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八十一 列传六十八　元明善 虞集(虞刚简 虞汲 虞槃 范梈) 揭傒斯 黄溍(柳贯 吴莱)

元明善传

　　元明善字复初，大名清河人。其祖先大概是拓跋魏的后裔，居住在清河的到明善已是第四世了。明善资质颖悟，读书过目不忘，学习诸经都能理解，而对《春秋》更为深刻。二十岁游吴中，文章名声卓著。由浙东使者荐为安丰、建康两县学正。

　　后来征召为枢密院属官，当时董士选为院佥事，对待他像宾客、朋友一样，不敢以属官对待他。士选升为江西左丞，又征召他为省的属官。当时赣州刘贵反叛，明善随士选统兵讨伐，擒三百人，明善对一些牵连的一律从轻惩处，使一百三十人免于死刑。有天，将佐说：“应该多杀俘获的叛逆，死了的应戮尸示众，以振军威。”明善坚决争辩，认为朝廷的军队，应奉行先帝的惩罚，这些人是小丑跳梁，杀大头子就可以了，百姓有什么罪。所以后来才得到赣、吉两地民丁十万人，有司企图从中得利，而明善请求焚烧反叛者名册以灭其迹，于是二郡百姓安宁无事。

　　升明善为南行台属官。不久授枢密院照磨。后又迁职中书左曹的属官。当初明善在江西时，张王宣为该省参政，明善有匹骏马，但是很瘦，张王宣借来骑用，时间长了，马养得肥壮起来，王宣非常喜爱，给三十斛米作为酬谢。后来王宣倒台，江浙行省清查其家产，金谷簿中写有“米三十斛送元复初”，不说是酬谢马的钱，明善因此判罪免职。很久以后，才有人为他辩白这件事，恢复省属官之职。

　　仁宗在东宫时，首先提拔他为太子文学。即位后改任翰林待制。参知编修《成宗实录》、《顺宗实录》，升翰林直学士。诏令他节录《尚书》经文，译其涉及政治者献上。明善推荐宋代忠臣集贤直学士同译润色。书编成后，每上奏一篇，帝一定称赞，并说：“二帝三王之道，要不是你，我不可能知道。”兴圣太后受尊号后，廷臣请求赦免罪人，明善说：“多次赦免，不是好人之福，宽容过失就可以了。”

　　奉旨去山东、河南救灾，当时彭城、下邳各州连着几十个驿站，人饿马死，而官府不下达文书赈济借贷，明善用二千锭分给百姓，并说：“我擅自命令，就是犯罪也不推辞。”回来后修编《武宗实录》，又升翰林侍讲学士，参预讨论科举、服色等事务。

　　延祐二年(1315)开始进士考试，任明善为考官；廷试时又为阅卷官，所取士后来多为名臣。又改任礼部尚书，整饬孔氏宗法，使宣圣五十四世孙思晦袭封衍圣公。此情上报后，帝认为可以。提拔为参议中书省事，不久，入翰林为侍读，授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又召入集贤任侍读，讨论扩充庙制，升翰林学士，修编《仁宗实录》。英宗亲自到太室祭奠，礼官送上祝册请署御名，帝命明善三次代帝签名，对他关怀之深厚，当时无人能相比。至治二年(1322)卒。泰定年间赠资善大夫、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谥号文敏。

　　明善早就以文章自豪，到晚年造诣更深，有文集流行于社会上。

　　当初在江西、金陵时，常同虞集进行激烈争论相互切磋。明善说：“虞集整理诸经，只选朱熹所定，自汉以来先儒曾对经书尽心尽力，但考释很不广博。”虞集也说：“凡文辞能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就可以了，一定要像明善说的‘像雷霆那样震惊，像鬼神那样灵变’然后才行，这不是性情端正的表现。”两个人原相处很好。到京师后，各不相让。董士选到江浙中台行省，两人一块送他到门外，士选说：“伯生以教导为职责，应该早回，复初可以再送我一程。”集回去了，明善送到二十里外，士选下马入旅舍，备置菜肴，与明善同饮，士选举杯嘱咐说：“士选以功臣之子，出入台省，对国家没什么补益，只求得几个好的士人，被朝廷使用，像复初和伯生，以后一定会显赫，但也难免被人挑拨离间。复初是中原人，仕途上会受到重用；伯生是南方人，将被复初摧折。现在饮下我这杯酒，希望你不要像这样。”明善接过酒杯，跪着饮干后起立说：“确实像您说的，且不说以后，现在已有缝隙，请您再赐一杯，我终身不敢忘您的话。”饮完第二杯就告别了。

　　真人吴全节与明善交往密切，曾求明善做文，明善对他说：“伯生见了我的文章一定会讥笑，我很想知道他说什么。成季为我准备，请伯生来看，如已镌刻石上就不好办了。”第二天虞集来了，明善拿出文章给集看，集说：“你能按我的话，删去一百多字，就可以了。”明善立即将笔蘸好墨，嘱集修改，共删一百二十多字，文章更加精当。明善大喜，于是二人和好如初。集每见深明经书的人士，也把明善的话告诉他们。


虞集传

　　虞集，字伯生，宋朝丞相允文五代孙。其父汲，黄冈县尉。宋亡，寄居于临川崇仁，与吴澄为友，吴说他的文章明白朴实。虞集家境贫寒。晚年稍有发迹，后以翰林院编修官之职位隐退。娶国子祭酒文仲之女杨氏为妻。

　　虞集三岁就知读书，至元十二年(1275)，汲携带家眷赴岭外，战争中无法携带书籍，杨氏口授《论语》、《孟子》、《左氏传》和欧、苏的文章，集听后都能背诵。返长沙后，在外傅处就读，虞集和弟弟虞般木都是在家接受学业的，离家后又与意志相合的世伯吴澄交往，故教与学都有深厚的渊源。

　　左丞董士选任江西南行台中丞，请虞集任家教，直到大德初年(1297)，才去京师。经大臣推荐，任命为大都路儒学教授，他虽以教诲儒生为业，但更重充实自己，从不浪费时间。后任国子助教，把执行师道作为己任。在国子监祭祀的大殿上，有个名叫刘生的儒生酒醉失礼，虞集要将他除名，大臣中有人为刘生谢罪，虞集不允，说：“国学是培养礼义人才之所，如此失礼而不处理，何以为教？”仁宗传诏命集勿狠追此事，集把刘生失礼的情况陈述于上，并迁詹事院办公，刘生终被除名。仁宗更认为虞集是一位贤德之人。

　　大成殿新赐登歌乐曲，而来自江南的琴师与来自河北各封地的乐生，性情各异，虞集亲自教他们，然后才能演奏。虞集请求设立司乐一人做总管，便于考核。仁宗即位后责令监学拜台臣为祭酒，任命吴澄为司业，希冀有所改革，以符合仁宗的意愿。虞集竭力赞助这种主张。因持不同主张的人阻止改革，吴澄弃官而去，虞集也称病辞官。不久又任命为太常博士。丞相拜住刚任院使，问集关于礼器、礼节、仪式的事，集对答如流。拜住听后，甚为叹息，更信儒生是有用的了。

　　朝廷要以科举选拔人才，有人认为治理天下只要有武力即可，只有虞集认为要长治久安，必须从根本着手。后任命虞集为集贤修撰。大德六年(1302)任命集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仁宗曾对左右的人叹息说：“儒生都已启用了，只有虞伯生没有提拔。”当时正逢仁宗驾崩，未能重用。

　　英宗即位后，任拜住为相，能重用有德才之人，拜住就向皇上推荐了他。泰定初年，在礼部主持考试，对共事的人说：“国家考试各科的办法，经书的注释都虽各有见解，但主要是用来统一道德、同化风俗，而不是使学生专门擅长某一家的学说，像近代学习五经的陋习，经典道理深远，不是一个人的见解能阐明的。考试要录取成绩优秀的，不要先有定见，否则求贤就会受到局限，错误就会从这里开始。”以后又两次担任考官，大致都按这个说法，所以每次都能录取合意的人才。

　　泰定初年任命虞集为国子司业，后升迁为秘书少监。天子驾临上都，因经筵讲臣多年事已高，命虞集和集贤侍读学士王结携经书跟随。从此常随帝行。经筵之制，专门选取经史中合乎德行治国的内容，采用蒙古文、汉文荐与皇上阅读。而虞集每选一篇文章，都以古今名物进行反复的辨析，做到言辞通达。很多人都不如他，都无不暗自惊叹。帝又任命虞集为翰林直学士，不久又兼国子祭酒，在研讨事情时，他列举京师依赖东南运粮的事例，指出耗民力运输是无法估量的，他对同僚们说：“京师之东，沿海几千里，北邻辽海，南近青州、齐鲁，是长芦苇的地方，利用海潮淤泥为沃壤，采用浙江人的办法，筑堤挡水为田。富人中想做官的，将他们召集来，分给土地，官府划定边界，能用一万人耕地的，授给万夫之田，使他成为万夫之长。千夫、百夫同是如此，发现懒惰的就换掉他。第一、二年免税；第三年看收成和土地优劣，由朝廷规定征收数目，以后按等次逐渐征收；五年就有积蓄了，给他官爵，按储蓄给以俸禄；十年发给符印，并能传给子孙，像军官的法规一样。那么东面有几万民兵，可以保卫京师，抵御岛上来犯的敌人，东南可以放宽海运，以减轻百姓的劳累。于是有钱想当官的人，能够用他；在江海间游荡的盗贼，也都有所归宿。”在议论中，由于有人认为执行的人一定会受贿赂，不可行。此事就放下了。以后海口设万户制，大概就是按上述做法。

　　文宗当太子时，已知虞集之名，即位后仍命集兼经筵及奎章阁侍书学士。当时关中灾情严重，饿死者众多，方圆几百里都没有幸存者，帝问怎样救关中，集说：“太平的日子长了，人们贪图安逸，有志的人，急功近利，怨言就出现了。重灾之后，执政者要采用新的办法，拯救灾荒，如果派遣一、两位有才能又熟悉民情的人，稍稍放宽禁令，使他们能有所作为，由郡县选择可办事的人，在故居处划定城郭，修建闾里，开通河渠，限制田亩，减轻徭赋，把伤、残、老、弱的人组织起来，以他们的力量来治理灾害。那么远离家乡的人就会逐渐回来，春耕秋收有人帮助，一年两年不征税，免徭役。田亩划分既定，友邻相助，各方的人都聚集在此，整治有方，那时三代的百姓将会出现在这旷野的地方了。”文宗认为很好。他又进言说：“希望给我一个郡，试用此法，三五年中，一定能回报朝廷。”左右的人说：“虞伯生想借此走掉。”于是此事又作罢了。

　　当时宗藩之间有隔阂，功臣奢侈越制，政教未能确立，文宗要通过朝廷考试，选拔人才，虞集被任命为阅卷官，他先提出以“劝亲亲，体群臣，同一风俗，协和万邦”为试题，帝未采用。集因任侍书学士无事可做，妒忌的人又多，就与大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等对皇上说：“皇上有独到见解，建立奎章阁，读群书，设学士员作为顾问。我们没有什么能效力，恐有碍您的圣德，请允许我们辞职。”帝说：“从前我的祖宗聪明睿智，对治国之道生而知之，我早年经历过艰难险阻，与祖宗相比，无生而知之的聪慧，对国家的治理，怎能知道得周全呢？所以才建立奎章阁，设置学士员，以求祖宗的教诲，古今治乱的得失，每天都能陈列在我面前，你们把所学到的全部知识，用来帮助我。不要辞职了。”

　　圣上要收集本朝典故，仿《唐、宋会要》，编《经世大典》，命虞集与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同任总裁。集说：“礼部尚书马祖常，很懂古典典章；国子司业杨宝瑞，素来懂得天文地理，可以统率经典；翰林修撰谢端、应奉苏天爵、太常李好文、国子助教陈旅、前詹士院照磨宋耿衣、通事舍人王士点，都多见多闻，可以协助撰录。若是这样便能早日成书。”不久世延返乡，由集专负此责，历时两年，书成，共八百帙，进呈皇帝后，因眼疾求解职，帝不允。

　　御史中丞赵世安乘空为集请求说：“虞伯生长期住京师，家境贫困，又患眼病，恳请给他出京任职的机会，以便就医。”帝怒斥说：“一个虞伯生你们也不能容纳吗？”帝正要专用他从事文学，以他的弘才博识，在任何方面施展，都无不当之处。近来一些重要的典册都出自他的笔下，因此不让他离职。集每受命有所述作时，必以帝王之道分析治理疏忽的缘故，从容恳切地希望皇上有所感悟。如果问他历史上的成败教训，更是委婉地详尽其言。有时因某处问题随时规劝，出宫后也从不告诉别人；有时进谏后帝不能采纳，他回到家中就郁郁不乐。家里人见此情形，也不多问。当时世家子孙因才名被任用的很多，他们担心皇帝过分重用虞集，常想从中离间帝与集的关系，但未见效。于是他们就争相摘录虞集的文辞，指责讥讽，幸天子都能觉察，所以未能中伤虞集。但集却未改变对他们的态度。

　　谈到推荐人才，一定要先了解其人的修养，不能以笼络人而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至于评论文章，必须要详尽其理，那些对经典进行诡辩的文章虽好也不能取。即使因这些而招致诽谤，也绝不动摇。光人龚伯璲，因才智英俊得到马祖常的喜爱，祖常任御史中丞，伯璲常到他家与之交往，祖常请虞集引荐，集不允，说：“此人有些小聪明，但不是大器，恐怕将来不会有圆满的结果。”祖常不以为然。一天在家设宴请集，酒过三巡，祖常拿出引荐信，请集签名，集断然拒绝，祖常很不高兴地作罢。

　　文宗驾崩，集正在休假，计划南归故里，未能实现。幼君宁宗又驾崩，大臣要仿效武宗即位的前例，立妥欢帖穆尔太子为帝，召集老臣赴上都议事，集也在召集之列。祖常派人对集说：“御史有话。”于是集推说有病回临川了。

　　当初文宗在上都，要立其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只因妥欢帖穆尔太子乳母的丈夫说明宗在世时，一向认为太子不是自己的儿子，贬到江南，用急件召翰林学士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尔实将这件事写在《脱卜赤颜》中。又召虞集草拟诏书，宣告于朝廷内外。当时省、台诸臣，都是文宗平素信用的人，御史不敢斥责这件事，用意在讽劝虞集赶快离开。伯璲后因执政败事，招致杀身之祸，当世的人才都佩服虞集能识别人。

　　元统二年(1334)顺帝遣使，召他回禁林，因病发作，不能启程。至正八年(1448)五月二十三日，病卒，享年七十七岁。诏赠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封仁寿郡公。


揭傒斯传

　　揭傒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人。父亲揭来成，是宋代乡贡进士。傒斯幼年时家贫，他读书很刻苦，无论昼夜，从不懈怠。父子自为师友，因此对诸子百家的学说能透彻了解，文章早已出名。大德年间，出游湘、汉，湖南帅赵淇，人们送给他的美称是：知人、见到傒斯惊讶地说：“他日定是翰苑的名流。”程钜夫、卢挚，先后任湖北地方长官，都很器重他，钜夫把堂妹嫁给了他。

　　延祐初年(1314)，钜夫、挚向朝廷推荐，特授傒斯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当时平章李孟监修国史，读了他撰写的《功臣列传》后，感叹地说：“这才是名史的笔法，若是别人，只是誊录罢了。”升应奉翰林文字，仍兼编修，调迁国子助教，又留为应奉。回南方看望母亲，不久又召回。傒斯三次入翰林，朝廷的事，尚书省的礼节，无不熟悉，集贤学士王约说：“与傒斯谈治国之道，得到很大启发，授给政事，没有不能办到的。”

　　天历初年(1328)，开设奎章阁，首先提拔他为授经郎，以教育有功勋的国戚大臣子孙。文宗到官署察访，都称呼他的字而不呼名。每当中书奏用儒臣时，一定要问“此人才能比揭曼硕如何？”不久，拿出《太平政要策》给台臣看，并说：“这是朕的授经郎揭曼硕所奉呈的。”可见皇帝对他之亲密和重视。

　　富州不产金，官府听信奸民的话，召募三百户淘金，让这个人总领，分往别郡采金交给官府，每年征收赋税由七两增到四十九两。这个人死后，三百户剩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又贫困无法生活，地方官府要求他们以服劳役代交金课，百姓多因此破产。中书根据傒斯的建议，减免了赋税，百姓才能安息，富州人至今还感激他。

　　编修《经世大典》时，文宗拿出傒斯撰写的《宪典》来读，并对近臣说：“这难道不是《唐律》吗？”特授傒斯艺文监丞，参与检校书籍的事，屡次都说书中的内容确实可信，想提升任用他，正逢文宗驾崩而止。元统初年(1333)，迁翰林待制，升集贤学士，官阶为中顺大夫。以前儒学官先到吏部考核，然后转集贤院考核其能力和水平，集贤转国子监，国子监转博士考核，时间要经历数月。傒斯请求更改这种烦琐的考核程序，把这件事交给本院属官办理，大家都感到方便。

　　傒斯奉旨到北岳、济渎、南镇祭祀，取西道而归。当时秦王伯颜主持国政，屡次催促他返回，傒斯因病坚决辞谢。不久，天子亲自提拔他为奎章阁供奉学士，于是立即上路，还未到京，又改任翰林直学士及开经筵，再升侍讲学士、同知经筵事，并按品进阶中奉大夫。当时规定趋升不能过二等，只有揭傒斯进四等，转为九级。经筵没有专官，多为宰执大臣兼任，凡含有贬意的言辞和深奥的道理，都要由傒斯审定后进讲，或是或非，一定要有益治国之道。天子称赞他的忠恳，多次赐给他金织纹缎。

　　至正三年(1343)，揭傒斯年已七十，辞官而去，皇帝令遣使追到漷南。不久谕旨要傒斯回去撰写《明宗神御殿碑》，文章写成之后，赐楮币万缗、白金五十两，皇后也赐给他这些。傒斯请求离职，不允，命宰相脱脱及执政大臣当面劝他不要走，他说：“使揭傒斯能有一得之献，诸公用我的话而使天下的人能蒙受其利，那么即使死在这件事上，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如果不是这样，会有什么益处呢？”丞相因而问他：“当今的政治应以什么为先？”傒斯说：“应以储材为先，在他们地位和声望未突出的时候加以培养，而在要周密管理各种事务时任用，这样才没有失材废事情的忧虑。”一天，集会在朝廷议事，傒斯直言说：“应当兼行新旧铜钱，以挽救钞法的弊端。”执政者认为不可，傒斯更是坚持己见，丞相虽称赞他刚直不阿，然而还是不采行他的意见。

　　诏令他编修辽、金、宋三史，并任总裁官。丞相问：“修史以什么为本？”他回答说：“用人为本，有学问能写文章但不知道史事的，不能参加；有学问能写文章也知道史事，然而心术不正的人，也不能参加。用人又应该以心术为本。”并对僚属说：“想要得到写史之法，须求写史之意。古人写史，很小的好事一定要记录；很小的坏事也一定要记载，不然怎么能告诫后人呢？”因此，毅然把修改文章作为己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贤否、是非一律秉公而论；至于对事物的论述有差别时，一定反复分辨论析，以求得到恰当的看法为止。至正四年，《辽史》编成后，有诏令给以奖励，他仍督促早日完成宋、金两部历史。傒斯在史馆住宿，朝夕不能休息，因而得了寒疾，病七日而卒。当时有使者自上京来，赐宴史局，因傒斯病故，而更改了时间，使者奏报皇帝，帝为之哀悼，赐楮币万缗，仍给驿舟，护送灵柩回江南。六年赠护军，追封豫章郡公，谥号文安。傒斯有勋爵而无官阶是官府失职所致。

　　傒斯年幼时，家境穷困，侍奉双亲虽是粗茶淡饭，但一定使他们愉快，有了俸禄后，衣食稍稍比以前好一点，却总是哀叹地说：“我的父母不曾享受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平生清俭，至老不变。对兄弟友爱，始终亲密无间。在朝廷虽处不重要的地位，但急于荐士，谈别人的优点生怕说得不全面。听说官吏贪图谋利，残害百姓，就绝不为他们掩盖。写文章叙事严密，语言简练，写诗尤其婉转细腻，善楷书、行书、草书。朝廷重大文献以及德高望重的元勋墓志铭，一定命他执笔。在极远的他乡的人都仰慕他的名气，能得到他的文章，没有不感到荣幸的。


黄溍、柳贯、吴莱传

　　黄溍，字晋卿，婺州义乌人。生来英俊，不同一般，儿时教给诗书，不到一月就能背诵。成人后，以文章闻名四方。

　　延祐二年(1315)中进士，授台州宁海县丞。该县临近盐场，生产盐的亭户因不受当地官府管辖，肆意残害百姓；隶属于漕运司及财赋府的编户，有所依恃，对待百姓则更加横暴。溍对他们都绳之以法。胥吏劝他不要得罪这些人，但他全不理会。有个百姓的继母与僧人私通，并谋害了他的父亲，反诬告是他干的，将判刑。溍微服私访，终于弄清案情，为冤者昭雪。

　　迁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石堰西场监运，又改任诸暨州判官。在海里巡逻的官船，按惯例是三年一更新，费用出于百姓。有多余的钱，总管都据为私有。而黄溍则节省消耗，把剩余的钱还给百姓，深受百姓称赞。奸民用伪钞勾结朋党，强夺民财，官和吏听从他们的，横行于新昌、天台、宁海、东阳等县，牵连达几百家，百姓遭受极大祸害。因此郡府下令给黄溍，由他审讯惩治。溍一审便都认罪伏法，于是将官吏除名，同谋的人各施以杖刑后遣散。有些盗贼关押在钱塘县监狱，游民贿赂狱吏私自放走，并伪造公文带领人来逮捕二十多家的百姓。溍了解到以上情况，对真正的盗贼则施以重刑；拿假文书来的又不是本州州民，就押送还钱塘，受冤者得到昭雪。

　　入朝任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转调国子博士，对待弟子如同朋友一样，从不以师道自尊轻易接受别人的跪拜，对来向他求学的学生很客气地敬重他们，当他们结束学业而任官职后，在社会上都是很有名望的人。当时要在礼殿增设四个配享座位，都是坐东向西，学官有时讨论时分别坐在左右两旁，同列都不敢相争，溍一人当面指责学官的错误，事情才作罢。

　　出任浙江等处儒学提举。溍年六、七十岁还不到引退的年龄，极力上书请求回家侍奉双亲，便渡江直接回家。不久辞秘书少监而退隐。没多长时间，起任，授职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不久又兼经筵官，为皇帝讲解经史三十二次，帝赞扬他的忠诚，多次以金织纹缎赐给他。升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官阶自将仕郎七次调迁至中奉大夫。他屡上奏章请求回家，不等上报就走了，帝听说此事，派遣使者追他回到京师，复任前官。过了很长时间，才准许回南方，在田野间悠闲自得，共七年时间，逝世在绣湖自己宅第中，终年八十一岁。赠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江夏郡公，谥号文献。

　　溍天资突出，在州县政治清明为官廉洁，月俸不给时，常常卖自己的家产以补助不足的费用。升入朝廷任职，不依附任何人，从不登大富翁和权势人家的门，君子都称赞他清风高节，如冰壶玉尺，不污染丝毫灰尘。但刚强中缺少容忍，有时遇事性急如雷霆，好像没有限度，一会儿事过之后，又和悦如春。溍学问广博，博览天下书籍，把握其精深含义，能剖析经史的疑难，以及古今承袭或改革的制度，能旁征博引，多为先儒未发现的问题。写文章时，文辞结构严谨，引据精确。他一举一动都表现了从容不迫的风度，不动声色，宛如清澈的湖面，水波不兴，一碧万里，鱼鳖蛟龙，潜伏水中一动不动。他所著的书有《日损斋稿》三十三卷、《义乌志》七卷、《笔记》一卷。同郡的柳贯、吴莱，皆是浦阳人。

　　柳贯，字道传，才干和度量都集中于一身，端庄严肃如神一般。曾在兰溪金履祥处学习性理学说，并见之于行动。从幼到老，好学不倦。凡《六经》、百氏、兵刑、律历、数术、方技、以及其他非儒家书稿，没有不通晓的。他的文章深沉广博，人们都传诵它。最初任江山县儒学教谕，任官职到翰林待制。与黄溍及临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齐名，人们称他们为“儒林四杰”。所著书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录广辑》三卷、《金石竹帛遗文》十卷。终年七十三岁。

　　吴莱，字立夫，集贤大学士吴直方之子，所处时代稍后于贯、溍。天资超人，七岁能写文章，凡书一看就能背诵。曾经往同族伯父家，每天借一册《汉书》回去，读后能朗朗背诵，一字不漏，多次更换别的篇目，都一样熟悉，大家惊叹认为是神。

　　延祐七年(1320)，参加会试，未中，退居深袅山中，更加钻研各书的旨要之处，著有《尚书标说》六卷、《春秋世变图》二卷、《春秋传授谱》一卷、《古职方录》八卷、《孟子弟子列传》二卷、《楚汉正声》二卷、《乐府类编》一百卷、《唐律删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其他还有《诗传科条》、《春秋经说》、《胡氏传证误》，但都未脱稿。

　　吴莱更喜欢论文，曾认为做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队伍分明，奇是不为法度束缚，转瞬间，千变万化，如同击剑，时进时退，自始至终不曾混乱。听的人都很佩服。

　　柳贯平生赞许人十分慎重，但每称赞莱为绝世之才。溍晚年对别人说：“莱的文章雄浑突出，类似秦、汉间的人所做，与今世文风不同。我即使做文一生，又怎赶得上他呢？”他被前辈赞得这样好。莱因御史推荐，调长芗书院山长，未上任，四十四岁逝世，君子都很惋惜。私谥“渊颖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