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六十八 列传五十五　陈祐(陈天祥) 刘宣 何荣祖 陈思济 秦长卿 赵与熛 姚天福 许国祯(许扆)

陈祐传

　　陈祐，一名天祐，字庆甫，赵州宁晋人，其家世代以农为业。祖父陈忠，精通经史，乡里皆尊他为师，死后，其学生谥曰“茂行先生”。

　　祐自幼好学，家贫，母亲张氏曾剪发卖钱，为他买书。长大博通经史。当时诸王可自任官属，宪宗三年(1253)，穆王府任祐为该府尚书，赐其父母银十铤、锦衣一套。穆王的封藩地在陕、洛，任祐为河南总管。他去上任那天，首先去拜访金末名士李国维、杨杲、李微、薛玄，向他们求教治世之道。他又奏请免征西军数百家的各种赋税，提出二十余件有利于人民的事，请朝廷施行。这些都得到朝廷的采纳。

　　世祖即位，将陕、洛地区划为河南西路。中统元年(1260)，任命祐为河南西路总管。当时州县官吏因为未给俸禄，多贪婪暴虐，而唯有祐以清廉著称，在此为官八年，始终如一。至元二年(1265)，调任南京治中。河南东部发生蝗灾，以徐州、邳州尤为严重，官府令百姓捕捉。祐到灾区视察后提出：“捕蝗恐伤庄稼，如今蝗虫虽多，但谷已熟，不如早开镰收割，可省捕蝗的劳力。”有人说请示上级，不可擅自做主。祐说：“为救民而获罪，我也甘心。”即令捕蝗的人回去收割。

　　至元三年，朝廷赐祐虎符，授嘉议大夫、卫辉路总管。卫辉是四方交通必经之地，一向难以统制。祐到任后，申明法令，建立孔子庙，修比干墓，进行祭祀。他离任后，这里的百姓为他立碑颂德。他曾上书世祖，提出创立太平盛世的“三本”：一为太子是国本，应早立太子；二为中书省是行政之本，应责成中书省专心于政务；三曰人材是治国之本，应慎重地选拔人材。这些意见虽未完全被采纳，但受到当时人的称赞。

　　至元六年，设置提刑按察司，首先任命祐为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这时，中书、尚书两省并立，世祖打算把二者合而为一，召集大臣共同讨论。祐刚回朝，就特命他参议其事。阿合马为尚书省平章政事，欲奏请升中书右丞相安童为太师，实际上是要夺中书省的权力，却又怕祐反对，因而企图以进祐为尚书省参知政事的官职来拉拢他。在讨论中，祐极力主张中书省为行政之本，是祖宗所创立的，不可废止；三公本为古代官制，今徒有虚位，不必设。废中书省的事就此结束。阿合马恼怒祐违反了他的意图，把他调出京外任佥中兴路行尚书省事。西凉隶属于永昌王府，该地达鲁花赤及总管为人诬陷，王欲逮捕法办，祐竭力为他们申辩。王虽大怒，而祐的辩护更强，王终于醒悟。二人皆免罪，认为祐是他们“再生父母”。

　　朝廷大举伐宋，派祐征调军队，山东百姓多逃避，闻祐来，都出来应征。十三年，授祐为南京总管兼开封府尹，官吏多惊慌失措。祐对他们说：“何必如此惊慌！你们以前为盗跖，而今为颜渊，我就把你们当好人对待；若前为颜渊，而今为盗跖，我就会把你们当盗贼对待。”于是这些官吏安分守己，不敢违法。许、蔡之间有大盗，聚众抢劫，祐追捕则逃入宋朝境内。宋亡后，这些人随制置夏贵路过汴梁时，祐发现了他们，将他们当众杖杀。

　　十四年，调浙东道宣慰使。江南刚刚平定，元军俘虏温州、台州百姓男女数千口为奴，祐强行释放归家。不久，行省征收百姓和商人的酒税，祐提出：“战争之后，对于遭受兵刀之苦的百姓，应宽大怜恤。”但这意见未转达于朝廷。朝廷派他去查核庆元、台州的民田。回来行至新昌，遇到玉山乡盗贼，他猝不及防，被杀害，享年五十六岁。诏赠推忠秉义全节功臣、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追封河南郡公，谥忠定。江浙父老要求葬他于会稽，未获批准，便立祠纪念。祐能诗能文，著有《节斋集》。


陈天祥传

　　陈天祥字吉甫，陈祐之弟，因兄在河南做官，他便把全家由宁晋迁到洛阳。天祥年少时就列入军籍，善骑射，中统三年(1262)，李璮在济南反叛，联络宋军为外援。河北河南宣慰司按规定授天祥为千户，令他屯兵三汊口以防御宋兵。李璮之乱平定后，他罢职归家，住于偃师南山中，有田百余亩，边耕种边读书，来向他求教的人很多。所住地方靠近缑氏山，因号“缑山先生”。起初，天祥并不好学，其兄祐也不认为他有什么奇才，几年以后，天祥将所写的诗献于祐，祐怀疑是别人代写的，同他交谈，知他在研究经史，学识渊博，大为称赞。

　　至元十一年(1274)，始任从仕郎，后历任郢州、复州招讨司经历，随元军渡江伐宋，由于熟知兵法，深为行省参政贾居贞所器重。

　　至元十三年，兴国军因没收民间兵器而遭民众的强烈反抗，行省命天祥暂管兴国军的政事。天祥领军士十人至兴国军境，在离城近百里地方停了两天才入城，父老来拜见，天祥告谕他们：“捍卫乡井确实不可没有兵器，地方官吏收得过多，所以造成乱子。今准许你们自备兵器以自卫，你们以为如何？”百姓都说这样很好。他将此事上书给行省说：“镇压奸邪，应当以巩固根本为主，若内无力防御，则外边会有奸邪之人乘机捣乱，这是必然之理。此次为乱正是由于处置失当，防内轻外所造成的。凡在本军境内之人，平时手无寸铁尺杖，让奸人得以乘机造乱，公私同受其害。今兴国军又遭到破坏，十分虚弱，若军民相防而不相信任，岂只担心外寇入侵，恐怕内部军民相互为敌。莫如推心置腹，相互信任，戮力同心，祸福同当，把人民看作自己人，把兵看作自己的兵，平乱防奸，莫不可行。希望对百姓宽容些，然后对他们提出要求。”行省接受他的意见并授以自行处置之权。天祥的一切措施都符合百姓的愿望，于是流亡在外的人相继回来，以致邻郡的百姓也移居到兴国军来。天祥加以组织，以十家为一甲，十甲设一长，废除对兵器的禁令，从民自便。于是人心安定，军队士气也振作起来了。借民兵之力，不杀一人便收降了李必聪山寨。其他山寨见此情形也各自散去，境内安定无事。

　　当时州县官吏还有未给俸禄者，天祥自行规划，按月发给，以便防止他们的贪污行为，使百姓不受侵害。邻近分宁县发生民变，刺探情报的常到兴国军，官吏请天祥下令逮捕，天祥说：“分宁县是因为官吏贪污暴虐而激起民变。今我军及所属三县，官吏不侵害百姓，百姓安居乐业。让那些刺探情报的人去把我们兴国军的情形告诉他们同党，这样，谍报员反而为我所用了。”分宁人民反抗失败，逃入兴国军境内者有数千人，天祥发给他们口粮，告诫本军百姓不要侵害他们，这些人都得以保全性命而归，对天祥无不服其威信。

　　一年后，朝廷把兴国军改为兴国路，接替天祥为兴国路总管的人，完全改变天祥的政策，严厉制裁隐藏兵器的人。所以天祥离开后不久，兴国又发生民变，邻近的寿昌府及大江南北的各县城，叛民乘势杀死守将，响应兴国人民的起义。当时刚改行省为宣慰司，参政忽都帖木儿、贾居贞、万户郑鼎臣为宣慰使。鼎臣帅兵镇压，在樊口兵败身亡。黄州叛民扬言要攻阳罗堡，鄂州官府大为震惊。忽都帖木儿胆怯不敢出兵，天祥对居贞说：“阳罗依山建垒，素来防备严密，彼若来攻，对我们有利。且南人浮躁，轻进易退，我官军居高恃险，这些乌合之众来攻，不到两三天便多伤亡，逃者会十之八九。到那时我们再出精兵袭击，只有跑得快的才得免死。乘此一胜，则大势已定。然后再攻取黄州、寿昌，如摧枯拉朽。”居贞深以为然，而忽都帖木儿还犹豫不决。闻叛民到了阳罗堡，居贞忙引兵前去迎战，屯兵于青山，第二天大败叛军，这一切完全符合天祥的预料。

　　行省闻民变，将鄂州城中的南人一律逮捕起来，准备大屠杀，以防他们为叛军内应。居贞想拯救鄂州南人而又做不到。天祥说：“鄂州南人，与叛军本无关系，杀他们不过是要夺他们的财产而已。”极力劝阻行省官员，将被捕的平民全部释放。派天祥去暂管寿昌府政事，给他二百兵卒。寿昌叛民听说官军来了，都离开寿昌城去恃险自保。天祥知寡不敌众，武力镇压是不行的，便派人去向他们说明利害祸福，劝他们各归田里，只将为首者毛遇顺、周监在鄂州市斩首示众。获得金二百两，打听到是鄂州商人的东西，物还原主。

　　二十一年三月，天祥拜为监察御史。右丞卢世荣因搜刮民财有功，升为执政大臣，其权力压倒一切。御史中丞崔彧弹劾他，世祖大怒，要将崔彧法办。世荣因而更加气焰嚣张。左司郎中周寅戈，在议论政事时略表示一点不同意见，世荣便诬他违法，奏请令杖一百，然后处斩。于是朝廷大小官员都吓得不敢讲话。二十二年四月，天祥上书，痛斥世荣的奸恶：

　　“卢世荣素无文才，也无武功，只知用他经商所赚来的钱来巴结权臣以求做官。他将贪污的大量财物送至权臣家中，还不够，又立下欠银一千锭的文契，于是能由一个普通百姓一跃而为江西榷茶转运使。上任以后，专门贪污钱财，动以万计。其隐藏于家内者固然难列举出来，只就已暴露出来可以统计的有：钞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九锭，金二十五锭，银一百六十八锭，茶一万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马十五匹，玉器七件，还有许多其他物品。这是已经追究而交纳及未交纳现尚在追查之中者。

　　“如今，他竟不痛改前非，而是更加猖狂，以苛征百姓为自安之策，以向百姓诛求为升官的阶梯，他怀有贪求无厌之心，广泛搜刮民财之计。而且身居要职，手握重权，其职位虽在丞相之下，而朝廷大权实是由他专擅。他是以盗贼之心来掌握宰相之权，不仅祸殃于当代，也恐怕会取笑于将来。朝廷相信他的谎言，使他居于相位，名为试用，实际上是授他以实权。其才能其行为都丝毫没有值得一提的。这些事都足以表明试用的结果如何。如果还要试用，只能让他去做别的官，宰相之权岂可轻易授给他。主宰天下，如同制作锦缎，能不能制作，先用布帛做试验，如果不成功损失也不重。今把相位做贤愚试验，如同把一幅美丽的锦缎去考核匠人的工艺能力，把美好的东西毁坏了，将追悔莫及。

　　“国家与百姓的关系，如同身体，民是国家的血气，国家是民的体肤，只有血气充实才体肤康强，若血气损伤则体肤就会羸弱多病，未有消耗血气而能使体肤健康的。所以说，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道理就是这样。春秋时代，鲁哀公要向百姓多征赋税，请教于有若，有若说‘：百姓丰衣足食，你做君王的怎么会不足；百姓不足，君王又怎能足。’由此可见，民必须减轻赋税然后能足，国家必须是在百姓丰足之后才能富强。《书经》说‘：民为国家之本，根基巩固了国家才能太平。’考察历史，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未听说因百姓富裕安宁而导致国乱的，也没听说因百姓贫穷而国家太平康乐的。资财本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资财的生产每年有定量，只能是有节制的索取，才用之不缺。

　　“如今，世荣是一年征十年的赋税；用万民的生命来换取他一人之荣耀。他只是图广取博敛之功，而不顾百姓的困苦死活；上下交征，锱铢必取。视百姓如仇敌，只能加深人民对国家的怨恨。如果不考虑国家长远利益，只尽快的谋取眼前的效果，任意搜刮，不愁什么东西得不到。然而，生财的基础没有了，搜刮钱财的方法又有何用？将会看到人民因此而凋敝，国家因此而空虚，其安危利害真是说不尽。

　　“卢世荣任职以来，已一百多天了，察验其事迹，其罪恶已十分明显。今将他所言与所行不符合事略举几件：开始说他能使钞法不受到破坏，但今天钞币已成一张无用废纸；开始说他能使百物价贱，而今百物翔贵；开始说增课税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今却是强迫诸路官府包认所增课税；开始说他能使百姓快乐，而今所作所为，无不是破坏法制，侵害百姓。若不及早改变这种情形，必自取其祸。若不防患于未然，到头来大祸临头，那时挽救也来不及了。

　　“臣也知道依附权臣，则可望得到荣誉宠信，违背重臣的意图则祸患不测；闭口不言，明哲保身，也不是做不到。但正因事关国家存亡，关系不浅，臣深为担忧，经再三考虑，不得不说。”

　　世祖看了这个奏章，派人把天祥与世荣都召来上都，当面质问。他们到达上都，宦官传旨：将世荣捆绑于官门外。第二天，天祥又在世祖面前讲了许多前所未讲的事，帝认为都对，将世荣处斩。五月，朝廷列举天祥随大军渡江及平定兴国、寿昌民变之功，进升官秩五品，升为吏部郎中。

　　二十三年四月，授治书侍御史。六月，命清理湖北湖南行省钱粮。天祥至鄂州，立即上疏弹劾平章政事岳(要)束木之凶暴不法。这时桑哥窃取政权，与岳(要)束木联姻。岳(要)束木为桑哥爪牙，以莫须有之罪诬陷天祥，欲置天祥于死地，在狱中关押了四百多天，直到至元二十五年正月才获释。二十八年，升为行台侍御史。不久，因病辞职归家。三十年，授燕南河北道廉访使。

　　元贞元年(1295)，改任山东西道廉访使。当时，全国各地盗贼蜂起，而以山东为多，朝廷寻求平息方略。天祥上书，分析了反叛发生的原因，除天灾造成饥荒外，还有是由于连年战争，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无限制地征收课税，刑法紊乱等等所致。朝廷平息反抗的方略是实行大赦。他认为这不是个好的方略，只是对一些小人有好处。他们杀了人，理应受到严惩，而朝廷却加恩释放。这些人早晨释放，晚上又会行凶打劫，既不感朝廷之恩，又不畏国家之法，不能使他们凶恶的本性善化。制服他们唯一的方略是严刑酷法。他提出了一些平息“盗贼”的办法，皆切于时用。他在山东严督当地官府捕获大批“盗贼”，皆杖杀之。其余逃亡到别处的，进行追捕，南至汉、江二千余里，皆被擒获，无一幸免，于是东方的群“盗”平息。

　　平阴县女子刘金莲，以妖术惑众，所到之处，官府为她建立神堂，一般百姓都去求福。天祥对同僚说：“此妇人以神怪惑众，其声势如此之大，如果有狡猾之徒来帮助她，仿效汉代张角、晋代孙恩，号召起事，必成大害。”于是把这个妇人逮捕起来，当众施以杖刑。天祥认为山东宣慰司无事可做的官太多了，应罢黜一些，于是向朝廷劾奏这些官吏的贪暴不法行为。但他裁减官员的建议未得到采纳，因此他便在任满之后辞去了。

　　大德三年(1299)六月，天祥调任河北河南廉访使，但因病未就任。受到冤枉的人往往到他家中来伸冤，天祥因自己不在任而推辞了。大德六年，升为江南行台御史中丞。上书论朝廷征西南夷事，其中说：

　　“兵有不得已而用者，也有不当用而用者，不当用而能不用，则可保持兵力的强大，以备不得已时而用，这就是善用兵之法。去年，行省右丞刘深远征八百媳妇国，这就是不当用而用。八百媳妇是个蛮夷小邦，远在云南西南数千里之外，其地是偏僻无用之地，其人是愚昧无知之人。攻取它并没有什么好处，不取也无害处。

　　“刘深欺上骗下，帅兵征讨，经过八番之地，恣意横行，恃其武力，虐害居民，致使各地居民反叛。深既不能平定叛乱，反而受到反叛者的牵制，结果是军中乏粮，人自相食。毫无办法只得仓惶退走，以致大败，深弃众逃亡，军士损失十之八九，失地千余里。朝廷又发陕西、河南、江西、湖广四省诸军，令刘二拔都统领，再度征讨，以图收得失地，湖北、湖南大量征调民夫运送军粮，至播州交纳，共二十余万人。当此农忙之时，兴此大役，把贫困百姓强迫运粮于数千里外，来回之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即或把米全部运到，然数万军士只仰赖于这一次运去的米粮，以后又当如何？

　　“近来访问西征败回的士卒及将校，才知西南这遥远蛮夷之地，山岭重重，丛林深谷，大军所经过的道路，窄处仅能走一人一骑，上如登天，下如落井。在这样不利的地理条件下，若贼据险袭击，我军虽多也难以应战。再加上毒雾烟瘴，都可伤人。群蛮知大军将至，如果实行清野，远远逃遁，堵截险要之地，使我军进不得退不得，附近又无粮食可取，士兵饥饿，病疫死亡，将有不战自困之势，不能不令人深为忧虑。

　　“而且自征伐日本、占城、交趾、爪哇、缅国以来，已近三十年，未曾见有一尺土地一个百姓归附我天朝，而我朝所费钱财，所损士卒，不可胜计。去年西征与今年的再度西征又有什么两样。前车之鉴不远，并非难以看到。劳军扰民，无休止之日，刘深一人为其祸根。

　　“又听说八番罗国之人，受征西军的侵害，抛弃他们的职业，相继反抗或逃亡，对刘深恨入骨髓，都要分食其肉。人们内心恨他，上天也憎恶他。望朝廷上承天意，下顺民心，早将刘深正法，向西南蛮夷再降明诏，表示圣朝数十年对他们抚养之恩，自今再不会有远征之役。他们自然会归顺天朝。过去大舜退兵而苗族来归顺，赵充国不战而羌人安分守己，这些事载在经传之中，为后代万世效法。

　　“为今之计，最好是驻兵于靠近西南蛮夷地方的我边境之内，使水运交通达于远近，内地或用盐引茶引，或用钱钞来增价购买军粮；而且法令严明，官不失信。这样就可使米船沿江而上运至边境，军粮自足，百姓也不受侵扰，达到内安根本，外固边防的目的。以我镇静之师，防御蛮夷的侵犯，恩威并施，久而久之，他们会渐渐驯服，这才是万全之策。如果说大军已出，欲罢不能，那也要考虑关系之大小，战事之成败，慎重而行。那里的少数民族，有各种各类，现在聚集者，都是乌合之众，必无同心长期与我为敌之理。但若我进攻得急，他们会相互救援，缓攻则相互猜疑，我们要施离间计，使他们相互为仇，等到有机可乘之时，再命诸军分路进攻。对于顺服者，予以宽大，抗拒者，武力镇压，恩威并用，易获功效。若舍恩用威，蹈刘深之覆辙，恐将来之忧患更甚于今日。”

　　天祥的奏章没得答复，他便托病辞官。

　　大德七年，召天祥入朝，拜为集贤大学士，商议中书省事。八月，发生地震，河东尤为厉害，朝廷下诏，征询消灾之道。天祥上章说这是因为阴阳不和，天地位置不正，而这些都是人事失宜所造成的。执政者认为这话太直，不敢转呈皇帝。

　　天祥自奉诏还京，时达一年之久，未曾见到皇帝以表示他忠君之心，常郁郁不乐，又不愿空领俸禄，于八年正月称病辞官而去。到了通州，中书省派人去追留。他还是不肯回朝。皇帝闻知，赐钞五千贯，派专官护送回家。九年五月，拜为中书右丞，参议枢密院事，提调诸卫屯田。五次派人送去任命诏书，他都以年老为由，不肯接受任命。至大四年(1311)，仁宗即位，又遣使去召他回朝，他还是以年老多病为理由辞谢。延祐三年(1316)卒于家，终年八十七岁。赠推忠正义全德佐理功臣、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赵国公，谥“文忠”。


刘宣传

　　刘宣字伯宣，其先祖本潞州人，后由陕西移居太原。宣禀性沉静刚毅，在家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自幼好读书，有治理国家的大志。宣抚张德辉至河东，见刘宣，很器重他，回朝举荐任中书省官员。宣在闲暇时去听国子祭酒许衡讲解理学。后任命为河北河南道巡行劝农副使。

　　至元十二年(1275)，刘宣入朝任中书省户部郎中，后改任行省郎中。随丞相伯颜、平章阿术统军平定江南，多出谋划策。伯颜命宣回朝呈进捷报，世祖召见他，询问南征情形，宣的回答使世祖很满意，赐器物冠服以表示对他的嘉奖。

　　江南平定后，命宣去淘汰江淮一些无事可做的官员，他对官员去留的处理，均合公论。宣受命任松江知府，不久改任同知浙西宣慰司事。为官五年，其名声政绩都称著于世。升为江淮行省参议，再升为江西湖东道提刑按察使。

　　至元二十三年，宣入朝为礼部尚书，其后转为吏部尚书。朝廷将要征伐交趾，宣上书劝阻，书中说：“连年征讨日本，百姓抱怨，官府烦扰，今春停止征讨，江浙军民欢声如雷。安南小邦，臣服于中国已有若干年了，每年来朝贡，从未过期。边帅生事兴兵，交趾人逃入海岛，使我大军征讨无功，损兵折将。今又下令再征，人们听此消息，莫不恐惧。自古用兵必先看天时如何，中原平川之地，还要避暑，交广炎热瘴疠之地，毒气害人甚于兵刀。今令诸道兵马于七月会师静江，那时到了安南，病死的人一定不少，遇敌又如何应战。交趾无粮，水路难通，无车马牛畜驮运，只靠人力。一夫担米五斗，除往返自食外，官仅得其半；如运十万石粮，用民夫四十万人，只供一二月之用。除军粮外，还要搬运其他军需品，总共要五六十万人。广西、湖南调度频繁，民多离散，就是每户都来服役也是不够的。何况湖广邻近交趾地方，溪洞寇盗很多，大兵一出，万一奸人乘虚作乱，难以应付。何不与交趾军中之识事体的军官，共同商议一万全之策，否则将再蹈上次征讨交趾的覆辙。”

　　朝廷又要东征日本，宣又上书说：“近又决定设置征东行省，再次出兵日本。这场战争关系到我国家之安危。唆都建议讨伐占城，海牙提出南征交趾，三五年内，湖广、江西供应船只、军需、粮草，官民都大受骚扰，致使广东群盗并起。我军远涉江海瘴疠之地，士卒死伤过半。交趾与我国接壤，只是一个小国，遣亲王领兵深入，未见报功，唆都被杀，自遗羞辱。而日本与我隔着海洋，相距万里，国土辽阔，非占城、交趾二国可比。如今出征，兴师动众，冒着危险，即或不遇飓风，可到彼岸，而倭国地广，人口众多，他们大军四集，我军无援，万一不利，就是再发救兵，能飞渡过去吗？隋朝伐高丽，三次大举进攻，都失败而还，丧师百万。唐太宗以英武自负，亲征高丽，虽夺取数城而还，但也很后悔。而且高丽平壤诸城皆处陆地，离我中原不远，隋唐两代尚不能征服，何况日本远在海中，与中国相离万里，又岂能征服！”世祖认为他说得有理，加以采纳。

　　至元二十五年，由集贤学士授行台御史中丞。当时江浙行省丞相忙古台恣意横暴，常怕台臣弹劾他的罪行，尤其忌恨刘宣。有天，御史大夫与御史中丞出建康城检阅军船，御史们都随从。有人用军船载运带草，御史张谅盘问，知行省官所派遣，便到扬州去进行核实。忙古台大怒，立即图谋报复。御史大夫之父在该郡为官，随即被弹劾。忙古台派人去建康，窥视御史台在处理御史大夫父亲中的错误。台臣知道后都害怕，暗中去向忙古台求和解，只有宣不去。忙古台更加恨他，罗织罪名将宣之子下狱，又令建康酒务、淘金等官及录事司官员，诬告行台破坏粮食的输送，报告朝廷，必欲置宣于死地。朝廷派官员二人来审理其事，宣及御史六人都被捕。九月初一日，宣自杀。刘宣自杀前，曾把一封书信交给侄子刘自诚，其中表示他对恶势力宁死不屈的决心。另处还有一篇列举忙古台罪状的公文。读者为之悲愤。

　　宣自杀后，行省报告了朝廷，以为他是畏罪自杀。然宣为人忠义，注重节操，为世人所尊重。直到延祐四年(1317)，其侄子自持把宣死的前因后果通过御史台上报朝廷。朝廷赠资善大夫、御史中丞、上护军，追封彭城郡公，谥“忠宪”。


何荣祖传

　　何荣祖字继先，祖籍太原。父何瑛，在金朝为官，授明威将军。金亡后迁家于广平。

　　荣祖体貌魁伟，额上有红色纹，如两棵树，背突出，看相的说他将来会做大官，而且长寿。何家世代为吏，荣祖也熟悉官府之事。他由中书省的一个属吏而升为御史台都事。这时阿合马当政，在其家中设立总库，收纳四方之物，而称之为“和市”。监察御史范方等对此进行了弹劾。阿合马知道这是何荣祖出的主意，奏请调荣祖为左右司都司，把他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不久，御史台任荣祖为治书侍御史，升为侍御史。又调任山东按察使，阿合马的阴谋未能得逞。

　　帖木剌思贪赃枉法，为佥事李唐卿弹劾。帖木剌思想不出对付的办法。恰巧这时济南有人告发谋反事，唐卿察觉此是诬告，把起诉人的状子烧了。帖木剌思借此事指控唐卿放纵了谋反者，于是逮捕了数十人。但此案长期不能判决。朝廷命荣祖与左丞郝祯、参政耿仁杰去审理。他们了解事情的真象后，荣祖主张判诬告之罪，祯与仁杰认为对诬告者只判失口乱言之罪，荣祖不同意。不久，荣祖调任河南按察使，祯与仁杰终以失口乱言之罪，对诬者处以杖刑，释放被株连的人，唐卿所蒙之冤得以昭雪。

　　平凉府报告说，有南人二十余人逃往江南，安西行省欲将此事上报朝廷，刚好荣祖来任行省参政，阻止他们上报，他认为：“何必上报朝廷，这些逃去的人都是奴隶，今闻江南已平，回去找自己家而已，可发文逮捕回来就是了。”后查明这些人果是奴隶，把他们交还给主人。荣祖被任命为云南行省参知政事，因母亲年迈，辞不赴任。又拜御史中丞，出京任山东东西道按察使。后召入朝为尚书参知政事。

　　桑哥专政，迫切地搜刮钱粮，人人受害。荣祖多次奏请停止，世祖不听从，畿内之民受害尤甚，荣祖又多次向皇帝报告畿内人民困苦，请求免去赋税。同僚劝他再不要去劝谏了，荣祖执意不肯，不怕违背圣上旨意，不签署有关公文。不过一月，桑哥的害民之弊为大家所共知。世祖这才想起荣祖过去所说的那些话，召他来问解救的办法。荣祖建议设立专门机构在年终时对征收钱粮情形进行考核。大家都认为这办法很好，以后长期实行。朝廷赐他钞一万贯以资奖励。荣祖陈奏朝廷内外官员规则，以纠正弊病。但为桑哥所压制，不能实行。荣祖与桑哥既意见不合，便借病告假，朝廷特授荣祖为集贤大学士。不久，起任尚书右丞。

　　桑哥倒台后，改荣祖为中书省右丞。祖荣奏请施行《至元新格》，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他上书说：“国家财用不可不足，而天下百姓也不可不安。今管理财政的人，不顾人民之困苦，谈政治者不规划国家的大政方针。而且应当任用的人总是多，而得到任用的人却总是少。总之，中书省及各部为国家基础所在，必须选拔有才干者任用。按察司虽监督一道之政务，而其职责在于清除弊端，安抚该道百姓，如果还有未做到的事，行省和行台则应派官去考核，尽量做到于政有益。”世祖深以为然。荣祖多次因年老病而请求解除他的职务，朝廷诏令他不必负责具体事务，只是参预中书省商定政务，领取俸禄。不久，拜荣祖为昭文馆大学士，参预中书省事，又加平章政事。发生水旱灾害，他以此为由，请求罢职，朝廷未准。

　　荣祖曾奉旨定《大德律令》，此书早已完成，现在奏请诏命元老大臣审订。还未来得及颁行，因其子秘书少监何惠去世，他辞职回到广平，年七十九岁卒。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赵国公，谥“文宪”。

　　荣祖身为大官，却租房居住，茶具是普通青瓷。皇后闻知，赐上等饮具及金五十两、银五百两、钞二万五千贯，让他买宅添置用具，以表彰他的廉洁。其著述有《大畜》十集，还有《学易记》、《载道集》、《观物外篇》等书。


陈思济传

　　陈思济字济民，柘城人。幼读书，在同辈中以才气称著。世祖为太子时即闻其名，召入府做顾问。世祖即位，始建中书省和各部，令思济掌管朝臣的奏书。世祖认为京兆是国家重镇，命廉希宪等巡察陕西行中书省，思济同去，多出谋划策。中统三年(1262)，诏令诛王文统，召廉希宪入中书省。思济也回朝，仍掌管奏书，事无巨细，皆按章办理，深为姚枢、许衡所器重。

　　阿合马入中书省，其位在希宪之下，深以为耻，总是想任意行事，而希宪坚持不从。希宪离职后，省臣都惧怕阿合马，早晨集会，都不敢向前，惟独思济手持公文去见他。阿合马在希宪座位上签署，思济指出：“这不是你的座位。”阿合马怒目而视，众为他担心，而思济神色自若。授任为右司都事，随希宪巡视山东。不久召还。

　　至元五年(1268)，命中书省总理政务，御史台监察百官，一时官吏的降升和选拔重用、典章制度，多是由思济草拟制定的。后历任承务郎、同知高唐州事，政绩卓著，拜监察御史。阿合马设立尚书省，其权在中书省之上。陈思济、魏初等弹劾阿合马的不法行径，帝命近臣去加以查证。御史各以一些不重要的事来陈奏，只有思济厉声说道：“御史是言官，而不是为诉讼做辩护而设！”拂袖而去。授奉训大夫、沁州知州，他为政简要，不务苛刻。升中顺大夫、同知绍兴路总管府事，奉命审定刑事案件。桐庐有一囚犯，瘦弱得快死了，思济放他回家，到期来听候判决。囚犯向他拜谢道：“久闻公之名，若不早日判决，恐我性命难保。”他审阅这囚犯的档案后，认为无罪，把他释放了。转任同知两浙都转运司事，该地区官吏进行勒索，百姓承受不住国家赋役，他全部予以免除。调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母亲去世，他辞官归家守孝。

　　至元二十三年，加少中大夫、同知浙东道宣慰司事。浙西大水，人民啼饥号寒，而浙东仓廪充实，思济即将浙东仓中之粮运到浙西进行赈济，中书省奏报其事，世祖认可。浙东大旱，思济为民祈雨，授嘉议大夫、两淮都转运使。两淮盐课不足，思济革除奸弊，发展贸易通商，每年盐课也充足了。升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使，后改任池州路总管。江浙行省平章也速答儿威势赫赫，选取淘金户三千户，搜括民田，思济极力上书制止。后历升通议大夫、佥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事。大德五年(1301)冬病逝，终年七十岁。赠正议大夫、吏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颍川郡侯，谥“文肃”。


姚天福传

　　姚天福字君祥，绛州人。父姚居实，因避兵难而迁全家于雁门。天福幼读《春秋》，明了君臣大义。长大任怀仁县丞。至元五年(1268)，朝廷设立御史台，以天福为架阁管勾，不久即拜为监察御史。天福常在朝廷上当面弹劾权臣，世祖嘉奖他的直率，赐名巴儿思，意思是不畏强悍，如虎一般，厚加赏赐以表彰他对朝廷的忠心。天福说：“臣的职责就是弹劾臣僚们的错误。惟恐辜负了圣上给我的俸禄，怎敢再贪优厚赏赐而加重臣的罪过？”

　　当时，御史台有二御史大夫，意见不能统一，工作反而不好办，天福以“一蛇二首，不能寸进”的比喻，劝世祖上设一个御史大夫。世祖采纳了他的建议。天福巡察畿内，有个朝廷派来的使臣欺压百姓，索取贿赂，天福身着便服进行调查，得其罪状，奏请朝廷将他斩首示众，豪强怕他，畏服于他。

　　至元十二年，朝廷废除各道按察司，天福对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说：“按察司的设立，是为了广泛听取意见，防止非常事件的发生，意义深远，不只是纠正官吏的错误而已。”大夫大吃一惊地说：“若非公提醒，几乎误了大事。”连夜入世祖卧室转奏天福的意见，世祖也明白过来，下诏恢复各道按察司。权臣对此很不高兴，降天福为朝列大夫、衡山路同知。天福辞不就任，后起任河东道提刑按察副使。这时，北边用兵，军饷的输送又多又急，河东人民苦于运输的力役。天福深怕人民会因此而闹事，弹劾执政者失策，奏请停止征发运输劳役。召天福入朝，拜中顺大夫、治书侍御史。

　　十六年，授嘉议大夫、淮西道观察使。淮甸是军事要地，屯驻在那里的将吏侵害百姓，天福一律清除，人民大喜。转任湖北道按察使，揭发省臣贪赃事数十件，报告朝廷。二十年调为山北道按察使。该地百姓不知务农，天福教导他们种庄稼，使百姓富裕起来，百姓给他建生祠祝福，刻碑文记其事绩。二十二年，入朝任刑部尚书，不久出京为扬州路总管。二十六年，再度任淮西按察使，惩处大奸一人，没收其家产。

　　二十八年，桑哥倒台，其党羽在平阳较多，任天福为平阳总管。他在此任上，进行清查惩处。不久拜为甘肃行省参知政事，因其母亲年迈，辞职。三十一年，授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使，不久又调任真定路总管，改变驿站所需财力的来源，减轻人民的负担。其办法得到朝廷认可，并广泛推行于其他各地驿站。

　　大德二年(1298)，授江西行省参政，因病辞职。四年，拜参知政事、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使京畿地区得到很好的治理，为后来的府尹树立了榜样。六年，病卒，享年七十三岁。


许国祯传

　　许国祯字进之，绛州曲沃人。祖父许济，在金朝曾任绛州节度使，父许日严，曾任荣州节度判官。祖、父都曾以医为业。

　　国祯精通经史，尤其精于医术。金末，为避战火而居住于嵩州永宁县。蒙古军占领河南后，国祯回到太原。世祖在即位前，把国祯作为医生召到翰海，从此留下来掌管医药。庄圣太后有病，经国祯诊治，不久即愈。当时太后年五十三岁，赐国祯白金五十三锭。伯撒王妃患眼病，有医生用针疗，不仅没治好，反而使王妃失明，世祖大怒，要判这个医生死罪，国祯从容谏劝道：“他的罪应当处死，但考察其原因是内心紧张。如果把他杀了，以后谁敢再来医治。”世祖明白了，夸奖道：“以国祯之耿直，可做谏官。”宗王昔班多次请求将国祯拨归于他属下，世祖同意，国祯不愿意，他说：“国祯蒙殿下提拔，发誓要尽心报答，不敢再去侍奉别人。”终于未去。

　　世祖饮白马乳过度，得足疾，国祯奉进的药味苦，世祖不愿喝，国祯劝道：“古人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仍未服，随后足疾复发，召国祯诊治，对他说：“不听你的劝告，果然旧病复发。”国祯又进一步谏言：“良药苦口已经明白了，忠言逆耳还愿陛下多加留意。”世祖大喜，赐他七宝马鞍。

　　宪宗三年，国祯随大军征云南，参与机要，朝夕不离宪宗左右。九年，世祖领军围攻鄂州，俘宋人数百，诸将要把他们全部活埋，国祯极力请求止杀凶暴者，其余释放。班师时，招纳归降百姓数十万口，但严重缺粮，沿途饿倒。国祯请发蔡州所储军粮赈救。

　　世祖即位，根据国祯过去的功劳，授他为荣禄大夫、提点太医院事，赐金符。至元三年(1266)，改授金虎符。十二年，升为礼部尚书。国祯曾上书建议慎重收支财赋，禁止违制的服装，公布法律，加强武备，设立谏官，建立学校，规定朝廷礼节仪式，多被采纳施行。他向朝廷举荐的人，都是当时的知名之士，士人也敬重他。世祖对国祯说：“朕昔日出征，共度艰难的，只有卿等数人还在。”于是拜为集贤大学士，进阶光禄大夫。每次进见，世祖叫他许光禄而不呼其名，因此朝廷内外诸王大臣都称他许光禄。又升为翰林集贤大学士。终年七十六岁。当时，大臣去世，除非有大功大德之人，一般是难以得到赠谥的，而对国祯却特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忠宪”。后加赠推诚广德协恭翊亮功臣、翰林学士承旨、上柱国，追封蓟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