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七 列传十七　孔靖(孔灵符 孔渊之 孔琇之 孔奂) 孔琳之(孔觊 孔道存) 殷景仁(殷淳 殷孚 殷臻 殷冲)

孔靖传

　　孔靖字季恭，会稽山阴人，名字与宋武帝祖父名字相同，所以以字称呼。祖父孔愉，是晋朝的车骑将军。父亲孔躢，为散骑常侍。孔季恭最初被举为孝廉，逐步升迁为司徒左西掾，尚未授官，遭到了母亲的丧事。隆安五年(401)被起用为山阴令，没去上任。

　　宋武帝东征孙恩，屡次到会稽，前往孔季恭的宅院，孔季恭白天正在睡觉，有一个神人衣服不同平常，对他说：“起来，天子在你家门前！”随后就消失了，他马上出去，正好见到了武帝，请进家中结交为友，拉着他的手说：“您以后一定会大贵，我愿意以身相托。”于是曲意以礼相待，供给十分丰厚。

　　武帝后来讨伐孙恩，当时桓玄篡权的形迹已经很明显，武帝打算在山阴建立义军。孔季恭认为山阴路远，而且桓玄尚未占据极位，不如等他篡权以后，在京口对付他，武帝也认为应该这样。当时虞啸父做会稽内史，孔季恭请求担任府中的司马，没有得到，于是便出去前往京城。等武帝平定了桓玄，任命孔季恭为会稽内史，派人带着封板前往授职，正与孔季恭遇上。孔季恭便回舟夜还，到了以后就敲门进入郡府衙门。虞啸父本来是由桓玄所任命的，听说桓玄失败，开门请罪。孔季恭对他进行安慰和勉励，让他暂且呆在所住的地方，明日再转任。孔季恭到任后，整顿浮华，铲除、惩罚游逛和懒惰的人，由此境内秩序肃静清平。

　　逐渐升迁为吴郡太守，担任冠军将军。在这以前吴郡频频地出现太守丧亡，说是项羽神做了卞山王，住在郡中处理政事，二千石官员常常避开他。孔季恭坐在里面处理政务，竟然平安无事。调任尚书左仆射，他坚持推让。义熙八年(412)，重新担任会稽内史，修整学校，督促检查教学。十年，重新担任右仆射，又推让没有接受。任命为领军，兼散骑常侍。

　　义熙十二年离休，封为金紫光禄大夫。这一年，武帝北伐，孔季恭请求跟随前往，让他担任太尉军咨祭酒。随从平定关中、洛阳。

　　宋台初建，任命他为尚书令，又推让，于是任命为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后来辞职东归，武帝亲自到戏马台为他设宴送行，各位官员都赋诗描述他的德才之美。等武帝接受天命登上帝位，加封他为开府仪同三司，推让多年都不接受，去世以后，便以此作为对他的追赠。


孔琳之传

　　孔琳之，字叫彦琳，会稽山阴县人。曾祖孔群，是晋朝的御史中丞。祖父孔沈，是丞相掾。父亲孔貵，是光禄大夫。

　　孔琳之坚强正直有志向，少年时代喜爱文章，懂音律，能下棋，善于写一笔极妙的草隶。桓玄辅佐朝政担任太尉，任用他为西阁祭酒。桓玄当时议论打算废除钱币而用谷帛代替，孔琳之发表议论说：

　　“《洪范》中讲八政，把财货仅次于食物，难道不是因为交易所用的手段，是一种极重要的实用物品么？所以圣王制造出无用的货币，用来流通有用的财物，既没有毁坏的耗费，又省去了难以运输的苦处，这正是钱之所以能继承龟甲贝壳的地位，历代都不废弃的原因。谷帛成为宝贝，本来是因为它可以做为衣食，现在再分出一个功能作货币，则带来很多损害，又烦琐地经由商贩的手，在割截使用之中耗费抛舍，这些弊端，自古时候就是很明显的。所以钟繇说：‘取巧伪诈的人，竞相弄湿谷物以捞取好处，织造稀薄的帛以充当货币。’魏朝的时候曾用严厉的刑罚加以管制，也不能够禁止。所以司马芝认为‘用钱贸易不仅可以富国，也是减少刑罚的方法’。现有已经用了而又废除它，则老百姓马上就要失去用它的利益，这样有钱无粮的人，都会因此而饥饿窘困，这是截断它的弊端。魏明帝的时候，废除钱币而使用谷物实行了四十年，因为对人们不方便，于是整个朝廷议论大起，精通经济明达政治的士人，莫不认为应该重新使用钱币进行贸易。他们尚且舍弃谷帛而使用钱币，足以证明使用谷帛的弊端在过去的试验中已经很显著了。”桓玄又谈论恢复肉刑，孔琳之认为：

　　“唐尧虞舜时代以特异的服饰象征五刑，夏禹时代建立刑法是因为世风淳厚浇薄的不同，导致教化手段的不同。《尚书》中说“要根据世道来定刑罚轻重”，是说要随着时代而变化。夏商周三代风俗淳厚、事情简单，所以很少触犯刑法。末代风俗机巧而事务繁多，所以常常陷入法网。如果孔门的三千弟子处在乱世，必然会有用刑太多的指责，这正是五帝不互相因循效法，肉刑不可全部恢复的原因。汉文帝发了仁慈恻隐之心，感伤犯人没有自新的道路，改革古代的办法，创立新制度，号称刑措；然而名义上轻而实际上重，反而更加伤害人。所以孝景帝继承皇位，用宽缓的措施来减轻它，宽缓则人们怠慢，又不能禁止邪恶。当时希望能找到适中的刑法，因而受到过去人们的称赞，历代详加讨论而没有获得适当的措施。兵乱发生以后，遇到的刑法更多，弃市的刑法，本来是截断右脚的脚趾，汉文帝发生谬误，后世继承而不加以改革，以前的贤者因此十分遗憾，进行了议论而没有深入辨析。钟繇、陈群的意思虽然小有不同，都是企图以截断右趾代替弃市。如果依照他们的话去办，那么所救活的人就多了。降低死罪让犯人能够生存，的确是较轻的刑法，可以保全他的生命，增加他的产育，仁慈既可以对人生有利，功劳也可以有益于大众。又现在所忧虑的，罪犯逃亡是第一项，屡次逃跑而不悔改的，应该让他们无处可逃，也以此警诫没有犯罪的人，永远根绝罪恶的根源。至于其余各条，应该仍然依据过去的法律。”

　　桓玄喜欢别人附和逢迎，而孔琳之不能顺从他的意旨，所以不被赏识。逐步调任尚书左丞、扬州中从事史，所在之处都有显著的政绩。

　　当时责成各级官吏献计提出应该办理的事情。有人提议应该修缮地方学校，减缓国家刑法，审察官员表现，明确升降标准，举荐隐逸，提拔人才，加强农业，减轻税收。孔琳之在众人的议论之外，另有提议说：

　　“印玺，是用来辨别官爵，提供凭信依据的。官职没有大于皇帝的，爵位没有高于公侯的，而传国的印玺，历代顺次使用，世袭封号的印章，代代相传。可贵处在于保持旧貌，不另外改作。现在世上只有尉这一官职各自单独使用一种印章，以至朝内外的众官吏们，每次调任都要改换，追寻其中的含义，自己还没有弄懂。如果说是因为官吏各自姓氏不一，与传玺不同，则这还不如不同的时代差别更大；如果论物品有名，它虽然有公卿的尊贵，却没有帝王的重大；如果是因为有的居此职位的大臣受过诛杀，忌讳它的不吉利和晦气，那么汉朝用了秦国的印玺，传位四百年，没有听说因为子婴自身被杀国家灭亡而抛弃不佩。以帝王公侯的尊贵，并不怀疑传玺，而以大臣众官的卑下，为什么却要嫌弃印章呢？书籍记载中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引用例证自己违背了准则，而终年不断地在刻铸，费工费料，金银铜炭的消耗，不去说它，关键在于这并不是遵循旧轨、力求简易的做法。在下请求众位官员都用同一枚印章，不要再费事去改制。如果是新设置的官员，而又官多印少，或者有的文字损毁，然后再铸，那么这对于皇家府库，将补益不小。”他又说：

　　“丧事牌楼，并不出自关于礼的典籍，而是起自衰亡的末代，习惯积累，产生常规，于是成为旧的风俗，起自天子直到百姓。如果的确这样实行很有道理，突然改掉必然引起震惊；然而如果是与人情无关，而又违背礼度，保存它也没有什么好处，去掉它也没有什么损失，当然就应该遵守从前的典籍，革除后世的谬误，况且又有许多虚浮的花费，实在是成为人们的一种忧患啊！凡是人们的丧葬仪式，大多出在民间，经常都有这种需要，常常要花十几万，损耗人们的财力，而在意义上并无什么可取。至于贫寒的平民人家，则人人都想竭尽自己的能力，即使是房室好像倒悬的钟磬一样空空，也无不倾尽自己的家产和微薄的钱财，所谓“按礼埋葬”，难道就是像这样的吗？我认为应该完全罢免丧事牌楼的仪式。”

　　后来调他担任尚书吏部郎。义熙十一年(415)，任命他为宋武帝平北、征西长史，调任侍中。宋台刚刚建立的时候，任命他为宋国侍中。永初二年(421)，担任御史中丞，光明正直维护法令，绝不屈从任何压力，曾奏表弹劾尚书令徐羡之违背法典。当时徐羡之兼任扬州刺史，孔琳之的弟弟孔璩之为中从事，徐羡之让孔璩之劝解孔琳之，让他放弃弹劾此事。孔琳之不答应，说：“我触犯了宰相，应当是仅只我一人获罪。你必定不应该跟着连坐，哪里需要这样辛勤游说呢？”从这件事百官受到了震惊，没人再敢违犯禁令。武帝非常称赞他，路过兰台时，亲自去看望他。后来调任祠部尚书，不营办财产，家中特别贫寒。景平元年(423)逝世，追赠为太常。

　　他的儿子孔邈具有他父亲的风格，官职升至扬州中从事。


孔觊传

　　孔觊字思远，少年时代正直有气节，把明辨是非作为自己的责任。他口吃，好读书，很早就知名。曾任中书黄门侍郎。起初，晋安帝的时候，散骑常侍官位很重要，与侍中没有区别，后来职位闲散，用人渐渐变轻。孝建三年(456)，孝武帝打算加重它的分量，于是吏部尚书颜竣奏表，建议让孔觊和司徒左长史王景文作为这个职位的人选。孝武帝不想让威权留在下面，此后把吏部尚书分置为两人以减轻它的重要性。侍中蔡兴宗对别人说：“选才职位重要，常侍职务闲淡，改变的只能是名字而不是事实，虽然君主想安排它们的轻重，人心难道可以改变么？”随后常侍的职务重又降低，吏部的贵重仍无改变。

　　大明元年(457)，调任太子中庶子，兼任翊军校尉，历经秘书监、廷尉卿，后为御史中丞。他曾经鞭打令史，被有关部门所检举，宽大没有治罪。

　　大明六年，任命为安陆王刘子绥后军长史、江夏内史。他性格爱好酗酒任性，每次喝醉了就整天不醒，同僚间多有欺凌轻慢，尤其不能曲意侍奉权要得宠的人物，那些人无不对他又怕又恨。他家里经常很贫困，无论盛衰，都不在意。他做府中的长史，典签咨询事情，他不叫前去不敢前去，他不让离开不敢离开。虽然喝醉的日子居多，却清楚地了解政治事务，酒醒的时候判决，不曾有过阻滞。众人都说：“孔公一月二十九天醉，胜过世人二十九天醒。”

　　他性格真诚朴素，不喜欢伪装，遇到宝贵的玩物，取用不疑，而其他东西即使粗破，也终不改变。当时吴郡的顾觊之也崇尚节俭朴素，衣裘器服都拣粗陋的。宋代的清素俭朴，要数这两个人。

　　孔觊的弟弟孔道存、堂弟孔徽，经营了很多家产，两个弟弟东归，孔觊前往江中的小沙洲上去迎接他们，货物十余船，都是绵绢纸席之类。孔觊见了以后假装喜欢，对他们说：“我近来很疲乏，很需要这些东西。”于是就吩咐把它们放在岸边，随后脸色严正地对他们说：“你们都属于士人的范围，怎么弄到返回东部来作商人了呢？”命令全部烧尽，然后离去。

　　在这以前，庾徽之做御史中丞，性格豪放俏丽，衣服玩物十分华美，孔觊代替了他的职位，衣帽用具无不粗率。兰台令史和三吴富人，都有轻视的意向。孔觊蓬乱着头发，松系着带子，风貌清峻严肃，那些人都谨慎惶恐，不敢欺负和冒犯。庾徽之字景猷，颍川鄢陵人，后来死在南东海太守任上。

　　孔觊后来做了司徒左长史，孔道存代替孔觊为后军长史、江夏内史。当时东部大旱，京城米贵，一斗一百钱。孔道存担心孔觊非常困难，就派下属官员运了五百斛米送给他。孔觊叫来那个官员对他说：“我在那里三年，离职的时候，连路上的粮食也没有备好。你到那里不久，怎么能得到这么多米呢？你可以载上米再回到那里去。”那官员说：“自古以来没有载米上水的，京城米贵，请求在这里卖掉。”他不答应，官员只好把米再运回去。

　　永光元年(465)，调为侍中，后来担任寻阳王右军长史、主管会稽郡事务。明帝即位，召他为太子詹事，他派过去的副手平西司马庾业担任右军司马，代替孔觊主管会稽郡事务。当时上游反叛，皇上派遣都水使者孔璪到东部去慰劳。孔璪到了以后，劝告孔觊，说废帝奢侈浪费，仓库的储蓄已经耗尽，京城财物空虚，用品已经用完，现在南北并起，远近叛离，如果率领五郡的精锐，在三吴招兵买马，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孔觊认为他说得很对。于是就发兵起事，传送讨伐的檄文。孔觊的儿子孔长公，孔璪的两个儿子孔淹、孔玄都在京城，于是派人飞马去给他们秘密报信，泰始二年(466)正月，一起叛逃东归。孔觊派人送信邀请吴郡太守顾琛，顾琛因为母亲年纪很老，又接近建邺，和长子顾宝素谋议一直未能决定。少子顾宝先当时做山阴令，驰马送信报告顾琛，认为南面的部队已经接近，朝廷孤弱，不及时顺从，必然会有覆灭的大祸。孔觊的前锋军队已经渡过浙江，顾琛于是占据本郡一同造反。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一起响应。

　　庾业东去以后，明帝就让他代替刘延熙为义兴太守，让刘延熙做巴陵王刘休若的镇东长史。庾业走到了长塘湖，就与刘延熙互相结合。明帝派遣建威将军沈怀明东下讨伐，尚书张永随后前进。巴陵王刘休若督统东讨各路军队。当时孔觊所派遣的孙昙馞等军队停驻在晋陵的九里，部队的阵容非常盛大。沈怀明到了奔牛，所率领的军队兵少而且弱，张永到达曲阿，不知道沈怀明是否平安，退还到延陵去跟随刘休若。诸将帅都劝他退到破冈，刘休若宣布命令敢有说退军的斩首，众人稍微安定了一些。军中主将刘亮又接着来到，兵力转为集中，人心才安定下来。

　　当时齐高帝率领军队东讨，与张永等在晋城的九里曲结营，和东军相持。皇上派遣积射将军江方兴、南台御史王道隆到晋陵视察贼军的形势，贼帅孙昙馞、程磗宗、陈景远共有五城，互相连带。程磗宗的城防还不巩固，王道隆率领他所带的兵卒猛烈地攻击，很快就把城攻破了，斩了程磗宗的头。刘亮果断刚劲，熟悉刀盾，于是便拿着盾前进，直入重重栅栏，众军随在后面，于是全部摧破。齐高帝与张永等乘胜追击，又大破敌军。孙昙馞因此败逃，孔璪与王昙生烧毁了仓库，逃奔钱塘。

　　会稽听说西军越来越近，将士有很多逃亡，孔觊不能再加以控制。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城，孔觊很忧虑，不知道该怎么办。当天夜里他率领一千人声称要东讨，实际上是开往石瀃，遇到潮水干涸无法离去，军众叛变逃尽，一个随从用一条小船载着他，逃窜到山嵴村。村里的人把他捆起来送给王晏，王晏戏弄他说：“这事是孔璪干的，和你没有关系，可以写一份自首书，我会替你向上申报的。”孔觊说：“江东事情的策划，无不是由我本身，委罪别人以求活命，就是您这类人的做法了。”王晏于是在东门外将他斩首。临死的时候他要酒喝，说：“这是我平生的喜好。”顾琛、王昙生、袁标等都到吴喜那里去认罪，吴喜都宽恕了他们。

　　孔觊起兵后，有一次梦见走在宣阳门的道上，回头望去，全是丘陵。孔觊醒来，私下告诉别人说：“丘陵就是不平，建康大概难以攻克。”

　　孔觊的弟弟孔道存，职位是黄门吏部郎、南郡太守。晋安王刘子勋建立伪号，任命他为侍中，主管雍州事务，事情失败后被杀。


殷景仁传

　　殷景仁，陈郡长平人。曾祖殷融，是晋朝的太常。祖父殷茂之，是特进、光禄大夫。父亲殷道裕，早年去世。

　　殷景仁少年时就有宏大的器量，司徒王谧见了，便把女儿嫁给他为妻。他为宋武帝的太尉行参军，曾任中书侍郎。殷景仁不写文章而敏捷多思，不谈礼义而深达情理，至于国家典仪、旧章记载，无不撰录，有眼光的人知道他是有用世志向的。

　　他曾经建议请百官荐举人才，以所推荐的人是否能干而决定淘汰和录用，武帝对他十分赏识。少帝即位，他被补为侍中，多次上表辞让。宽厚的诏令满足了他的请求，任命他担任黄门侍郎，历任左卫将军。文帝即位，委任和待遇更加厚重。很快又升为侍中，左卫职务依旧不变。当时与王华、王昙首、刘湛四人共同为侍中，以风神和才干，为一时的冠冕，共同升迁的美事，近代没有能比得上的。元嘉三年(426)，皇帝亲自征讨谢晦，司徒王弘进入中书下省，殷景仁身材长直，共同掌管留守任务。谢晦被平定，他代到彦之担任中领军，侍中职务依然如故。

　　文帝的生母章太后早年死亡，皇上侍奉太后的生母苏氏非常恭谨。元嘉六年，苏氏去世，皇上亲自前往哭悼，诏令想遵照两汉推恩的旧典。殷景仁认为：“汉代推恩加爵，当时是承袭秦朝的弊端，蔑视儒术，怕不是盛明时代所应循蹈的。晋朝依照二代，只要是与朝政有关，君主的举措必定要加以记载，所以贤明的君王一定要谨慎。主持公道的人应该颁发奖赏而不以私情，奉行天统的人常要约束感情而申明制度，以此立诚信于万国，留典则于后世。”皇上听从了。

　　遭到了母亲的丧事，葬罢以后，被起用为领军将军，他坚持推辞。皇上指示州郡主簿代授，派中书舍人周赳用车把他载上拉到府中。服丧期满后，升为尚书仆射。太子詹事刘湛代替他做领军，刘湛和殷景仁一向友好，都受到武帝的厚遇，都以宰相相许。刘湛常常担当外任。正赶上王弘、王华、王昙首相继死去，殷景仁便引刘湛回朝，共同参与朝政。刘湛入京后，因为殷景仁的地位本来不超过自己，一旦处在前面，心里非常气愤。他知道文帝信任殷景仁，不可转变，于是便深深结交司徒彭城王刘义康，想倚凭宰相的重位来压过他。元嘉十二年，殷景仁升为中书令、护军将军，仆射职务依旧，不久又兼管吏部。刘湛更加愤怒，刘义康听了刘湛的话，在文帝面前毁谤殷景仁，文帝对他却更加器重。殷景仁秘密地陈说了相王的权力太重，对国家不利，皇上认为很对。殷景仁对亲戚和旧友慨叹说：“引荐他入京做官，他反要咬人！”于是称病请求解职，没有被允许，只让他在家养病。刘湛提议可以派人扮作盗贼在外面把他杀死，认为文帝即使知道，也一定不能伤害最亲的亲人。皇上暗中听到消息，便把殷景仁迁移到西掖门外的晋朝鄱阳公主府第中，作为护军府。紧连着皇宫，所以他们的计谋没有得逞。

　　殷景仁卧病五年，虽然不见皇上，而秘密信件往来不断，一天中数以十计，朝政大小都要拿来问他。行迹周密，没有能发现他们踪迹的。即将抓捕刘湛的那天，殷景仁便拂拭衣冠。卧病时间久了，身边的人都不明白他的意思。当天夜里，皇上走出华林园延贤堂召见了他，殷景仁仍然称言有脚病，在小坐车里坐下，捕杀事务的布置，全都交他办理。

　　他代替刘义康做了扬州刺史，仆射、吏部依旧不变。派使者授了官印，主簿代为授职以后，便觉得病情加重，情理反常。他的性格本来很宽厚，却忽然变得苛暴起来，问左右的人说：“今年是男婚多，是女嫁多？”这年冬天下了大雪，殷景仁乘车从厅堂里出来观望，忽然惊奇地说：“阁房的前面怎么会有大树？”随后便说：“我搞错了。”病危的时候，文帝说不适合住在州府，让他回来仍然住在仆射下省。做州刺史共一个多月去世，有人说看到刘湛在作祟。追赠为侍中、司空，谥号文成公。大明五年(461)，孝武帝路过殷景仁墓，诏令派人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