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九 列传五十九　沈炯 虞荔(虞寄) 傅縡(章华) 顾野王(萧济) 姚察(姚僧垣)

傅縡传

　　傅縡，字宜事，北地灵州人。父亲傅彝，任梁朝临沂县令。傅縡自幼聪明灵敏，七岁时能背诵古代的诗赋多达十几万言。长大以后勤奋好学，善于写文章。太清末年，縡因母亲去世而在家服丧。当时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他居丧期间尽礼而为，因伤心过度而消瘦得皮包骨，体瘦如柴，士人和他的朋友因此而十分称赞他。后来，他投靠湘州刺史萧循。萧循很喜爱结交士人，广泛收集各种典籍，傅縡在这里可以任意寻找阅读到各种书籍，并因此而博通群书。王琳听到他的声名，便召他担任了府记室。王琳失败后，傅縡又随王琳的部将孙蠩到了京都。当时，陈文帝派颜晃赐给孙蠩许多杂物，孙蠩让傅縡写了一份表启以示感谢。傅縡下笔成章写得语词文理周密。颜晃回来后告诉了陈文帝，于是召用傅縡担任了撰史学士。再升迁任骠骑将军安成王的中记室，仍兼撰史学士。

　　傅縡真诚信奉佛教，跟从兴皇寺的慧朗法师学习《三论》，透彻地知晓其中的奥妙。不久，以本官身份兼任通直散骑侍郎，出使齐国，累迁太子庶子、太子仆官。

　　陈后主即位后，迁任秘书监、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掌管撰写诏诰文书。傅縡写文章文词典雅华丽，本性又敏捷迅速，即使是有关军国大事的文书，他也下笔立成，从不事先起草。写成以后再反复思考也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加以增删的，因而很受陈后主所赏识。但他性情过于呆板又倔强，不注意检束自己的操行，自负有才而盛气凌人，朝臣们大多很恨他。正值施文庆、沈客卿以奸佞而受到宠幸，专制朝政，因而傅縡更受到疏远。施文庆等人便一起说他的坏话，陈后主将傅縡抓起来关入狱中。傅縡一向性格刚强，因而十分愤慨，便在狱中上书说：“作为国君，恭敬侍奉天帝，慈爱黎民百姓，节制嗜好欲望，远离谗佞之人，天未明披衣而起，日已晚还忘饮食，所以能德泽遍布海内，善美流传于子孙。陛下近来酒色过度，不敬郊庙之神，专媚淫乱之鬼。小人在侧，宦官弄权，厌恶忠直之士如见仇人，视百姓有如草芥。后宫中人人身穿绮绣之服，马厩里广余豆粟之粮，万民流离失所，尸横遍野；贿赂公开进行，内库损耗，神怒人怨，众叛亲离。只恐东南王气，自此而尽。”奏书送上后，后主大怒。不久，后主怒气稍减，便派人对他说：“我要赦免你，你能改正过失吗？”傅縡回答说：“臣心如面，臣面可以改变，则臣心可改。”后主于是更加恼怒，便命令宦官李善度尽力追究他的过失，赐死于狱中。传有文集十卷。

　　傅縡虽然刚直有才，但为人狠毒傲慢，被当世人所痛恨。当他死时，有毒蛇蜷屈着爬上灵床，在灵床前接受祭奠，离开了又转回来，前后一百多天时间。时时听到有愤怒的弹指声。


顾野王传

　　顾野王，字希冯，吴郡吴人。祖父顾子乔，曾任梁东中郎将武陵王府参军事。父亲顾火亘，是信威将军临贺王的记室，兼本郡五官掾，以通儒学而知名于世。

　　顾野王幼时便很好学，七岁读五经，便能读懂大致意思。九岁能写文章。他曾写了一篇《日赋》，领军朱异见后认为他是奇才。十二岁，野王随父亲到建安，撰写了《建安地记》两篇。长大后，他遍读经史，精心记识，天文地理、卜筮、观天相、虫篆奇字，无所不通。他曾任临贺王府记室。后来宣城王任扬州刺史，顾野王与琅笽人王褒一起为宾客，宣城王很爱顾野王的才华。顾野王还很擅长画画，宣城王在东府建书斋，让野王画古代贤人，让王褒写赞颂之辞，当时人称此为“二绝”。

　　侯景之乱时，顾野王因父丧回到家乡吴郡守丧。他在乡里招募民众，随义军救援都城。顾野王一向清瘦体弱，身高只有六尺，又因居丧过于悲痛，身体像是禁不住这样的哀伤；可是当他手持兵器，身披盔甲上阵，陈述君臣之义、逆与顺的道理时，慷慨陈词，正言厉色，见到的人都觉得他十分气壮。后来京城被攻破，他逃回了会稽。

　　陈天嘉年间(560～566)，皇帝下令补顾野王为撰史学士。太建年间(569～582)，顾野王为太子率更令，不久任大著作，掌管国史，知梁史事。后来他又任黄门侍郎，光禄卿，知五礼事。死后，追赠为秘书监，右卫将军。

　　顾野王年轻时以勤奋好学、性情淳厚而闻名，对各种事物没有过分溢美之辞而失其本色。看他的模样，好像不善言辞，但他振奋精神，尽力去干事时，却是别人所比不上的。他的著作有《玉篇》三十卷，《舆地志》三十卷，《符瑞图》十卷，《顾氏谱传》十卷，《分野枢要》一卷，《续洞冥记》一卷，《玄象表》一卷，在当时都很流行。他还撰写了《通史要略》一百卷，《国史纪传》二百卷，但未写完就去世了。他有文集二十卷。


姚察传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吴国太常卿姚信的九世孙。父亲姚僧垣，是梁朝的太医正。梁元帝在荆州时，僧垣作晋安王陈伯恭的谘议参军。后来入周，官位颇高，很受恩遇。

　　姚察从小性情淳厚，六岁便能背诵文章万余言。不贪玩耍，读书勤奋，十二岁就能写文章。僧垣精于医术，梁代知名，在宫中得到的赏赐，都带回去给姚察兄弟，作为他们游学的费用。姚察用这些钱买了不少书籍，因此知识见闻日益广博。十三岁时，梁简文帝萧纲为太子，积极提倡文学研究学问。把他召到宣猷堂听讲研讨，受到儒生们称赞。简文帝即位后，对他更加礼遇。初次作官任南海王国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后来又兼尚书驾部郎。遇上梁朝丧乱，随父母回家乡。在战乱期间，依旧努力读书，不废学业。梁元帝在荆州即位，委任姚察为原乡县令。后改任佐著作，负责修史。

　　陈永定年间，吏部尚书徐陵兼任大著作，招引姚察为史佐。太建初年，增补为宣明殿学士。不久又为通直散骑常侍，作为使节回访周朝。已在关西的江南士人，都对他表示倾慕。沛国刘臻私下到他下榻的公馆请教《汉书》中的疑问十余条，姚察都作了分析解释，并且都有经典为据。刘臻对自己的亲近人称赞说：“姚察可真不是徒有虚名啊。”姚察就此行著成《西聘道里记》。出使回国，被补为东宫学士，升任尚书祠部侍郎。

　　三国时魏国王肃制定的祭祀天地仪式，设立四面悬磬之乐，用六十四人之舞，后来历代都因循不变。到了梁武帝认为对人事礼节宜繁复，侍鬼神礼节应从简，因此废了那套规定。陈朝初年也承袭下来，没有任何增减。陈宣帝准备增设音乐，交给有关部门讨论。结果认为梁武帝不对。当时的名流学者、高官显贵，无不顺应旨意随声附和。姚察却广引经籍，独违众议，认为梁代之乐是正确的。当时引起众人惊骇，无不惭愧钦佩。仆射徐陵于是改用姚察的意见。他不爱趋时随俗的行为，往往都是这样。后来历任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府谘议参军。逢母丧辞去职务。不久起用为戎昭将军，主持撰写梁史。后主即位后，兼任东宫通事舍人，仍负责撰史。至德元年(583)，任职中书侍郎，又转任太子仆，其余官职如故。

　　当初，梁朝灭亡，姚察父亲僧垣被掳入长安，姚察于是便素食布衣，不听音乐，直到后来他父亲的死讯传到江南。当时他刚为母亲韦氏服丧期满，后主看他病弱不堪，怕再毁伤他的身体，就不敢张扬，秘密派遣中书舍人司马申到姚察家去吊丧，并让司马申劝止他节哀。不久以忠毅将军的名号起任他兼东宫通事舍人，姚察屡次辞让不肯就职。很快又下诏让他主管著作郎事务。丧服期满，任给事黄门侍郎之职，兼任著作郎。姚察屡遭不幸之后，斋戒素食日久，因此染病。后主曾特别召见他，看到他那副样子也难过得变了脸色，命令他停了长斋，让他和自己一块儿吃晚饭。又下诏授予他秘书监一职，兼任著作郎，进呈所撰中书表集。历任度支、吏部二尚书。

　　姚察自从身居要职，便断绝一切私交。曾经有他的一个门生不敢给他送厚礼，只送他南布一端，花綀一匹。姚察对他说：“我所穿的衣服，只是麻布蒲綀。这些东西对我没有用处。既然想和我真诚交往，就不须送什么礼物。”那人一再客气礼让，姚察发怒，厉声把他赶出门去，从此再也没人敢给他送礼了。

　　陈亡后入仕隋朝，文帝下诏任他为秘书丞，又令他完成梁、陈二朝史，还让他在朱华阁长期负责修史工作。文帝知道姚察生活简朴，粗茶淡饭，一天单独召他入内殿，赐食水果菜肴，并指着他对朝臣们说：“听说姚察学问人品当世无双，我灭陈仅得此一人而已。”

　　开皇十三年(593)，承袭父职作北绛郡公。姚察在陈朝时曾出使北周，因此得以与父亲僧垣相见，临别之时悲痛得死去活来。这时承袭父职，更加悲哀伤感，见到他悲痛之状的人无不下泪。逢后母杜氏去世，解去职务，在服丧期间，有白鸠在他门头上做窝。

　　仁寿二年(602)，文帝下诏封他为员外散骑常侍、晋王侍读。隋炀帝即位后，委以太子内舍人之职。朝廷变更衣冠服饰，删改朝仪等事，姚察参与顾问。大业二年(606)，死于东都洛阳。留下遗嘱要薄葬，用薄松木板作棺材，容下身体即可，周围用土一封就行了；下葬那天，只需用辆大车拉到旧墓地的北边；不必设灵位，放一张小床，每天摆上点清水，六斋日时设置斋食菜果，家里有什么用什么，不要另外操办。

　　当初，姚察要读一部佛经，后来研读完毕，临死时，没有一点痛苦烦恼，只是面向西方打坐，排除杂念，只想“一切空寂”。后来就身体发软，面色如常而逝。朝廷深表哀痛，赠赐很多丧葬用品。

　　姚察恪守孝道，是人伦楷模，能明辨是非，淡泊谦虚，不以自己的长处傲视别人。专心著书，白首不倦。共著有《汉书训纂》三十卷，《说林》十卷，《西聘》、《玉玺》、《建康三钟》等记各一卷，文集二十卷。所撰梁、陈史，虽没能完稿，但隋开皇年间，文帝已派中书舍人虞世基索取稿本，上交朝廷。他临终时，嘱咐儿子姚思廉继续撰写。思廉在陈朝为衡阳王府法曹参军、会稽王主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