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三 列传四　褚渊(褚贲 褚蓁 褚澄 徐嗣) 王俭(王逊)

褚渊传

　　褚渊字彦回，是河南阳翟人。他的祖父叫褚秀之，在刘宋时代做过太常之官。他的父亲是褚湛之，曾任骠骑将军，和宋武帝女儿始安哀公主结婚。

　　褚渊少年时就很受世人称誉，后来又娶了文帝女儿南郡献公主为妻，姑侄二世相继。褚渊官拜驸马都尉，被任命为著作郎，太子舍人，太宰参军，太子洗马，秘书丞。褚湛之死后，褚渊把家财都让给弟弟了，自己只留下数千卷书。袭爵被封为都乡侯。历官中书郎，司徒右长史，吏部郎。宋明帝即位后，加褚渊官太子屯骑校尉，褚渊没接受。迁任侍中，知东宫事。转任吏部尚书，不久领太子右卫率，坚决辞让。司徒建安王刘休仁南讨义嘉之贼时，兵驻鹊尾，朝廷派褚渊至军中，选拔将帅以下军官可以自行决定他们的勋阶。事件平定后，褚渊被升为骁骑将军。

　　薛安都投敌叛变并献出了徐州城，敌虏频频寇掠淮、泗，朝廷派褚渊慰劳北讨的众军。褚渊回来启禀皇上说：“盱眙以西一带，军备单薄，应进一步充实。汝阴、荆亭都已被围逼，安丰又已不保，寿春的兵力，只能自保，如果敌人派骑兵游击，那么江外形势就很危迫了，故而历阳、瓜步、钟离、义阳都必须以实力重点防卫，选择有才能干练的军官负责那里。”皇帝在藩国为王时，就对褚渊的风标雅素很欣赏，关系很友善，后来即位做了皇帝，对褚渊格外寄以重望，他所建议的事皇上都采纳。改封他为雩都县伯，食邑五百户。转任侍中，领右卫将军，不久又迁散骑常侍，丹阳尹。出任吴兴太守，常侍仍旧，增加俸禄至一千石，褚渊坚决辞让增加的俸禄。

　　宋明帝病重的时候，派使者疾驰召褚渊前来，委托后事。明帝打算诛杀建安王刘休仁，褚渊坚决谏止，明帝不听。任命褚渊为吏部尚书，领常侍、卫尉仍旧，褚渊不受，于是任他为右仆射，卫尉仍旧。褚渊借口母亲年纪大了而且有病，需要早晚奉养，坚决辞让卫尉，皇帝不答应。

　　明帝驾崩，遗诏任褚渊为中书令、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和尚书令袁粲一起接受顾命，辅佐幼主。褚渊同心共理政务，当时正处在奢侈之后，褚渊特别强调俭约，老百姓都很仰赖他。对待宾客，从来不流露骄傲和厌倦。王道隆、阮细夫把持朝政时，公然进行奸赃贿赂等活动，褚渊也不能禁止他们。

　　庶母郭氏去世，褚渊丧事期间特动感情，数日之中毁顿得没个人样儿。将近一年不梳头不洗脸，只有眼泪流过的地方才能显露本来的面貌。皇上下诏要他断哭，禁止前往凭吊。安葬完毕，起用为中军将军，本来的官职仍旧。

　　元徽二年(474)，桂阳王刘休范造反，褚渊与卫将军袁粲进来保卫皇宫及中央机关，并稳定集中众人的心理。褚渊当初在丹阳尹任上时，曾和从弟褚火召一起外出，路上碰到太祖(萧道成)，褚渊举手指着太祖对褚火召说：“此人可不是寻常之辈啊！”后出任吴兴太守，太祖送东西来作告别，褚渊又对褚火召南齐书说：“此人才貌非常，将来不可估量啊！”明帝临终召大臣顾命的时候，褚渊便把太祖也拉来参与了。

　　太祖平定桂阳王以后，被升任中领军，领南兖州刺史，增食邑户数。太祖坚决辞让，并给褚渊和卫军袁粲上书说：“下官只是个很平常的人，也没什么远大抱负。跟着时运随波逐流，现在的官职已很不应该，才轻任重，日夜不安。近来正值国家危急，大家都在努力奋战，何况下官我，理应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对于报效国家说来那是极平常的事，而给的这么大的荣誉、这么高的职务和地位，实在让我神魂震坠。下官我对待主上一片诚心，坦率自然，以前给我的荣誉和利益，我都没推辞。至于现在的提拔，我的确特别不安。实在说我是在报答先帝的恩典执行他的指示，这关系到死去的帝王和在位的皇上，而且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况且这是宗亲构祸，我这做臣下的也有责任，现在不仅不受到批评反而乘灾求幸、借乱取贵，这实在是国家的耻辱，非人臣所能容忍的！而且荣誉不能滥用，宠幸不能白张，我请求免除我的封赏和提拔，以让我再鼓勇力。效力于淮河前线。如果让我去讨伐匈奴，等我凯旋归来的时候，再封我这样的爵赏，我就不会推辞了。”褚渊、袁粲答复说：“你的上书聪颖明亮，很让人敬佩。你的谦让是发自内心的，并没什么虚饰，这一番心意，长期以来已有显著表现，更何况现在又一字一句地写下来了呢。不过现在应该商量的，乃是什么是轻什么是重。目前世道艰难，正逢凋敝，天下担忧，边民不安，国家到处都要用钱，但国库还很空虚。北方的敌人在侵扰边境，真是忧危交加。天下之人，都在为国家担心，更何况我们共负重要责任的人呢，你能否稍微不谦让一点呢？从你的怀抱说来，这样要求你是不合适的，已经知道不合适，按说就不应该固执下去。可是强寇穷凶，势过燎原，内地的叛逆，发展迅速，这都是前所未闻的情势严峻。因而时常恐惧应该考虑先定之计，你在新亭结构堡垒，枕戈待敌，这个决策，是有道理的。初战告捷，就砍了敌主的首级，此举出奇制胜。具有决定性意义。就是封你一万户，最高爵位，也不足报酬你的功劳，满足群众的呼声。现在只给你晋升中侯，你接受下来本是极平常的。当初收复济、河，你的待遇并未提高，实际如果检查一下你的级别，就知道这样的待遇并不优厚，如果再打折扣，那就要影响朝廷的制度了。奉职数年来，我们一直同舟共济亲密无间，刘领军峻节霜明，临危不顾，音容形象如在昨日，转眼之间已成古人，在这样迷乱的时代失去这样的同伴，真是连哭都来不及。现在军情严重，常务倍急，你如果只顾成全自己的节操而推辞荣誉，那么如此重任又交给谁呢？而且我们觉得由于对你有更重要的军事交待，所以才应该为你增加封地，而我们也应为朝廷效力，即使是普通人的平时说话，也希望它确定可靠，更何况君王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容不得你犹豫徘徊。所有位居首要而功在众先的人，他是该进还是该退，应该和大家一样。如果你只想着牺牲荣利而求独善，那么我们又怎样对待别人呢？只要你自问大公无私表里如一就行了。非常希望你能理解目前的非常状况，同意并接受我们的意见。”太祖于是接受了。

　　这一年，皇上给褚渊加官尚书令、侍中，配给班剑仪仗二十人，褚渊坚决辞让了尚书令。元徽三年，晋爵为侯，增加食邑至千户。服丧结束后，改授中书监，侍中、护军等职仍旧，又配给鼓吹一部。次年，褚渊后嫡母吴郡公主去世，他又像上次那样哀伤毁瘠。安葬后，皇上下诏要他着手职务，他坚决辞让，又以年祭在即为由，请求解职，皇上都没允许。

　　苍梧王(刘昱)酷暴稍甚，太祖与褚渊和袁粲谈论天下大事，袁粲说：“主上正处少年，有些小错误改起来也容易，伊尹霍光那样(废立君主)的事情，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适于做的，即使干成了，我们最终也不会有好下场。”褚渊不说话，但心里倾向太祖做皇帝。后来要废苍梧王，群公集议，袁粲、刘秉不接受安排，褚渊说：“除了萧公(道成)没有人能收拾局面。”手取诏书授予太祖，太祖说：“送给他他不要，我就不好推辞了！”事情于是定下来。顺帝(刘准)立位后，褚渊改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之职仍旧。配给甲仗五十人上殿。

　　沈攸之事件暴发，袁粲有二心，太祖召褚渊来商量，褚渊说：“西夏那边闹事，必然不成气候，公(太祖萧道成)应该先防备内部出事。”太祖便秘密作了防备。事件平定后，褚渊进位中书监、司空，本官仍旧。

　　齐王府建制开始时，褚渊援引何曾自魏司徒为晋丞相的先例，请求太祖让他到齐王府任职，太祖谦虚而不答应。建元元年(479)，褚渊进位司徒，侍中、中书监等职务仍旧。被封为南康郡公，食邑三千户。褚渊坚决辞让司徒。他给仆射王俭写信，想依照蔡谟的事例。王俭认为不宜说，劝褚渊接受下来，褚渊终究不就职。

　　褚渊仪表优美，举止和善，一举一动都很有风度。每到朝会的时候，文武百官和外国使者无不伸长了脖子观看褚渊的举动。宋明南齐书帝曾经感叹说：“褚渊能迟行缓步，就凭这就该做宰相了。”不久加褚渊官尚书令，其他本官仍旧。建元二年，重申上次任命，褚渊任司徒，他又坚决辞让了。

　　这一年敌虏又有所活动，皇上想发动所有王公以下没有官职的人员到军队去，褚渊谏止说这无益于实用，而且徒然造成扰动，皇上便作罢了。朝廷里的机密大事，皇上常常要听取褚渊的意见，而且经常采纳他的建议，对他的礼遇甚为厚重，有一回皇上大宴群臣，酒后对群臣说：“你们大家都是宋时的公卿，也没有人认为我应该做皇帝吧？”王俭等人还来不及回答，褚渊手持笏板说：“陛下不能说我们没有早识龙颜。”皇上大笑道：“我有愧于文叔，早就知道你是朱祜了。”

　　褚渊渊博健谈，又善弹琵琶。世祖做太子时，曾赐给他金镂柄银柱琵琶。他的性情和雅而有气度，不妄举妄动，家宅曾有一次失火，烟火都逼近了，周围的人一片惊慌骚动，褚渊却神色怡然，叫人把舆找来徐徐离去。轻薄之辈很是讥诮他的名节，由于褚渊眼珠白的部分多些，他们便说他是“白虹贯日”，意思是说这便是宋朝亡国的征兆。

　　太祖驾崩，在遗诏中任命褚渊录尚书事。东晋以来，尚书没有单独拜录的先例，有关部门怀疑考虑要立优策。尚书王俭讨论时说；“现居本官，另外拜录，按理应该有策书才是，但这样的情况又不见记载。中朝以来，三公王侯的封任，都是优文与策书并设的，官品第二，则只策不优。优文只是褒美，而策书还兼有表彰委任寄托的意思。尚书之职居于大官，是政治教化的根本，所以尚书令虽然只是三品，但拜官必有策书。录尚书虽不明确品位待遇的级别，但总理之任尤其重大，前代大多是与本官同拜，所以不另立策书。根据即事缘情适时变革的原则，此事有能和一般官僚的任命同样对待，应该有策书，以表明寄托和隆重。既然和王侯不同，也就不必要优文了。”

　　不久褚渊生病了，皇上观察星象认为将连续发生变故，褚渊很担忧，便上表要求退下来。又通过王俭和侍中王晏口头请求世祖，世祖不批准。褚渊又上启道：“臣下我资质凡薄，福过灾生，没能保持正情以获安宁，很是惭愧。而我是忠心耿耿的，就更觉得不能拖延时间了。我受职不久，头一年就患了重病，近来更是多次出现危险，更加忧虑震惊。陛下总是格外地挽留爱护我，有人说是有关人员议论未定，这都是因为您对我过分的慈爱并想让我更加荣耀。我已经四十八岁了，蒙受如此待遇，因为生病而要求退休，这有什么可惊奇的呢？况且总录尚书这个职位，东晋以来就很少任命，是国家重要的高层中枢。如今我接受的时候不曾推辞，而退休下来也是自愿，这对于我的名誉地位也没什么影响，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陛下何足为这点事情劳神费心呢？我如果是为了故意谦虚掩饰而赚取廉洁退让的名声，那么就应该受到监察部门的揭露和法律部门的制裁。我的一片赤诚之心不能落实，这也是神鬼不来宽宥我的原因吧。区区寸心，现在都照实禀告了。我知道光阴宝贵，更希望天下大治远过于尧舜时代。当年王弘坚决请求，才从司徒降为卫将军，刘宋王朝行之为疑，当时也没什么好的反映，拿我与他比较，就更不持齿了。我只盼望陛下宏图大展，王业发达，这样虽死在九泉，也如同活在人间了。”于是改任褚渊为司空，领骠骑将军，侍中、录尚书仍旧。

　　皇上派侍中王晏、黄门郎王秀之来问候褚渊的病情。褚渊死后，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负债至数十万。皇上下诏说：“司徒(褚渊)一旦去世，令我悲痛不已，近来虽然瘦弱多病，但我仍然坚持出来临哭。赐给他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二十万，布二百匹，蜡二百斤。”

　　当时司空的下属们考虑到褚渊并没上任司空，提出是否应该以其下属的礼节行礼敬？王俭在议论中说：“按照《礼》的要求，新媳妇虽在路上还没过门，只要听到丈夫家有丧事，也应改换服装来到家中。如今下属们虽然还没接受他的领导，而为吏的礼节是服从朝廷的要求的，应该表示礼敬。”司徒府吏又考虑到褚渊已经解职，但继任的司徒还没上任，那么司徒府人员是否应该制服致哀呢？王俭又议论说：“中朝士孙德明从乐陵迁任陈留，还没入境就死了，乐陵郡的属吏是把他作为现君的资格来穿着丧服的，而陈留的迎吏则依女有吉日之礼行齐丧之吊的，所以司徒府应当依照褚渊还在任的礼仪要求制作哀服。”

　　皇上又下诏说：“褒扬美德是为了引导民众，慎重终丧是为了体现恩情。以前帝王们的有关盛典，都是从这种精神出发的。已故侍中、司徒、录尚书事、新授司空、领骠骑将军、南康公褚渊，履道秉哲，鉴识弘旷。当初青少年时代，就清誉远扬了。后来参加朝廷工作，又深受人们的敬仰。他的孝友忠贞天下共知。他曾辅佐先朝，经伦王化，聚散坎坷，终前始后，他都参与了大政方针的制定。他领导中枢机构之后，作风严谨，完全可以和古人比美，并且可作后人的楷模。而且为人谦逊，多次请求降职，勉强服从了安排，因此劳损了身体。南齐书正要登上高位、长期翼赞君主的政治教化，岂料天命不延，忽焉世逝，朕为此心情震恸。特赠褚渊太宰，侍中、录尚书、公等仍旧。配给符节，加羽葆鼓吹，增班剑仪仗为六十人。葬送之礼全都比照宋太保王弘的先例来办理。谥号为‘文简’”。在此之前，庶姓三公的丧车，没有明确的规格。王俭议论说官品第一的，都加以幢络，这是从褚渊开始的。又下诏暂时开启褚渊妻已故宋巴西公主的墓道，并赠她为南康郡公夫人。


王俭传

　　王俭字仲宝，是琅笽临沂人，祖父昙首，曾任宋的右光禄。父亲王僧绰，官至金紫光禄大夫。王俭出生时，其父遇害，叔父僧虔收养了他。过了几年，他便袭封爵位为豫宁侯，受封的时候，王俭流涕呜咽。

　　王俭幼时便很有神采，专心笃学，手不释卷。丹阳尹袁粲知道了他的名声，便说给宋明帝，明帝便把阳羡公主许配给王俭，拜官驸马都尉。皇上因为王俭的嫡母武康公主参与了太初年间的巫蛊事件，不能享受公主的婆婆的名义，要开墓分葬，王俭便通过有关人士向皇上自陈，并暗中以死请求皇上，这事才算过去。

　　起初王俭任秘书郎，太子舍人，破格提拔为秘书丞。他上表请求校阅古代典籍，仿照《七略》撰写《七志》四十卷，上表献给皇上，此表的辞采非常典雅。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母亲去世，王俭服丧结束后被任命为司徒右长史。依照《晋令》，公府长史要穿朝服，宋大明以来穿红衣服。王俭上书说应该恢复旧规矩，当时讨论没被通过。

　　苍梧王暴虐，王俭很忧惧，便向袁粲要求出京做地方官，援引晋新安公主婿王献之为吴兴太守的先例，王俭被补为义兴太守。后还朝任黄门郎，转任带吏部郎。升明二年(478)，迁任长兼侍中，他考虑到父亲最后一任也是这个职务，坚决辞让了。

　　王俭察知太祖(萧道成)为人雄异，便先做了太祖领军府的衣裾，太祖任太尉后，便援引王俭为右长史，恩礼隆重而且亲密，受到专门任用。转任左长史。后来皇上授太祖太傅之职，也是王俭活动的结果。王俭少年时便有做宰相的抱负，人们在谈论时也都很推许他。当时即将举行禅位大典，王俭佐命，所有礼仪诏策，都出王俭之手，褚渊只写了禅诏文，还让王俭参与修改。齐王府开始设置建制时，王俭迁任右仆射，领吏部，当时才二十八岁。太祖曾从容对王俭说：“我现在要以青溪为鸿沟。”王俭回答说：“天应民从，但愿不要有楚、汉争斗之事。”建元元年(479)，改封王俭为南昌县公，食邑二千户。次年，转任左仆射，领吏部之职仍旧。

　　皇上拆掉了宋明帝的紫极殿，用它的材料建宣扬门。王俭与褚渊及叔父王僧虔连名上表谏止说：“我们认为德是立身的基础，俭是行走的车船。晋代将建春台时，公卿们都发议论，汉代要造北宫时，大臣们都来规劝。这二个君主，一个是列国常侯，一个是守文中主，尚且能够乐于接受谏诤，何况陛下是圣哲天子呢。我们这些人的责任重大，愿意就以前的诏令，发表点意见。陛下自从登基御宇以来，简约节省的品德已经照耀天下了。外面建造的乾华殿，朴素简洁，而现在要用紫极殿的旧材料来建宣阳门，我们便有些弄不明白了。我们觉得把心病转到胳膊腿上来，这不是良医的高明；害怕影子脚印便发足奔跑，也不是获得安静的方法。况且农活正忙，田园事多，现在反而停下争取丰收的劳动，来大兴土木之役，这不是宣扬您的伟大品德所该做的。如果说门在宫南，属于重阳之处，年月稍久，渐渐破旧的话，这只要适当修理调整一下就行了，不必大事改作。如果我们的建议有道理的话，就请付诸施行。”皇上手诏表示采纳并予以奖赏。宋朝时京城的外六门设有竹篱，这年初，有人挖到了白虎樽，传说“白门三重门，竹篱穿不完”。皇上鉴于这话，要改建都墙。王俭又谏止，皇上答复说：“我要让后世无以复加！”当时朝廷初奠基，一切制度都在草创之中，王俭懂得旧事，问无不答。皇上曾感叹说：“《诗》中说：‘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现在上天也为我生了一个王俭呀！”

　　就在这一年，王俭上表请求解除他的吏部职务，表中说：“臣下我考察了古代的身边的君臣关系，发现没有谁能像我这样得到陛下如此的恩幸。为什么这样说呢？子房碰到汉后，公达逢着魏君，史书上都当作美谈，君子们都称颂他们的高义。二臣都怀有王佐之才，受到这样的待遇也不是什么偏爱，而两位君主专权威武，未免不够宽裕，怎么能够和平常之人，到宽弘大量的对待，同日而语呢？这些我都铭记在心，感戴莫名，即使让我倾家丧命，只要能对陛下有一丁点儿益处，我也应该尽力驱驰，报答万一，岂能允许有一丝儿形饰，碌碌无为？至于选拔各类人才合理任用，这乃是风教的首要工作，玉石朱素，都要同此判定。我不是说我的工作没有一点毛病，但我品裁评定，的确是不曾懈怠。虽然我自南齐书己很努力，但由于识力有限不能称意，如果再让我这样不合适地干下去，彼此都会被壅塞；如果让我专心于本职工作，那还差不多能够胜任。况且前代掌管选官工作，未必其在代来，为什么现在，非我不可呢？我这倾心为国，并不是什么退让，既然我们关系休戚相联，难道需要用地位和职务才能表明亲密么？陛下如果不能根据这个道理满足我的愿望，那么我以后就不敢再希望得到您的特别爱护了。频频冒犯您的威严，甘愿受到您的惩处。”皇上答应了。加王俭侍中，他坚决辞让，又恢复了他的散骑常侍之职。

　　皇上举行私宴招待几个大臣，让大家各献技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唱《子夜》歌，张敬儿跳舞，王敬则表演了空中接刀的杂技。王俭说：“臣下我什么也不通，只知道背诵书本。”于是跪在皇上跟前背诵司马相如的《封禅书》。皇上笑道：“这是盛德君主的事情，我哪里担当得起。”后来皇上让陆澄背诵《孝经》，从“仲尼语”诵起。王俭说：“陆澄真是所谓博而寡要，我请求背诵。”于是背诵了《君子之事上》章。皇上说：“很好！现在更觉得张子布没什么稀奇的了。”

　　不久王俭便以本官领太子詹事，加兵二百人。皇上驾崩，在遗诏中任命王俭为侍中、尚书令、镇军将军。世祖即位，配给王俭班剑仪仗二十人。永明元年(483)，王俭进号卫军将军，参掌选事。永明二年，领国子祭酒、丹阳尹，本官仍旧。配给鼓吹一部。永明三年，领国子祭酒。叔父王僧虔去世，王俭上表请求解职，皇上不批准。又领太子少傅，本州中正，解除丹阳尹。按照旧规定太子敬待二傅是一样的，到这时朝廷中讨论对待少傅用宾友之礼。

　　这一年，精简了总明观，在王俭的宅第里开学士馆，把四部书全都充实到王俭家来，又诏王俭以家为府。永明四年(486)，以本官领吏部。王俭长于礼学，精通朝仪，每次大讨论，引证先儒言论，没有人能比过他。入坐丞郎，没有谁能说别的。令史来谘事，宾客满席，而王俭应接评判，毫无留滞。十天到学馆一次，监试学生，满院子的读书人，剑卫令史，仪伏排列，场面十分盛大。王俭还设计了解散髻，斜插帻簪，朝野羡慕，互相效仿。王俭经常对人讲：“江左风流宰相，惟有谢安。”言下之意自己就像是谢安那样的风流宰相。世祖对王俭非常信赖，选拔官员，王俭只要奏请没有不批准的。

　　永明五年(487)，世祖让王俭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王俭坚决辞让。永明六年，又重申前命。此前，皇上诏王俭三日一还朝，尚书令史出外咨询事情，皇上考虑到这样太麻烦，又诏王俭回到尚书下省，每月只有十日出外接受谘询。王俭请求解除自己在吏部的职务，皇上不批准。永明七年，又上表说：“臣下我近年来要求辞去在吏部职务，要说的陛下也都知道了，有关原因也在您身边多次陈述，我的赤诚朝野都晓得，人们在谈论时也没说什么不好，可是陛下您就是不答应。我听人说过智慧还不如明时，这话正像是针对我说的一样。像我这样愚妄平庸之人，无足取用，只是赶上了好机会，遂登上了高位。然而树叶该落了，不必借助风力；太阳该昏暗了，不必等待萤烛的光亮。暗的去明的来，五德交替运行，圣人不是孤立地治理天下，八元一齐放射光辉。我适逢其时，叨得其位，经常总管重要部门，并且负责吏部工作。已经经历了两朝十年。如今人也老了，后辈们也长大了。人物迁移，逝者将半。也没能选择到优秀人才和突出官员。我活着时算不了能官，死后还会招来《大车》之讥。至于珥貂衣衮等礼仪方面的问题，四辅六教等文教方面的工作，虽然自知不很胜任，但只要精简了我的职务，即使责任重大，我还是可以勉力而为的。至于品评人物选择人才，我最害怕堵塞了人才的道路。虽然我夜以继日殚精竭虑，多次尝试，都不成功。我占据这个职位岁月之久，近世很少有人能比。不仅自己满怀愧悔，而且还要影响到国家。如今满朝人物，群才争妍，可以经过广泛选拔授以此职，自古以来便是如此。我冒犯威严陈述这些，希望皇上一定要给予体谅。至敬无文，我就不敢多写了。”皇上批准了。改领中书监，还参与吏部的一些工作。

　　就在这一年，王俭生病了，皇上亲临探视，去世时才三十八岁。吏部尚书王晏在启文中说到了王俭的丧礼问题，皇上答复说：“王俭年富德盛，志用正隆，岂料暴疾，未有及时救护，便忽然去世，让我痛酷弥深。艰难的时期，他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情义我们永远不忘。想来悲切，不能自胜。痛苦又有什么办法呀？他去了又能有什么办法呀！”下诏命卫军文武官员及中央机关各部门军队仪仗一律停止活动等待举行葬礼。

　　又下诏说：“慎终追远，是历朝历代的通规，褒德纪勋，更是严格的常策。已故侍中、中书令、太子少傅、领国子祭酒、卫军将、开府仪同三司、南昌公王俭，体道秉哲，风宇渊旷。从少年时代起，便清誉远扬。登朝任职以后，更是万民瞩望。皇业初创时期，他就参与奠基，又协助君主发展和巩固政权；南齐书宏伟的谋略盛大的功德，都将载入史册刻铭勒石。后来协助我统治天下，功绩卓著。他的忠诚和美德，都是光辉的榜样。文化教育庄严肃穆，百官政务有条不紊。他是令人景仰的大臣，我们对他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和重大的期望。正当他正位论道，不断纠正帝王的职责，辅弼大化，襄赞隆平之时。可惜天命不延，忽焉逝世，这让我心灵震恸。特追赠王俭太尉，侍中、中书监、公等职爵仍旧，赐给符节，加羽葆鼓吹，增加班剑仪仗为六十人。葬礼比照已故太宰文简公褚渊的先例办理。冢墓棺奢由官家营办。谥号为‘文宪公’。”

　　王俭没什么嗜欲，一心扑在国务上，车马服装都很朴素，家中没有留下什么钱财。他的著作手迹，很受当时人看重。少年时撰写《古今丧服集记》并文集，都在世间传播。当今皇上受禅，下诏为王俭立碑，降爵为侯，食邑千户。

　　本史作者认为：褚渊、袁粲都接受了宋明帝顾命之托，袁粲既已为刘宋死节，而褚渊便经常受到世人的指责。请让我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汤、武的行为，是和尧、舜、伊、吕的心思很不一样的，也不同于稷、契。除了这些人，其他人的风范就不足为证了。自从金、张世族，袁、杨鼎贵，于是尽忠服义，都由汉氏来决定，华美的文词受到重视，便起于这个时代。魏氏君临天下时间短促，沿用前代。也养成了后朝。晋氏登上皇位，跟着干的那帮人，名义上虽说是魏臣，实际上已属于晋氏，所以主位虽改，臣任如初。从此世禄之盛，已习惯为老标准，而羽仪之隆，也受到人们的羡慕，君臣之节，徒有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于是便知殉国的感情是有根据的，而保家的念头最应关切。于是天下迅速变革，宠贵才能到手，陵阙虽然不同，看上去如同一样。中行、智伯，未有异遇。褚渊在泰初时期王业初运时，清正的前途已经显现，数年之间，不愁没有地位。既然是由于民望所归而被引用，当然也可以因民望所归而离开他(宋氏)。给人的爵禄很轻，而要人长期为自己效力，用恩不专，却要人为自己拼命，这便是做君主的共同误会，也是一般人的不足。

　　赞语：褚公呀褚公，你的道德早已内充。人们的评价虽然不一致，但你的家道照样兴隆。辅世主从容不迫，留下的话柄你可以不听。文宪呀文宪，你有美好的风仪和辅相的资质。你称述霸业王道，理顺了各种典礼。两朝君主都对你寄以厚望，你赢得了宫廷上下的深情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