者之事,希望你能这样!”彻里果然向世祖揭发桑哥的罪恶。世祖大怒,命卫士掌嘴,彻里口鼻血涌,倒在地上。再问,彻里还是斥责桑哥罪行,大臣也相继指责桑哥,于是世祖将桑哥按罪诛杀,并废除尚书省,凡有罪的大臣也统统罢官。

  世祖有意让孟頫参与中书省政事,孟頫坚持不肯。他预料,久在君王身边,必受人嫉妒,故极力请求到外地任职。至元二十九年(1292),出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当地有个叫元掀儿的人,在盐场服役,因不胜艰苦而逃走。其父诬告是同服劳役的人将掀儿杀害了。孟頫怀疑其中有冤情,不立即判决。过了一月,掀儿自己回归盐场。郡中人都称赞孟頫料事如神。佥廉访司事韦哈刺哈孙,性情暴虐,因孟頫不顺他的意,借口中伤他;恰逢朝廷要修《世祖实录》,召孟頫还京,这才无事。其后,调孟頫为汾州知州,还未成行,又令他书写金字《藏经》,接着又任命为集贤直学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后调任泰州尹。

  至大三年(1310),召孟頫回京师,授翰林侍读学士,命与其他学士共同撰写祀南郊祝文。在拟定殿名的问题上,与其他人意见不合,告假还乡。仁宗在东宫时,就闻知孟頫之名,即位后召他任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1314),改任翰林侍讲学士,后又任集贤侍讲学士、资德大夫。延祐三年,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帝待他甚厚,只呼其字而不呼其名,在与侍臣谈论文学之士时,把孟頫比作唐代李白、宋代苏子瞻,称赞他品行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又精通佛学及老庄之学,这些都是人所不及的。不乐意的人想离间仁宗与孟頫的亲密关系,仁宗不加理会。既而又有人上书,奏请朝廷不能让孟頫参与编修国史。仁宗说:“赵子昂是世祖皇帝选拔的重臣,朕特加优待,让他在馆阁从事著述,传之后世,你们口罗嗦些什么?”赐孟頫钞五百锭,叮嘱侍臣:“中书总说国用不足,这笔赏金他们必不肯付与,可从普庆寺库存中支给。”孟頫曾数月不至宫中,帝问左右,都说孟頫年老畏寒。帝令御府赐与貂鼠皮裘。

  孟頫原是因程钜夫的举荐而以兵部郎中起家的。后来钜夫任翰林学士承旨时辞官归家,朝廷以孟頫代之。孟頫就任后,先去拜谒钜夫,然后再入翰林院视事,当时传为士大夫的佳话。延祐六年(1319),获准南归。仁宗又遣使催他回朝,因病未能成行。至治元年(1321),英宗遣使到孟頫家中,命他书写《孝经》。二年六月病卒,年六十九岁。追封魏国公,谥“文敏”。

  孟頫的著作有《尚书注》、《琴原》、《乐原》,其诗文音律清新,含义深远,读之使人有飘然出世之感。其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为古今之冠,因以书法闻名天下。天竺僧人,数万里来求其字归,国中视为珍宝。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为精致。前史官杨载,说孟頫之才为书画所掩盖,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邦济世之学。人们认为这是深知孟頫才能的评语。其子赵雍、赵奕,都以书画知名。


邓文原传

  邓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绵州人,父亲邓漳迁居于钱塘。文原十五岁就通晓《春秋》。至元二十七年(1290),江浙行省召聘为杭州路儒学正。大德二年(1298),调任崇德州教授。五年升应奉翰林文字。九年,升修撰,请假回江南。至大元年(1308),又任修撰,参加修纂《成宗实录》。三年,授江浙儒学提举。

  皇庆元年(1312),入朝任国子司业。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是建议改革学校的管理。当权者因循守旧,与他意见不合,文原便借病辞职。实行科举考试制,文原出任江浙行省主考官,为防止考生们守旧的陋习,将朱熹的《贡举私议》一文书写,贴在考场门口。延祐四年(1317),升为翰林待制。五年,出佥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事。平江有一僧人,与该府判官理熙有私怨,收买其徒弟控告理熙贪赃,熙被迫认罪,文原巡察时,审问得其实情,将那个诬告和尚施以杖刑,释放了理熙。吴兴百姓夜间回家,巡逻者逮捕绑于亭下,此人逃走了。追赶的人将他在途中刺死。其兄问杀人者是什么模样,有人说是个高个子人,头戴白帽,身穿青衣。其兄向官府投诉,官府问初更值班者是谁,回答是张福儿,于是逮捕审问,强行认罪,把他囚禁了三年。文原察觉原判不实,福儿身不满六尺,并非高个子;死者刀伤在右胁,而福儿一贯是用左手,伤应在左胁。经过调查,捕获真正的凶手,福儿得以释放。桐庐人戴汝惟家被盗,官府捕获了盗贼,审理后送到郡衙处治。夜间戴家房屋被焚,汝惟下落不明。文原认为其中必有缘故,经访察,得汝惟之妻叶氏与其弟谋杀汝惟的罪状,又在水塘边的树下发现了汝惟的尸体和行凶的斧头,证实了案情,人们把文原当作是神。

  六年,调佥江东道肃政廉访司事。该道之徽州、宁国、广德三郡每年征收茶课钞原为三千锭,后增至十八万锭,把山谷中所出产的茶叶都送交,也不到一半,其余都是另向民间勒索的,而且年年如此。当时,转运司的官吏,任用乡间奸狡之徒,动不动以犯法罪诬陷百姓,而且转运司对当地官府实行专制,凡五品以下的官员都可以判以杖刑,州县把他们无可奈何。文原奏请废除专收茶课的转运司,让郡县自己征收上交。但这建议未能呈送到朝廷。徽州民谢兰的家僮汪某被人杀死,兰之侄谢回买通汪族人,诬告兰是凶手,兰被迫服罪。文原复审,得以昭雪,判谢回之罪。

  至治二年(1322),入朝为集贤直学士。地震,朝廷诏令朝臣拟定消灾的办法。文原奏请判决尚在关押的囚犯;在河北设置仓廪,存储粮食以备荒年。再次请求废除榷茶转运司,但此条陈仍未上报皇帝。三年,兼任国子监祭酒。江浙省臣赵简奏请开经筵,为皇帝讲解经史。泰定元年(1324),任命文原兼经筵讲官,他因病请求辞职归家。二年,召入朝拜翰林侍讲学士,又以疾病而辞谢。三年,拜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使,因病未赴任。天历元年(1328)卒,终年七十岁。

  文原内严厉而外宽恕,家贫而为官廉洁。早年客居京师时,有一书生病重,从袋中取出一金,嘱托文原将此金交给他家属。此书生病逝,而同房一书生把那金子偷走了,文原另买同量的金子给死者家属,此事他终身未同人说起。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中。至顺四年(1333),赠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谥“文肃”。


曹元用传

  曹元用字子贞,祖籍阿城,后迁居汶上。元用天资聪敏,性格开朗,幼好读书,过目不忘,每夜读书,常通宵达旦。父亲怕他因此得病,阻止他,他却用衣蔽住窗子,在房内默读。

  元用开始任镇江路儒学正,期满考核合格,游于京师。翰林承旨阎复,对于各地来的士子很少有称赞的,见到元用,将他所写的文章给元用看,元用立即指出其中的毛病,复认为元用是个奇才,荐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元用认为国史院的官员都才不称职,请于测试后录优任用。御史台聘他为属官,元用不曾学过如何办理公务,但对一些事情却能有明确的判断,御史台的属吏们反而要向他请教。转为中书省右司的属员,与清河的元明善、济南的张养浩,并称为“三俊”。后授任应奉翰林文字,又转任礼部主事。在当时历朝皇后死后,还是称其名,没有谥号,元用认为:“后为天下之母,岂可直接称其名,应加上美好的称号,以发扬其美德。”改任尚书省右司都事,转为员外郎。废除尚书省后,他退居任城,在那里住很久,齐、鲁间士人向他求学的甚多。

  延祐六年(1319),授太常礼仪院经历,建议太子英宗亲自参加祭祀之事,精心于礼乐。英宗亲自主持祭祀的礼节、仪仗队、车马、服装等制度,都是他裁定的。原来太庙九代皇帝的灵位分室供奉,但都在一殿之内祭祀。仁宗崩,殿内也无室可以供奉了,便在武宗室之前接了一间供奉。英宗上京召集礼官讨论此事。元用认为,应该建大殿于原殿之前,内设十五室。帝认为此议甚好。授元用为翰林待制,升直学士。

  至治三年(1323)八月,发生铁失刺杀英宗的事变,贼党赤斤铁木儿突然来到京师,收缴各衙门大印,召两院学士北上。元用一人未去,并声称:“此非常之变,我宁死也不能屈服。”不久,这次政变以失败告终,人们都说元用有先见之明。

  泰定二年(1325),授元用为太子赞善,后转为礼部尚书,兼经筵官,又任大朝会的纠仪官,在退朝时号令循序而退,无夺门而出的事情发生。他认为太医、仪凤、教坊等官,不应列入正班,应自成一列。这些建议均被采纳。丞相拟废除科举制,元用反对:“国家文治正要用此制度,怎么能废!”有人提出对太庙的祭祀由四季减为冬季,元用认为,太庙四时祭祀,缺一不可,这是礼经中规定的,岂可为减少耗费而废应行之礼!

  泰定三年夏,发生日食、地震、星变,皇帝诏令廷臣商议消灾之策,元用提出:避免天灾的办法,是不讲空话,但务实际,也就是实行德政。具体说就是:节省一切不应开支的费用,选拔贤能者为各地守令,抚恤贫民,祭祀天地,禁止佛事,停止不必须的制作以减轻人民负担,慎重地实行赏罚以鼓励和惩罚士民。这些意见都切合实际,清除当时政治中的弊端。他还论及科举取士之法,认为应当革除冒名顶替,严格进行考核,使得有真才实学的人得到任用。这些意见朝廷都予以肯定。拜为中奉大夫、翰林侍讲学士兼经筵官,参与修纂仁宗、英宗两朝实录。又奉旨纂集甲令为《通制》,把唐《贞观政要》译为蒙古语言。这些书编成后都流行于世。凡朝廷的文告和命令,都是元用起草的。文宗时他起草宽恤之诏,受到皇帝的称赞,赐金织纹锦。

  天历二年(1329),代表皇帝到曲阜孔子庙举行祭祀,回来献上孔子像及所撰的代祀记,文宗非常高兴。当时太禧宗禋院副使缺员,中书奏荐元用充任,文宗不准,说“此人是翰林中所不可无者,将来有大用”。不幸去世,文宗哀悼不已,对侍臣说:“曹子贞尽忠尽力,不幸今亡,可赐安葬费五千缗。”赠正奉大夫、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东平郡公,谥“文献”。有诗文四十卷,题为《超然集》。


齐履谦传

  齐履谦字伯恒。父名齐义,精于算术。履谦六岁随父亲至京师,七岁读书,有过目不忘之才,十一岁父亲教他推算星历,十三岁从师,崇拜圣贤之学,非洙、泗、伊、洛之书不读。

  至元十六年(1279),朝廷初设太史局,改制新历,履谦为星历生。同辈者都是司天台官之子,太史王恂问他们算术题,都不能对,只有履谦对答如流,深得王恂器重。新历制成后,履谦又参加修纂《历经》、《历议》。至元二十九年被授予星历教授。都城计时器刻漏,原为木制品,其形如碑,故名“碑漏”。该“碑漏”年久失修,计时不准。大德元年(1297),中书省命履谦检查,工匠在履谦指导下进行改做,能准确报时,又奏请重建鼓楼,增添更鼓和守漏士卒。

  大德二年,履谦调任保章正,从此才专管历法之事。三年八月初一日,按历法推算,这天巳时应有日蚀。但并无日蚀出现,众人皆惧怕,履谦从容地对大家说:“当蚀不蚀,古代也有过,何况已近午时,阳盛阴弱,应该是当蚀不蚀。”他考证自唐开元以来日蚀之当蚀而不蚀者有十次。六年六月初一,按历法推算,这天戌时应有日蚀五十七秒。但其他星历官不敢上报,履谦说:“我们所掌握的是一般规律,届时日蚀是否出现,那是由上天来决定。”他独自把将发生日蚀的事上报,届时果然有日蚀出现。

  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夜,发生大地震,成宗下诏垂问震灾发生的原因及消灾的办法。履谦根据《春秋》的道理说道:“地为阴而主静,妻道、臣道、子道都属阴,三者失其道,所以大地不得安宁。消灾的办法是,大臣们做自我谴责,革去其专横的淫威,向上天表示改过自新,只是祈祷是无济于事的。”当时成宗正在病中,宰臣中有人作威作福,履谦借此机会向皇帝进谏。大德九年,始在南郊设坛以祭祀天地,履谦兼为司天台官。按旧制,司天虽掌握时刻,因无钟鼓报时器,祭祀往往在清晨举行。履谦对丞相等执政官员们说,请用钟鼓报时,使早晚各有节度。朝廷听取了这个建议。

  至大三年(1310)履谦升为授时郎秋官正,兼管冬官正事。至大四年,仁宗即位,崇尚儒术。台臣向仁宗荐举齐履谦,说他品学兼优,可教国学子弟。于是任命履谦为国子监丞,后改授奉直大夫、国子司业,与吴澄同时执教。二人均受到人们的称赞。他们每日清晨五更入学,无论风雨寒暑,从不懈怠,教育有方,诸生无不畏服。不久,再度任命履谦为佥太史院事。

  自履谦离开国学后,吴澄也因病去职,国学的学业略有松懈。延祐元年(1314),仍以履谦为国子司业。履谦对自己要求更严,其教养之法进一步发展,每斋置伴读一人为一斋之长,虽助教缺人,而对诸生的讲授从未中止。朝廷原规定国子生每年荐举六人为官,以入学先后为序。履谦认为不妥,“不考其学业,何以能选拔优秀人材”。他参照旧制,确立升级、积分等法,即:每季考察学生的学业、品行,按照成绩之优劣顺次升级;升入上斋后,必再经两年才进行考试。第一、二个月考试经疑、经义;第三个月考古赋、诏诰、章表策,蒙古、色目人考明经、策问。考试成绩如辞章和理论俱优者为一分,辞章一般而理论优等者为半分,年终积至八分者为高等生,从中选派四十人,然后由集贤院、礼部共同评定其学业,及格者六人,作为每年荐举的人才。如果学了三年还不通一经者,开除出国子学。仁宗采纳这些建议。从此以后,国子生人人努力学习,出了些文学之士。延祐五年,调任滨州知州,因母亲去世而未去赴任。

  至治元年(1321),拜太史院使。泰定二年(1325)九月,以太史院使衔奉诏宣抚江西、福建,罢黜贪官污吏四百余人,免除加征粮数万石,全数放归各州县强令服劳役的先贤子孙。福建地方官吏的职田,每年每亩征米三石,人民不堪负担,履谦命减数征收,因而招人怨恨。还京后,这些地方官吏果然借故诬告履谦,但不久这些诬告者被惩处,履谦得到昭雪,恢复其太史院使之职,几年后,于天历二年(1329)逝世。

  履谦自幼勤学苦读,但家贫无书。做星历生时,秘书监将宋朝留下来的书存放于太史院,履谦得以昼夜学习研究,故学识渊博,自六经、诸史、天文、地理、礼乐、律历,以致阴阳五行、医药、卜筮,无不融会贯通,尤其精通经籍。其著作有《大学四传小注》一卷、《中庸章句续解》一卷、《论语言仁通旨》二卷、《书传详说》一卷、《易系辞旨略》二卷、《易本说》一卷、《春秋诸国统记》六卷、《经世书入式》一卷、《外篇微旨》一卷。《授时历》应用了五十年,未曾做进一步检验、研究,履谦每天观测日影和早晚五星宿度,经过校正,将至治三年冬至和泰定二年夏至的时间,各减二刻,并著《二至晷景考》二卷及《经串演撰八法》一卷。

  他还计划根据乐理来改正元朝郊祭天地、庙祀祖宗的音乐,可惜这一愿望未能实现。履谦去世后,朝廷于至顺三年(1332)五月,赠翰林学士、资善大夫、上护军,追封为汝南郡公,谥“文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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