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〇 列传六十〇　循吏 吉翰 杜骥(杜坦 姚耸夫 杜琬 杜幼文) 申怙(申坦 申令孙 申阐) 杜慧庆(杜瑗 杜弘文) 阮长之(王歆之) 甄法崇(甄彬) 傅琰(王沉 丘寂之 沈巑之 周洽 傅翙 刘玄明 傅岐) 虞愿 王洪轨(李珪之) 沈瑀 范述曾(丘师施) 孙谦(孙廉) 何远 郭祖深

循吏传序

　　从前汉宣帝认为“政治稳定，狱讼得以妥善处理，恐怕靠的是郡守一级的地方长官了”。前代史书也说，“如今的郡守，就是古代的诸侯啊”。所以各级官吏的职责，就是要爱惜百姓。至于道德教化，移风易俗，没有不要靠他们的。

　　宋武帝出身百姓，知道民众生活的艰难，等到做了帝王，常留心吏治。然而朝廷忙于对外战争，顾不上修整内务，军费开支日耗千金。虽说没机会减轻民众负担，但能克制自己的物质欲望，用节俭来律己，左右没有宠幸的小人，居室没有豪华的装饰。所以能够连年兴兵，而不烦扰境内百姓。文帝自幼宽怀仁爱，承续帝业，后来陕西战乱，北魏南侵，宋朝廷兴军遣将，是为了拯救天下。军费也都出自库存，没有加重百姓负担。那时境内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缴纳的赋税和徭役，只限于常年的定额。人民早出晚归，只是为自己的生计忙碌。州郡长官的任职以六年为期，虽说比不上前代终身不改任那样稳定，然而人民有所依靠，官吏不事聚敛，家家还能吃穿不乏。虽然时事艰难，但沟死路埋之事，尚可幸免。只要是有百户人的乡村，有集市的市镇，都有人们聚会欢乐，歌谣舞蹈，那是宋代的极盛之时。到了元嘉二十七年(450)，倾全国之力抵御外患，耗尽积蓄，尚不足用，于是重赋厚敛，天下动荡不安。从此直到孝武帝孝建年间，战乱不止。以区区江东，地域狭窄，承受连年战争，又加上灾害饥荒，以前的繁盛景象，从此衰亡。晋朝历代帝王多居于内房，朝会宴享，不过在东西二堂举行。晋孝武末年，才建有清暑殿。及宋武帝受命为帝，也没什么改变，他所居之处只称为西殿，并不造华丽的名号。文帝承袭不改，便也有合殿的名称。及宋孝武帝即位，赋税征调越来越多，朝廷的犬马大量糟踏粮食，宫室装饰奢华无比。鄙视前代简朴的规制，又加造正光、玉烛、紫极诸殿。雕梁画栋，珠窗秀户，对于宠爱的嬖女幸臣，赏赐起来几乎倾国库所有；竭尽四海的物产也难以满足帝王的欲望，搭上人的性命也不能让他称心。明帝即位后，生活更加奢华，对下民毫无体恤，以至国家动荡。治民的地方官吏，年年更换，灶上的烟囱还没熏黑，炕上的席子尚未暖热，怎能够做出什么政绩。难道能只怪官吏不如古时，民心与往昔不同，都是上边把事情弄坏，致使教化难以实现。

　　齐高帝在这种奢侈纵欲的风习下，辅立幼主，想救民疾苦，整顿世风。当政不到一年，提拔山阴县令傅琰为益州刺史，于是减免奢华，恢复简朴，做帝王严于律己，亲身为民众作表率，本心就是为不侵扰百姓。因为山阴是大城邑，官司案件繁多，建元三年(480)，另设狱丞一职，与建康同等。武帝继承帝业，用心治理天下，仗帝王之威而善于裁断，尚且还有错漏，官吏犯法，令其自裁。郡县长官任职，以三年为期满。遇有水旱灾荒，便对百姓抚恤赈济。十来年当中，百姓未受丝毫惊扰，都市繁盛，男女老少安居乐业，载歌载舞，盛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处不是乐土。明帝未登基之前，就了解为官之道，等即位以后，专门留心官吏对官司案件的处理，从不曾枉法宽容渎职者，地方官吏由此感到震慑。后来因为魏军入侵，国家动荡，战火连年不息，没有喘息之机，战争耗费巨大，国势从此衰落。接下来朝廷昏乱，政权被一伙坏人把持，赋税繁多，徭役无度。地方官依附权贵，相互间助长贪婪暴虐，搜刮聚敛，侵扰黎民。天下人心动荡，不知所措。

　　梁武帝未登基前，已知民间疾苦，等他刚刚平定齐末的混乱局面，就颁布文告，废除东昏侯时所有额外的繁杂赋税，于是天下百姓才得以减轻重负。登基之后，亲自过问民间事务，每天处理政务直到太阳偏西。关心抚慰人民疾苦，派使臣到四方了解风土民情，在朝廷外设置肺石，让穷苦人下情上达。努力先取信于民，所做的都是民众急难之事。天监元年(502)，开始废除按户征收绢绵实物的户调，改为按实际丁口征收。自己身穿旧衣，宫内没有华丽的装饰。日常御膳，惟有素食，饭桌上摆酒不过三盏，这是要先为天下作俭仆的表率啊。所以每当选任官吏时，一定挑那些廉洁公正的人，并都亲自召见，勉励他们好好为官。先前曾提拔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左户侍郎刘繞为晋安太守。到溉等人在任上都以廉洁著称。又下令：小县长官有才能，可升任大县令；大县长官有才能，升任州郡太守。山阴县令丘仲孚有突出政绩，升为长沙内史；武康县令何远清廉正直，升任宣城太守。因此那时作官的都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这是近代勉励为官者的好办法。

　　按前代史书各立有《循吏传》，记述其美德，如今也采集此类事，以著成此篇。


杜骥传

　　杜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高祖杜预，是晋朝的征南将军。曾祖杜耽，到河西避难，所以曾在前凉张氏那里作官。苻坚平定凉州后，祖父和父亲才回到关中。

　　杜骥哥哥杜坦对史籍颇有研究，宋武帝打下长安，他跟随南下。元嘉年间，作青、冀二州刺史。晚期南渡的北方人，南朝士族常把他们视为粗鄙之人，即使有才干，往往受士族压抑排斥，杜坦常因此感慨不平。一次和文帝论及史籍。文帝说：“金日石单忠孝淳朴深厚，汉朝无人比得上，遗憾的是今天再没有这种人了。”杜坦说：“日石单的美德，诚如陛下所言，假如他生在今世，养马都忙不过来，怎有机会被赏识重用。”文帝变了脸色说：“你怎么把朝廷看得这么狭隘刻薄呢。”杜坦回答：“就拿我来说吧，我本出身中原高门大族，先曾祖因为晋朝丧乱，流落到西凉，仅仅因为南渡不早，便被当成伧俗视为异类。日石单本是胡人，养马的出身，被破格提拔到皇帝身边，位置与大臣并列。本朝虽也能提拔人才，我怕未必能有金日石单这样的事。”文帝默然无言。

　　北方传统风俗，探问病人都要派自己的子弟前去。杜骥十三岁时，父亲派他去问候同郡的韦华。韦华儿子韦玄很有名望，见到杜骥觉得他很不寻常，便把女儿许配给他。杜骥以后逐步升任长沙王刘义欣的后军录事参军。

　　元嘉七年(430)，跟随到彦之入河南，加封建武将军。北魏撤去河南防务全部退回河北，到彦之派杜骥守洛阳。洛阳城荒废已久，又无粮食，到彦之兵败退走时，杜骥也想弃城逃跑，又怕被文帝诛杀。起先，武帝攻下长安、洛阳后，把宫廷内的钟鼎乐器等物运回江南，一口大钟掉到了洛水中。这时文帝派将军姚耸夫带一千五百人来这儿把它弄回去。当姚耸夫带人在洛水正往外打捞时，杜骥派人来向他谎称：“夏军南下，洛阳势弱，如今我修理城池，都已坚固，军粮又充足，所缺少的只是人力。你不如率众人到我这儿来，共守此城，立了大功以后，再取钟也不晚。”耸夫相信了他的话，领着他带来的人到杜骥这儿来。等到了洛阳，才知道难以坚守，又无粮食，于是带人离去，杜骥也弃城南逃。他对文帝说：“本打算以死固守，可是姚耸夫进了城就走，弄得人心沮丧恐慌，不可收拾。”文帝发怒，使建威将军郑顺之在寿阳杀耸夫。耸夫是吴兴武康县人，勇敢果断有气力，宋朝的下级军官无人比得上。

　　永嘉十七年(440)，杜骥作青、徐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恩惠德化显著于齐地。自义熙年间直到宋末，作刺史的只有羊穆之和杜骥受到吏民称颂。后来被征召作左军将军，其兄杜坦代为刺史，北方人都引以为荣。

　　杜坦长子杜琬作员外散骑侍郎，文帝曾有书信给杜坦，杜琬擅自拆看；信还没来得及送出去，他又要回来看。信发走以后，此事被大肆追问。文帝派主书来责问杜骥，并追查私拆信函的人。杜骥回答说：“开信的是我的四儿子季文，我等待朝廷处罚。”文帝特加开恩不予追问。杜骥后来死在任上。


虞愿传

　　虞愿字士恭，会稽余姚人。祖父虞赉，作过给事中，被封为监利侯。父亲虞望之早死。虞赉院子里有棵桔树冬天成熟，家里的孩子们都争着来摘，虞愿才不过是几岁的孩子，却独独不去摘取，虞赉和家里人都觉得他很怪。

　　宋元嘉年间，虞愿作湘东王国常侍。等明帝即位，因为虞愿是出身儒生的官吏，有学识修养，又是自己以前藩国的旧属，待他很是优厚。委任他为太常丞、尚书祠部郎、通直散骑侍郎。明帝生性猜忌，肥胖怕风，夏天常穿着小皮衣。封左右二人为司风令史，哪面来了风，要先告诉他。星象有灾变，不相信太史，也不听朝官的意见，下令让灵台两名知星官听虞愿调遣。虞愿常在宫内值班，有什么异常征兆先启奏明帝，以作参考。

　　明帝在旧宅基上盖湘宫寺，极为奢华，花费很大。因为孝武帝建庄严刹有七层，明帝便打算建十层，但太高盖不成，就分成两座，各五层。新安太守巢尚之免职后回京见明帝，明帝问他：“你去过湘宫寺没有？我建成此寺是大功德。”虞愿在一旁说：“陛下建这座寺，用的都是百姓卖儿典妻的钱，佛如有灵，一定会伤心痛哭。罪孽比宝塔还高，哪儿有什么功德！”尚书令袁粲在座，吓得脸都变了色。明帝大怒，叫人把他拉出殿去，虞愿脸不变色从容离去。因为他和明帝有旧时情分，不几天又被召回宫内。

　　明帝好下围棋，但很笨拙，棋艺不佳。被舆论评为第三品。他和第一品王抗下棋，自认为是同一品级。王抗让他，慌称：“皇帝下的飞棋，臣无法隔断。”明帝始终不觉察，以为真是如此，便对下棋更为迷恋。虞愿又对他说：“尧用这教他的不肖之子丹朱，所以这不是人主所应喜爱的东西。”虽然数次忤逆明帝的心意，但受到的赏赐还是高于别人。后来升迁兼任中书郎。

　　明帝卧病时，虞愿常在身边服侍端药。明帝尤其喜欢吃一种叫逐夷的鱼干，用银钵盛蜂蜜腌制，一次就能吃好几钵。他问扬州刺史王景文：“这东西好吃得很，你有没有过过瘾？”景文回答：“臣历来爱吃这东西，只是贫穷很难得到。”明帝听了很高兴。吃逐夷积累得多了，胸腹结块鼓胀，眼看要断气。左右启奏可饮几升醋酒，闷胀才消下去。病已很重了，一顿还要吃三升肉羹。肚里油水积累太多，吃药也不见效了。病危那天，正坐着招呼和尚，一合掌便咽了气。

　　虞愿因为长期在明帝患病时服侍他，被转为正员郎。出京作晋平太守。在任上不置产业。前任官员和百姓发生冲突，扣压人家的妻儿，虞愿派人到半路上劫夺回来。在郡内开设学校。晋平郡以前产髯蛇，胆可以作药。有人送给虞愿一条，虞愿不忍杀它，把它放还到二十里外的山中。一天夜里蛇回到他床底下，又送到四十里外的山里，过了一夜又回来了。人们都说这是他的仁爱之心的结果。海边有一块越王石，经常隐没在云雾里，相传“清廉的太守才能看得见”。虞愿前去观看，结果清彻不见遮挡。后来琅笽王秀之来作郡太守，给朝中的官员写信说：“此郡在虞公之后，善政犹存，留下的良好风尚被习惯遵从，因此还算是太平无事。”

　　因为母亲年老而辞去职务，被委任为后军将军。褚彦回曾去拜访虞愿，虞愿不在家，只见他床上落满了尘土，有书数函。彦回叹息道：“虞君竟清贫到如此地步。”让人帮他扫地扫床后离去。

　　改任中书郎，负责东观祭酒。他哥哥虞季为上虞县令，死在任上，虞愿听说后从中书省徒步赶回家中，不等皇帝诏令批准便东归故乡。后任骁骑将军，又改任廷尉，祭酒职务不变。

　　虞愿曾侍奉宋明帝。齐初，宋朝神主迁到汝阴庙，虞愿流泪拜别。建元元年(479)去世。虞愿著有《五经论问》，又撰《会稽记》，有文章数十篇。


沈瑀传

　　沈瑀字伯谕，吴兴武康人。父亲沈昶，在宋朝建平王刘景素手下做事。景素谋反，沈昶事先离开了他，等景素事败，他受牵连下狱。沈瑀到朝廷陈述原委而得以免罪，沈瑀也因此知名。后来作奉朝请，曾到齐尚书左丞殷氵尔处，殷氵尔和他谈论到国家大事，很器重他，对他说：“看起来以你的才干，应该担任我的职务。”

　　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听到沈瑀的名声，招引他作王府行参军，兼扬州部传从事。当时建康县令沈徽孚仗势傲视沈瑀，沈瑀就按法律惩治他，众人因此都惧怕他的强硬。子良对他非常赏识，即使是家里的事也都交给他去办。子良去世后，沈瑀又到刺史始安王萧遥光门下做事，遥光曾派他押送丁役，结果丁役们到达得快而且没有怨言，遥光对同沈瑀一起去办事的其他人说：“你们怎么不学学沈瑀那样干呢。”于是让沈瑀专门管理州里的官司诉讼。

　　湖熟县的方山埭又高又陡，到了冬天，无论是办公还是私事的行人都觉得难受。齐明帝派沈瑀去修整它。沈瑀挖四条大沟，拦住行人让他们参加劳动，三天就完了工。扬州书佐办私事从这儿过，谎称是为州里出差，不肯去干活儿，沈瑀打了他四十鞭。书佐回去后向遥光告状，遥光说：“沈瑀一定不会错打你。”经调查果然是他说了假话。明帝又让沈瑀修筑赤山塘，花费比预算少用了几十万，明帝更加赏识他。沈瑀作建德县令，让百姓一丁种十五棵桑树，四棵柿树或是梨树栗树，女丁种一半。人人都很高兴，不久就成了林。

　　沈瑀辞官回京，兼任行选曹郎，跟随陈伯之军队到江州。赶上梁武帝起兵围郢城，沈瑀劝伯之叛齐奉迎武帝，伯之流泪说：“我的儿子还在京城里。”沈瑀说：“不这样的话人心动荡，都在另打别的主意，如不早作打算，恐怕众心离散难以统率。”伯之于是降归武帝。

　　当初，沈瑀在竟陵王家，一直和范云很好，齐朝末年曾到范云家过夜，梦见坐在屋子梁柱上，仰头看见天上有字写着“范氏宅”。这时沈瑀和梁武帝说起此事，武帝说：“范云能不死，此梦就是验证。”等武帝即位，范云极力推荐沈瑀，于是把他从暨阳县令提拔为兼尚书右丞。当时天下初定，陈伯之说沈瑀催督运送物资，对国家有功。梁武帝认为他很能干，升任他为尚书驾部郎，仍兼右丞。沈瑀推荐他的族人沈僧隆、僧照有作官的才干，武帝一并任用。

　　因为母亲去世辞职，又起用为余姚县令。县里大姓虞氏有千余家，很多家都和县衙结有关系，前后县令都无法禁绝。自从沈瑀到任，不是打官司概不来往，处处依法办事。县南又有有势力的大族数百家，子弟们横行霸道，各家互相包庇，大事聚敛，百姓深受其害。沈瑀征召这些人家的老者去看守石头仓，年轻的补充为县衙仆役。这些人在街上痛哭哀号，从此豪强敛迹。沈瑀刚来时，富有的县吏们都衣锦华美以表明他们与众不同，沈瑀发怒说：“你们不过是下等县吏，怎么能自比贵人！”都令他们换上草鞋粗布衣，终日侍立，脚下站立不稳，就加以抽打。沈瑀贫贱时曾到这里卖过陶器，被富人侮辱，所以就这样报复他们。于是士绅们又怕又恨，但沈瑀廉洁自守，因此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后来作安南长史、寻阳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死后，任信威将军萧颖达长史，太守之职不变。沈瑀本性倔强，屡次顶撞颖达，颖达对他怀恨。天监八年(509)，因为到颖达处议事，又言辞过激，颖达变了脸说：“朝廷用你来作行事吗？”沈瑀出来，对别人说：“我死了才能不这样，总不能老对他低头称是。”当天在路上被人杀害，人们多认为是颖达害了他。其子沈续屡次上告。遇上颖达不久死去，事情也就不再追究。沈续布衣蔬食过了一辈子。


郭祖深传

　　郭祖深是襄阳人。梁武帝初起兵时，以门客的身份跟随。后来又跟随蔡道恭在司州。北方沦陷后南归。上书陈说边境的情况，不被采用。后被选拔为县令兼南梁郡丞，改任后军行参军。梁武帝对家人溺爱疏于教育，朝政废弛，祖深就抬着棺材上殿上奏封事，大略如下：

　　“大梁应天命而生，功业盖过历代帝王，既广施慈悲，宪律便近于废弃；愚顽之人无知，懈怠之风从此而起；各人竞相奢侈，贪婪丑行就滋生起来。这多少是由于陛下恩宠赏赐过多，对下属过于宽大，故廉洁者入仕无路可走，而贪苛者作官门路很多。直如弦者饿死沟壑，曲如钩者升任成群。能说会道的，竞相推荐，口拙诚信的，空被埋没。劳苦功高的，奉禄赏赐不够，无功幸进的，反加宠爱提拔。以前宋国人卖酒，因为店里养狗太凶无人敢来，以至把酒放酸，陛下的狗，比他厉害多了。

　　“臣闻民为国家根本，食为百姓的命根子，所以《礼》说国家没有六年的积蓄，就不成为国家。据此而言，农业为当务之急。然而郡县官吏苛刻暴虐，对农耕不加鼓舞奖励，如今粮食丰收，百姓尚面有饥色，如果遇上水旱之灾，拿什么来赈救？陛下往年崇尚儒学，设立五经学馆，国内到处洋溢着读书声。近来却仰慕佛教，结果普天下都信奉皈依，家家持斋受戒，人人忏悔礼拜，不务农业，空谈佛理。耕种纺织是当前的生活必需，修行功德是来世的善果，怎么能够荒本劳末，舍近求远呢。如今经商者和吃闲饭的越来越多，种地的越来越少，织机空闲的一天比一天多。陛下如果广兴屯田，贱视金玉重视粮食，努力生产的加以提拔，懒于耕织的明正典刑。这样数年以后，则家家富足，廉洁礼让便有了产生的条件。

　　“君子和小人，所想的不一样：君子志于行道，小人盘算得利。志于道者安国济民，志于利者损人利己。僧人是害国的小人，忠良是卫国的君子。臣见患病的人去找道士治病便让你打醮画符，找僧尼则让你戒斋听讲经，民间巫师则要驱妖捉鬼，医生则用药外敷内服，这全在于你自己的事先选择。臣认为治国之本，和治病相似，治病应摒弃巫师鬼怪，去找华佗、扁鹊；治国应当黜退奸佞之徒，而用管仲、晏婴。如今所信用的人，只不过是腹背上的毛罢了。谈论外事则有徐勉、周捨，谈论内务则有云、旻。云、旻所说的都是败坏风俗扩张佛教，徐勉、周捨所想的只是苟安于江东。君主慈悲臣下怯懦，不图进取，使得中原百姓怀恨南望，如果贾谊重生，岂不为之痛哭。臣如今直言冒犯了陛下，可能还会被宽恕，而得罪贵臣，就有不测之祸。臣之所以不避死罪知无不言，正是以国家社稷为重而以个人性命为轻。假使能采纳臣的意见，杀了我也死而无憾。

　　“谋臣良将，哪个朝代没有？难得的是被了解，重要的在于任用罢了。陛下登基历时二十余年，有谁能尽臣节直言诤谏？百官只是表面苟同而不肯齐心合力，回答陛下询问不过惟惟喏喏而已。在朝廷上只说圣旨英明，出了门议论就说谁敢说逆耳之言。过失在下面而使上面受怪罪，于是使得皇上开诚布公，引咎自责，而宰辅大臣们都心安理得，一点儿没有自责之心。百官群僚，少有奉公尽职的，都是白食俸禄追逐私利，不重廉洁，家中积累金银；上朝列班侍立如同神仙，不种田不经商，为什么能够这样享受？刑法是人的父母，利禄是人的仇敌；刑法严厉就人心思善，好处多了就人生恶念，恶念不可助长，贪欲不可放纵。但愿能去除贪浊之官，任用廉洁之士，明法令，严刑罚，禁奢侈，薄赋敛，则天下幸甚。谨呈上封事二十九条，但愿圣上别忙于英明决断，先听听臣的愚见。”

　　当时武帝正在大兴佛教，要用它来改换中国的习俗，因此祖深特别说到这件事，上书的条目中认为：

　　“京都佛寺五百余所，都极为宏伟华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厚。至于各郡县，就数也数不清了。和尚又有不出家的俗弟子，叫作白徒，尼姑则都收留养女，都不在民籍注册，天下户口几乎减少一半。而僧尼多不守教规，养女都身穿绵缎，败坏世风，损伤佛门，大概都由此而生。请朝廷细加考查，如果没有什么道行，都令其还俗务农。废止白徒养女，听候发作奴婢，婢女只能穿青布衣，僧尼都令他们吃粗食。这样，才能使僧俗都得以兴盛，国家富足人民殷实。不然，恐怕将来处处都成寺庙，家家都剃发为僧，连一尺土一个人也都非国家所有了。

　　“朝廷任用前朝旧臣，作边境上州郡长官，这些人不顾为官之道，只会贪婪残暴，欺压良民，为害甚于豺狼。江、湘人民尤受其害。自三关以外，处处遭受荼毒。而且这些人来归顺时，只有光杆一个，等被任用以后，都各自招募部曲。而扬州、徐州的民众，被繁多的劳役逼迫，多来投奔，以获取一点儿钱财。但都大多是只署一个虚名，仅送出三津以外，名字在远方服役，本人又回到家乡。又怕上头查问，于是逃亡他乡，侨户的兴起，很大程度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另外梁朝以来，征发民众服役，称为三五。等编到将官属下，主将残暴无情，不顾其死活，丁役死亡很多，都被作为叛逃记录下来。有的甚至牺牲在战场，也记在叛逃名下，上边下文出来查办，都把他们作为叛逃者，扣押其家属。逼得全家叛逃，就抓捕同族的人；同族的都叛逃了，就抓捕同一比伍的；同比伍的都叛逃了，就把整个村子的人都抓起来。这样一人犯事，则全村皆空。虽然朝廷不时发布赦免令，表示既往不咎，但旧时的查办公文仍在下发，并限时严办。上司对下属信不过，逐级督促。朝廷使臣催到州里，州又派使者到郡，州郡一个比一个催得急，一同到县里催逼。县级长官多为庸才，上边有风吹草动就吓得不行。于是就搜刮民财，孝敬上官，逼人交重礼，答应在上司面前写报告遮掩。如果哪个县稍微想纠正一下这种风气，就会马上遭到上司严厉斥责，因此到处都在随心所欲贪谋私利，以侍奉上官。”

　　又有建议阻断界首关口，以阻止劫掠人口往北方贩运，以及当前许多关隘都已废弃，需加以整顿的建议。又说庐陵王年少，镇守襄阳不合适；左仆射王日柬居丧时，被起用为吴郡太守，却一点儿也没有推托。话说得都很重。又奏请让武帝再去郊祀四星。武帝虽不能都采用，但赞赏他的正直，提拔他为豫章钟陵县令，员外散骑常侍。

　　普通七年(526)，改南州津为南津校尉，让祖深去任职。加衔云骑将军，俸禄二千石。让他招募两千部曲。到了南州后，一切事秉公严断。以前王侯贵人出入关口，无视法令，挟带逃亡人口。祖深对于不法行为严格检查，不避权势，不行就动刑法。奏弹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捨有受贿罪。远近畏惧，无人敢于随意胡为，淮南太守竟像对上司那样怕他。

　　他常穿着旧外衣，用不油漆的白木桌子，每顿饭不超过一个肉食。有一位老妇人送他一个早摘的青瓜，祖深用一匹帛来回报她。后来有一个富人仿效此事用青瓜去贿赂他，被他鞭打示众。朝野人士都怕他这点儿，对他不敢行贿拉拢。他所带领的都是精兵，纪律严明。有什么讨伐追捕的任务，往往越境也要把人犯抓获。长江曾经有贼寇，祖深亲自带人去讨伐，列阵后无人敢向前进，他就命令他最亲近的人先上，不按要求前进的斩首。于是大破贼寇，威震远近，长江肃清。


循吏传论

　　评论：善政对于民众，好比优秀的陶工和陶土的关系一样，用的工夫少而制成的器物多。汉代人口繁盛，刑罚宽简，作郡县长官的，没有外部干扰，奖赏刑罚，都可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朝廷也很少下诏干涉下面事务。由于社会稳定，有些官员在一个地方任职往往已生子生孙还未调离，都能普及德政促使人民和睦，提倡仁义礼让使淳朴之风不变。因此汉代龚遂、黄霸那样的政绩，就容易达到。等到了末代，各种伪诈滋生，人口少于以前，而赋税劳役却比从前繁重。想做出政绩，树立风范，要比从前难上百倍。若用上古时的教化来治理当世之民，那么今天优秀的官吏，在古代那样淳厚的风俗中，像子游治武城、汲黯治淮阳那样的成就，都是可以做出来的。未必是今天的人才不如古人，只是世风有淳厚与浇薄之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