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元史资治通鉴我的字典
《元史》明·宋濂等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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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百五十七 列传四十四 刘秉忠(刘秉恕) 张文谦 郝经

刘秉忠传

  刘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信佛教改名子聪,任官后而名秉忠。其祖籍瑞州,世为辽朝官宦大族。曾祖父任金朝邢州节度使,家居邢州,故自祖父刘泽始为邢州人。太祖十五年(1220),木华黎攻取邢州,立都元帅府,任刘秉忠父刘润为都统,后改署州录事,又历任巨鹿、内丘两县提领。

  刘秉忠自幼聪颖,八岁入学就能日诵文数百言。十三岁在帅府做人质,十七岁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便于就近奉养其亲。秉忠为令史时常郁郁不乐,一日叹曰:“我家世代为官,宁愿沦为书记小吏吗?大丈夫生不逢时,只有隐退以待时而起。”便弃官隐居于武安山中。若干年后,被天宁寺虚照禅师收为徒弟。后又云游云中,留居南堂寺。

  元世祖即位之前,海云禅师奉召,路过云中时闻秉忠博学多才,邀与同行。拜见世祖后,世祖甚为称赞,多次垂询。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其深入研究《易经》及宋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占卜无不精通,天下事了如指掌。世祖甚是宠爱,留其身边供职。后数年因父殁奔丧回家,世祖赐金百两为治葬之用,且遣使送至邢州。服丧期满,便召还至和林。秉忠至和林后上书数千百言,其大意是:

  一、天生成吉思皇帝,统帅大军降诸国,不数年而取天下,但“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昔周公以此辅佐其弟武王治理国家,愿大王效法周公,亦以此辅佐兄长当今皇上治理天下。

  二、皇帝治国,在内委任宰相,率领百官以理内政;对外委任大将,统领三军以安国土,内外相济,这当然是首要的。但天下之大,内外国事之多,非少数人所能顾及周到。应当选择开国功臣的子孙,分派到京府州县去监督旧官遵守王法。还要差官去检查,治理好的升官,不好的贬官。

  三、天下户过百万,因差役、军役及官吏压迫,人民逃亡,比原额减少一半或三分之一。应按现在户口确定差税,以后逃民复业后再行定夺。规定百官爵禄,廉洁者升,污滥者降,若有自行威福、滥杀生民者从严治罪。

  四、对天下之民多施教化,现在已囚禁之人从宽赦免,明施教令。今后犯罪者均须审讯清楚后定罪,死罪须上报听候断决,这样才不致刑及无辜。

  五、天子以国为家,以民为子。国与民如鱼与水一般。今应清查官府所欠债务,若原系正当借贷,宜按合罕皇帝圣旨,一本一利由官府归还,若系非正当借贷,且无借据,以及息大于本者,一概豁免。

  六、人民纳公粮,就近输仓。各处行商坐贾的正税应按旧制,十五取一,禁止巧取横夺。仓库收粮时,加耗不许超过规定。禁止奢华,帝王之后裔、功臣、大小官员的服饰各有规定,无官职之人不得穿官服,要减轻人民的赋税,差遣劝农官领导百姓勤务农桑,经营产业。

  七、宜遵照旧制,各地办学校,实行科举选士制度,开国功臣的子孙应入学校受教育,从中选拔有才能者加以任用。

  八、慎择县官。关西、河南地广土肥,由于战争,人民逃亡,应设官招抚。孤寡及残疾人,宜设孤老院,官府供给衣粮。朝廷使臣到各地州郡,应设馆安置,不得住在官衙及百姓家中。

  九、孔子为百王之师,宜令各地立庙祭祀,访察当地名儒,请他们按照传统礼仪祭祀上下神灵。今天下广远,虽是成吉思皇帝的威福造成的,也是天地神明的保佑。

  十、现在通行的辽历不准确,听说司天台改制新历,现新君即位,正须颁行。着手撰修《金史》,使一代君臣事业传之后世。

  十一、国家拨出一部分经费赡养那些生活困难的名士学者,其中若自有产业者,可免其赋税差役,使他们为国家尽其才能。

  十二、广开言路,不以人废言,也不以言废人,要使皇帝左右谏臣敢于直言,细致筹划。明君要分辨君子和小人,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十三、将国内人民必须之盐场和矿冶交各路课税所管理,使好利之徒不能染指。禁止好利之徒依恃官势害民,使商贾与百姓和好交易,互不欺夺。

  十四、禁止私设牢狱,禁止鞭背之刑。若纪纲正于上,法度行于下,天下可不劳而治。官不在多,唯在得廉洁能干之人。

  世祖对这番议论,甚为赞赏,均加采纳。刘秉忠又上言道:“邢州户口原有万余,自兴兵以来都不满数百,若派真定之张耕、洺水之刘肃这样的良吏去治理,必定能恢复旧日盛况。”于是朝廷派耕为邢州安抚使,肃为副使。不久流民复业,升邢州为顺德府。

  宪宗三年(1253)、四年和九年,刘秉忠随世祖征大理、云南和伐宋时,力劝勿滥杀,故每克一城不妄戮一人,所至人民全活者不可胜计。

  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位,采纳秉忠的建议,下诏建元纪年,设立中书省和宣抚司。朝廷旧臣、山林隐士都被录用。

  秉忠虽居于皇帝左右,但仍着旧服,当时人称他为“聪书记”。至元元年(1264),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奏言,秉忠早在陛下即位前就参与军国大事,有劳有功。今陛下即位,万象更新,而秉忠仍着旧装,我等于心不安。应正其衣冠,给以厚爵。皇帝采纳,拜秉忠为光禄大夫,位至太保,参与领导中书省政事,并诏令以翰林侍读学士窦默之女为秉忠之妻,赐奉先坊为秉忠府第。秉忠受命后以天下为己任,凡国家大小事务,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深得皇帝宠信。所推荐和提拔的人,后都为名臣。

  最初,帝命秉忠在桓州东滦水北之龙冈建城,三年而毕,名曰开平,是为上都,以燕京为中都。至元四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建立宗庙宫室。八年秉忠请建国号为“大元”,以中都为大都,并为皇帝制定官制,朝见皇帝礼节、百官的服饰及俸禄等。

  至元十一年(1274),随帝至上都,在附近南屏山筑舍居住,八月忽然无病而卒,年五十九岁。世祖闻耗惊悼,对群臣说:“秉忠为朕尽忠三十余年,小心谨慎,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学问之深,惟朕知之。”令出内府钱安葬于大都。十二年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成宗时赠太保,谥文正。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

  秉忠自幼好学,至老不懈,生活简朴,自号“藏春散人”。其诗潇洒闲淡,有文集十卷。


张文谦传

  张文谦,字仲谦,邢州沙河人。自幼聪敏,记忆力强,与太保刘秉忠同学。世祖即位前为藩王时,封邢州为分地,秉忠向世祖荐举文谦。定宗二年(1247),世祖召见文谦,命他掌管王府书记,渐渐为世祖所信任。邢州地当要冲,初分二千户以供勋臣衣食,派去管理的人,皆不知如何治理,而是进行百般搜刮,人民承受不了,有人向王府申诉。文谦与秉忠一同去对世祖说:“今民生困苦,以邢州尤其严重。何不择人去治理,责其成效,使各地向民间征取有一定限度和规定,这样,天下百姓都受到恩惠。”于是选近侍脱兀脱、尚书刘肃、侍郎李简一同去治理。三人到邢州后,同心协力,除去弊政,革去贪暴。于是逃亡在外的相继返乡,不到一月,户增十倍。从此,世祖更加重用儒生,让他们参与政务,这都是由文谦向皇帝建议的结果。

  宪宗元年(1251),文谦与秉忠把当前首先要办的事陈奏于世祖,都予实行。世祖征大理,国王高祥抗拒不服,杀朝廷派去的使臣而逃跑了。世祖大怒,要大肆屠杀大理城的居民。文谦与秉忠、姚枢极力谏阻道:“杀使臣抗拒朝廷之命的是高祥,百姓无罪,请宽大。”大理百姓因此保住性命。宪宗九年,世祖率师伐宋,文谦与秉忠对世祖说:“王者之师,有征讨但无战争,对南方臣民当一视同仁,不可滥杀。”世祖道:“希望与卿等共同遵守。”入宋境后命诸将不准妄杀和烧毁房屋,所获人口一律释放。

  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位,设立中书省,首命王文统为平章政事,文谦为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弊,以安国便民为宗旨。诏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而文统素好忌恨别人,在商议政务时,每每与文谦相互可否,意见不一,怀怨于心,因此文谦请求出京任职。诏令他以中书左丞之职行大名等路宣抚司事。临行,对文统说:“民困苦已久,况又逢大旱,若不减税赋,何以满足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之希望?”文统说:“皇帝新即位,国家经费只是仰给于税赋,如果再行减免,国家所需如何供给?”文谦说:“百姓足,君怎么会不足!等到风调雨顺的丰收之年,再行征收也不晚。”于是减常赋的十分之四,商酒税减十分之二。

  中统二年春,回到朝廷,留在政府工作。朝廷始设左右部,推行各项政治措施,事无大小都办得很好,其中文谦尽了很大力量。三年,阿合马领左右部,总管国家财政,凡事只由他奏请皇帝,不必禀告中书省。朝廷诏大臣们讨论此事,文谦说:“分管财政,古代有这种制度,但说中书不干预其事,是没有道理的。若中书不问,天子将亲自来处理吗?”世祖认为“仲谦说的是”。

  至元元年(1264),诏令文谦以中书左丞之职巡察西夏中兴等路。羌族习俗素来与中原不同,办事无纲无纪,文谦从被俘人口中得蜀士五六人,让他们出来熟悉政事,一月之内,公文有格式,子弟也知读书,习俗为之一变。又疏导唐来、汉延二渠,灌田十数万顷,百姓得其利。

  至元三年回朝,诸势家提出把数千户强迫为私家奴婢。此事久议不决。文谦认为,当以太宗七年(1235)为断,奴婢没有在官府户籍册上登记的,可归属于势家,其余良民无强迫为奴隶之理。议定之后,作为法律共同遵守。五年,淄州妖人胡王惑众,官府为此逮捕了百余人。丞相安童转奏文谦之言:“愚民无知,故被妖人欺骗引诱,杀其首恶就可以了。”朝廷命文谦去处理此案,文谦只处决三人,其余释放。

  至元七年,拜文谦为大司农卿。文谦奏请设立各道劝农司,巡行劝农,开垦荒田,举行祭先农、先蚕等礼。又与窦默一同奏请设立国子学。朝廷诏命许衡为国子祭酒,挑选贵族子弟进行教育。当时,阿合马计划收民间之铁,由官铸造农具,以高价配售与民;创立行户部于东平、大名,印制钞票;所遣诸路转运司干政害民。文谦都将这些弊政在皇帝面前予以弹劾,请求废除。十三年,升御史中丞。阿合马怕台谏官揭发其奸诈,奏请废除了各道按察司。文谦却奏请恢复,但他自知为奸臣所忌恨,力请辞去御史中丞之职。当时世祖正因《大明历》成书年代已久,有差错,命许衡等制定新历法,于是授文谦为昭文馆大学士,领太史院以总管修新历之事。十九年,拜枢密副使。一年多病卒,享年六十七岁。

  文谦早随刘秉忠研究占卜相命之术;晚年结交许衡,尤精于义理之学。为人刚直明快,凡所陈奏于皇帝者,无不是尧、舜仁义之道。多次违背权臣的意图,但把因此而蒙受的是非得失,全不放在心上。家中只有藏书数万卷。他尤以引荐人材为己任,时论更加肯定他。累赠推诚同德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魏国公,谥忠宣。


郝经传

  郝经,字伯常,祖籍潞州,后迁居泽州。金末,父郝思温举家迁于河南鲁山避难。河南兵荒马乱,居民躲藏于地窖中,乱兵用火熏,民多惨死,郝经母许氏亦遇难将死,幸经用蜂蜜和寒菹救活。这时他才九岁,人称奇才。金亡后,郝经全家又迁居顺天。经因家贫,白天打柴买米度日,夜间苦读,如此过了五年,为当地守将张柔、贾辅闻知,请去奉为上宾。张、贾二家藏书万卷,郝经得有幸博览,无不精通。其祖父之弟子元裕对他说:“你貌似你祖父,才器非凡,望倍加努力。”

  宪宗二年(1252),世祖以皇弟的身份在金莲川建立王府,召郝经去咨询治国安民之道。郝经进呈数十条,世祖大喜,因留用于王府。此时蒙古皇帝正调集各路军马攻宋,西路军由宪宗亲领入蜀,东路大军由世祖统领,郝经随世祖至濮州。有人提出取宋七条建议,世祖交诸将商议。郝经认为:“自古得天下者,以德不以力。今宋尚无败亡的迹象,而我军空国而出,恐诸侯乘虚于内,小民受苦于外。臣郝经只见其危险的一面而未见有利的一面。王不如屯兵不动,颁行德政,施恩于民,招贤纳士,笼络各地守臣,共同防御,等待西军进展。这样上合天心,下从民望,时至而动,可轻易夺取宋国。”世祖见郝经不过一介书生,竟有如此高论,十分惊异,以为是事先与张柔商议过的。郝经解释道:“经年少时曾寓居张柔家,曾听过他的高见,但现在是我自己想当然而已,张拔都并不知道。”随之又进呈七条建议,共七千余言。世祖任命杨惟中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史,郝经为副使,将归德军先开至江上,宣布恩信,招纳归附宋人。惟中欲私还汴京,郝经劝阻曰:“我与公同受命南征,不曾受命还汴。”惟中大怒,不听劝阻。经自率师南下,惟中又惧怕起来,与经一同南行。

  郝经闻知宪宗在蜀军事久无进展,于是向世祖进呈《东师议》,真大意是:

  经闻取天下易,救天下则难。我朝曾以一旅之师,奋起于漠北,欲统一中国,马首所向,无坚不摧。灭金国,并西夏,占领荆襄,克复成都,平定大理,征服诸夷,得天下十分之八,惟宋未下,未能成就统一大业,连年用兵,迄今已二十年了。为什么以往取胜易,而今完成统一大业难?

  取天下有两种策略,一是武力夺取,一是智谋夺取。前者不可旷日持久,久则士气疲惫;后者不胜急,急则难以成功。从历史看,自汉、唐以来,以武力夺取,只费时五六年,未有超过十年者,所以军力不会疲惫,终能成功。晋之取吴,隋之取陈,经营十年有余,都是以智谋统一天下。无论时代之远近,其成功之道各取所当,不可任意行动。

  我国家建立五十年,一是用兵力取天下,百姓深受战乱之苦,自古用兵未有如此之久且多的,军力怎能不疲惫呢?今征兵收税,朝下令而夕出师,大王亲自披甲出征,跋涉山河,举全国之力以伐宋,企图统一天下。其志可谓坚定,其军力可谓强盛,所取得土地可谓广大,但仅只以力取胜,谋略未得施展。如果在平定诸国之后,息师安民,施行教化,创立法度,上下井井有条,不紊不乱,再任老成者为丞相,用英勇善战者为将帅,选贤能为官吏,聚集智谋于参议机要,减轻人民的赋税,发展农业,内政治好了,国防也强了。如有不服者,先发文诰晓以大义,如拒绝不听,然后伺机征讨。从东海至襄、邓,屯驻重兵,军旗相望,此为正兵。自汉中至大理,以轻骑速进,以为奇兵。只要将帅得人,军纪严明,皇帝虽居九重深宫,天下即可整治。若不如此,隔一岁就大举征伐,兵连祸结,上下震动,将如何得了。今东师未出,大王明智仁爱,何不事先讨论!

  用兵之道在于按本国情况,不必遵行古制。我蒙古大军由于长期围猎,其聚如丘山,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鹘,出其不备,攻其不意,故得以破回鹘,灭西夏,败金兵,都是因为善用奇兵。其后由金、房绕出潼关之背以攻汴,自西和径入石泉、威、茂以取蜀,自临洮、吐蕃穿过西南以平大理,这些都是用奇兵的成功。其所以能出奇制胜,是因为关陇、江淮以北,多是平原旷野,便于骑兵驰骋,所向无敌。如今大军进取巴蜀,那里大山深谷,险阻重重。皇上亲领百万之众,首尾万余里,运动困难。敌人则据险扼守,攻难守易,虽有奇谋秘略,不能施展,力无所用与无力一样,勇无所施与不勇无异,计不能行与无计相同,大军徘徊不能进,这便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的道理。

  为今之计,应改正已造成的失误,防备未来的变化。攻蜀大军不能突然撤退,殿下最好遣人去请示于皇上,乘我大军压境之势,派人去劝说宋朝赔款割地。暂且息兵议和,保全我军势力,而后再图大举。如果皇上不采纳殿下意见,殿下也算是尽了自己的职责,然后再慎重详细规划进军方略,仍按前定之谋,以西路军为奇兵,以东路军为正兵。东师南进之前,先文告宋朝,讲明祸福所在,使他们知道殿下有仁爱之心,不愿屠杀,非好攻战,是不得已而用兵。殿下诚意昭著,恩信施行,然后挑选精勇兵将,组成一军,以老成善带兵者为将帅,作为殿下近卫军,以防不虞。其余由大官重臣分师统领,作为攻战部队。新招入部属不知打仗,可使他们在沿边筑垒,与敌郡县犬牙相错,以牵制敌军。老弱残兵,把他们编组起来,由素有重望的大臣领导为内地镇守之卒。这样内外布置周到,没有破绽,然后节制进军。进入宋境之后,军队阵营严整,缓慢前进。我军要扬长避短。宋军恃城坚守,以不战而使我军疲惫,我军可长期围而不攻,使彼自困,选择出入便利地方屯驻重兵,表现出我军必然夺取的态势。凡攻占的地方,要严禁军士焚烧庐舍及滥杀人民,开其生路,争取人心。

  军队士气振奋起来了,一切军需用品都准备充足了,然后以轻骑进攻两淮,截断宋军粮草,使血脉断绝,各守孤城。随即大军南下,直抵长江北岸,沿江屯驻,号令严明,军纪整肃,首尾衔接,各备船只,扬言渡江。宋军必大为震惊,内部发生变故。因为宋军精锐都在两淮,扼守长江的军队未曾经过战斗,只是恃长江天险,何能抵挡我身经百战的精锐之师。我军在一处突破,其他则望风皆溃,其两淮之军亦不能回师救援。这就是兵家所谓的避坚攻弱,避实击虚。

  宋军素来认为:“有荆襄则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则可以保江南。”我军万全之策是:前荆后淮,先淮后江。过去我军据有荆、襄、淮甸,占据长江上游,后来失守。今日当以彼所保者为吾所攻,命一军出襄、邓,直渡汉水,造舟架桥,水陆并进。以轻骑取襄阳,绝宋军粮路;以重兵趋汉阳,出其不意,攻其不防。或者以重兵攻襄阳,轻兵穿越均州、房州,远攻归州、峡州,以接应西路军。如果交、广、施、黔遣兵出击,宋军夔门不守,西路大军顺流而下,占据荆、郢、湘、潭,与东路军形成掎角之势。命一军出寿春,乘势夺取荆山,架桥于淮河以沟通南北。派轻兵包抄寿春,重兵分布于钟离、合肥之间,占据濡须,堵住皖口,南入舒、和,西至蕲、黄,在乌江、采石间广布巡逻兵,侦察渡江之险易,经过从容策划,然后进军。此所谓“溃两淮之腹心,抉长江之襟要”。一军出维扬,但由于通、泰、海门以及扬子江面均靠近宋朝京都,必有重兵防守,不宜立即进攻,当以重兵临维扬,又以轻兵出通、泰,直抵海门、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骑上下,静观形势变化。以上三军并出,东西连成一气,殿下虽身居一军可节制各路。

  或有相反意见,认为三路大军并进,必然兵分势弱,不如三军合力向一方进攻,敌莫敢当。此等意见是不知取国之术与争地之术不同。大军合力向一处进攻,这是争地之术;诸路军并进,是取国之术。中国历代帝王统一天下,都是采取后一战略。如晋取吴是六道并进,隋取陈是九道并进,宋取南唐是三道并进。没听说有一旅之师而能攻灭敌国者;或有,那也是侥幸成功,岂有堂堂大国,拥军百万,而图侥幸成功的吗?况宋朝自南渡以来,百有余年,纪纲严明,风俗淳厚,君臣和睦,内无祸害,土地广阔,不可小视。自盟约破坏之后,他们每日都在注重军事,时时警戒,把我们当作强敌对待,且从未大败过,岂可蔑视。故英明君主之得天下,必有万全之策,不能以侥幸取胜。

  西路军出师已一年了,还未成功。我国家全盛之力在于东路军,若东路军一举而下金陵,攻克临安是完全可能的。但因此而大量消耗了兵力,多费时日,以致进退两难,反让敌国有机可乘,到那时将悔之不及了。所以应详细筹划,慎重行事,以智取为上,这是保全实力,坐以取胜。过去我朝征服各国,本以力胜,但如今形势不同,若措置失当,既不能挫败南朝英雄之气,服天下之心,又让那些心怀叵测的小人乘机离间,为之动摇。愚臣不厌其烦地反复议论东路军的作战方略,着眼点不是已形成的局势,而是将来的局势。

  元军正当会师渡江,围攻鄂州之时,忽闻宪宗驾崩。世祖召集诸将商议对策。郝经再上书曰:

  《易经》说:“只有圣人能知进退存亡,不偏不倚。”殿下才智过人,刚毅果断,足以统御天下。且久知进退存亡之道理。然自出师以来,进而不退,臣经很不理解。在真定,在曹、濮,在唐、邓,反复进言,均未蒙允准。如今形势急迫,故再进狂言。

  国家自平金以来,只务进取,不蓄精养锐以待时机,以致用兵日久,费财巨大,且终无成效。蒙哥罕即位后,本应休养生息,忽大举用兵,进而不退。付与殿下率领的东师也是不当再进而又进,认为是皇命不可违。大军至汝南,既闻皇上驾崩,理应立即遣使至各军统帅,相继退军,与宋议和,殿下回归京师,处理皇位继承大事,但仍旧进军,这是不当进而速进。大军会集于长江之滨以后,应遣使与宋议和,息兵安民,整顿队伍,准备北归,但仍进军,又是不当进而又进。既不宜渡淮,又岂宜渡江?既不宜任便进军,又岂可攻城?如果认为机不可失,敌不可纵,那么既已渡江就不可中止,当乘虚取鄂州,然后分兵四出,直抵临安,使宋朝措手不及,灭掉宋国。如果达不到灭宋目的,则应知难而退。大军不当进而进,江不当渡而渡,城不当攻而攻,当速退而不退,当速进而不进,徘徊于江边,耽误时日,暴露出我军的弱点。举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我军精疲力竭,敌军精神饱满,还有何期待?我军患病者十有四五,到冬春之交,瘟疫流行,那时恐怕想回师也不可能了。

  宋朝上流既已无忧,吕文德集中兵拒守,他们知我国内政局不稳,斗志倍增,两淮之兵尽集于白鹭,江西之兵尽集于隆兴,岭广之兵尽集于长沙,闽、越沿海巨舶大舰相继而至,伺隙而进。如果堵住江、黄渡口,阻拦于大城关,扼守汉东之石门,封锁郢、复之湖泊航道,我军将如何北归?不得已只有突入江、浙,捣其心腹。据闻,临安、海门已聚集战舰,是不能去的;如果还抵金山,拼命杀出归路,宋人中岂无韩世忠之辈?鄂州与汉阳在大别山两头,中间有大河大湖,号为“活城”,如果我军全力拔取,敌军必弃城逆流而上,入洞庭,保荆、襄,再顺流而下,突过浒、黄,我军亦难以截堵。为此鄂州区区一城,取之并不显示我军威力,不能取则大损我军威望。

  殿下本不愿渡江,既渡江也不欲攻城,既攻城也不焚烧房屋,不伤百姓,不强迫汉人改换蒙古衣冠,不破坏汉人坟墓,禁止百城外侵掠民财。虽有人劝殿下直趋临安,殿下认为:“临安人口稠密,若至临安,虽不杀人,人民也受践踏,于心不忍。若天与我,不必杀人;若天不与,杀人何益!”终于不趋兵临安,仁慈之心上通于天。殿下本久有北归之意,只是因故不能成行。然为今事急,不可不做决断。

  现在,宋朝正惧我大军压境,集师自救,还无暇向我进攻。而我国内空虚,塔察国王与李行省相互勾结,威胁后方;西域诸胡窥伺关陇,旭烈大王正远征在西方,与中国本土隔绝;企图夺取皇位者,大有人在。狡诈之人说不定会兴兵作乱,使我腹背受敌,那时大事去矣。而且阿里不哥已据燕都,发布敕令,命脱里赤为断事官及行尚书省,号令诸道,已行皇帝之事。大王虽素有重望,且握重兵,但若阿里不哥声称受先帝遗诏,登基正位,下诏中原,行赦江北,那时大王欲归京师而不可能了。

  昨奉命与张仲一察看新月楼,见西南角到东北角,敌屯军万人防御坚固,必不可攻,只有许和息兵。殿下断然班师回朝,速定皇位大计,销祸于未然。可先命劲兵把截江面,与宋议和,允许他们割淮南、汉上及梓、夔两路,划定疆界,规定每年贡纳钱币。然后留下辎重,轻骑渡淮,直抵燕都,如从天而降,一切奸谋冰释瓦解。遣一军从四川迎回蒙哥皇帝灵柩,接收皇帝宝玺,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诸王驸马,会集于和林,为大行皇帝治丧。差官至汴京、京兆、成都、西凉、东平、西京、北京各地,抚慰军民。召真金太子镇守燕都,并使他明了当前形势。这样则皇位继承有人,国家安稳无忧。

  这时,恰逢宋朝守帅贾似道亦遣使求和,世祖应允,乃班师北归。

  第二年(1260)世祖即位,以郝经为翰林侍读学士,佩金虎符,任国信使至宋宣告世祖承继皇位,商定和议,令沿边诸将不得抢掠。郝经南行前入辞世祖,并上奏议十六事,皆政务大要。

  郝经名声很大,遭平章王文统的妒忌。王文统在郝经南行起程之后,暗中嘱咐李璮调兵攻宋,企图借宋人之手杀害郝经。郝经行至济南,李璮写信给郝经阻止他南行,郝经把李璮的信送呈朝廷,自己继续南下。宋军败李璮军于淮安。郝经至宿州,遣副使刘仁杰、参议高寿羽去向宋朝商定入国日期,宋守将不上报其朝廷。经又致书宋宰相及淮帅李庭芝。李庭芝在回信中怀疑郝经南来的意图。贾似道正以抗敌有功自负,怕郝经到来后会揭穿他弄虚作假的阴谋,把郝经留住于真州。郝经上表宋朝皇帝,申述他来议和的诚意,又多次写信给宋朝皇帝及宰相,极力陈述战和的利害,并请求入见宋朝皇帝和归国。这些都未上报宋朝皇帝。郝经所住的驿馆,被宋军严密把守,日夜巡逻,企图以此来动摇郝经南下到临安议和的决心。郝经不屈,对随从人员说:“如果我受命不南下,那是我的罪过。我们一入宋境,死生进退,听宋朝处置,我决不屈服。你们不幸也遭监禁,应耐心等待,我看宋朝的寿命不久了。”郝经在真州被软禁了十六年,至元十一年(1274),丞相伯颜奉诏南伐,世祖遣礼部尚书中都海牙及郝经之弟行枢密院都事郝庸入宋,问宋朝关押元朝使臣之罪。宋朝廷害怕了,遣总管段佑送郝经归元。贾似道欺君误国的阴谋也被揭破,流放而死。第二年夏,郝经回到朝廷,世祖赐宴,并咨询政务。七月病卒,年五十三岁,谥“文忠”。郝经在真州被软禁期间,曾做诗曰:“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其忠诚如此。

  郝经为人注重气节,学问讲求实用。在被拘留十六年中,著书立说以垂后世,撰有《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通鉴书法》、《玉衡贞观》等书及文集,凡数百卷。随从亦受学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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