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二 列传六十二　文学 丘灵鞠(丘迟 丘仲孚) 檀超(熊襄 吴迈远 檀道鸾) 卞彬(诸葛勖 袁嘏 高爽 孙抱) 丘巨源(孔广 孔逭 虞通之 虞龢 司马宪 袁仲明 孙诜) 王智深 崔慰祖 祖冲之(祖暅之 祖皓 来嶷) 贾希镜 袁峻 刘昭(刘縚 刘缓) 钟嵘(钟岏 钟屿) 周兴嗣 吴均(江洪) 刘勰 何思澄(何子朗 王子云 费昶) 任孝恭 颜协(颜见远 范怀约 谢善勋 韦仲) 纪少瑜 杜之伟 颜晃 岑之敬 何之元 徐伯阳 张正见 阮卓

文学传序

　　《易经》说：“考察礼仪文化，以此教化天下。”孔子说：“舜的礼义文化多么光明灿烂啊。”自汉朝以来，做文学的人历代都有，大的参与制定宪章典诰，小的则抒发自己的心灵感受。至于制定礼乐治理国家，了解古今记述善恶，舍弃文学便没有其他方法。因此圣王在上时，万民敦睦欢悦。所以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自从晋朝中原大乱，五王南渡，从事文学的人，一直都不缺少。到了梁朝，这股潮流更盛，这是由于当时的君主本人儒雅，酷爱文学，所以有才气的人，灿然汇集在一处。当时武帝每到一处，总是命群臣赋诗，做得好的便赏赐金帛。因此作官的人，都知道勉励自己上进。等到陈朝继起，赶上天下乱离，虽说也加以鼓励，但昔时的文雅之风终于衰颓了。《诗经》说：“贤人没有了，国家也就要灭亡了。”岂不是金陵的气数将在三百年时终止吗？不然，何至于如此呢。《宋书》不立《文学传》，《齐书》、《梁书》都有此栏目。如今把它们连缀起来并作序，著成这篇《文学传》。


丘灵鞠传

　　丘灵鞠是吴兴郡乌程县人。祖父丘系，官秘书监，父亲丘道真，作护军长史。

　　灵鞠从小爱读书，善写文章，州里征召他作从事。到领军沈演之处报到，演之说：“从前我作州从事，到领军谢晦处报到，宾主坐的位置正和今天一样，你将来也会和我现在的位置一样。”后逐步升迁为员外郎。

　　宋孝武帝的殷贵妃去世，灵鞠献挽歌三首，其中有：“云横广阶暗，霜深高殿寒。”孝武帝对这两句叹赏不已。后来作乌程县令，不得志。泰始初年，犯了事被限令数年不得作官。褚彦回作吴郡太守，对别人说：“北郡的才子只有丘灵鞠和沈勃而已。”于是向朝廷启奏介绍他。明帝让他著《大驾南讨记论》。过了很长一段，委任他为太尉参军。升明年间，作正员郎，兼中书郎。当时正是宋帝禅让，齐高帝让灵鞠负责诏令文书。建元元年(479)，改任中书郎，下诏让他主持东宫书写工作。曾有一次东回故乡，到司徒褚彦回家告别，彦回不起身，说：“近来脚病加重，再也起不来了。”灵鞠说：“脚病真是大事，您是一代重臣，不可再担任您不能胜任的职务了。”他就是这样强硬严刻。他不讲求仪容礼节，只求高兴舒适。不久又主持修国史。

　　齐武帝即位，任通直常侍，不久主持东观祭酒。灵鞠说：“人们作官都希望屡次升迁，让我作一辈子祭酒我都没什么遗憾。”永明二年(484)，兼作骁骑将军。灵鞠不乐意任武职，对别人说：“我应该回家乡把顾荣的墓扒了。江南地方数千里，风流才子都出在这里，顾荣突然招引一些乡巴佬南渡，挡了我们这些人的道儿，真是死有余辜。”

　　灵鞠好饮酒，爱评论褒贬别人。一次在沈深家作客，见到王俭的诗，沈深说：“王俭文章大有长进。”灵鞠问道：“比我没长进时怎么样？”这话传到王俭耳朵里。灵鞠在宋时文章名声很大，入齐以后名气渐衰又仪表不整，披头散发松松垮垮，不理家务。王俭对人说：“丘公作官不见升迁，文才也走下坡路了。”灵鞠作长沙王萧晃的车骑长史时去世。著有《江左文章录序》，起于太兴年间，止于元熙年间，文集当时流行于世。


丘迟传

　　丘迟，字希范，八岁就会诗文。他的父亲丘灵鞠常说：“诗文气骨像我。”黄门侍郎谢超宗、征士何点在看到之后都很感诧异。齐时，丘迟以秀才出身，累迁至殿中郎。梁武帝扫平建邺，召他担任骠骑主簿，对他很是礼遇。当时劝进为梁王以及各种特殊礼遇的诏文，都是丘迟所写的。梁武帝登基之后，丘迟迁任中书郎，待诏于文德殿。当时梁武帝写《连珠》，诏令群臣几十人续作，以丘迟的文辞最美。因事被免职，便献上《责躬诗》，皇帝以宽和的文辞作答。

　　后来丘迟出任永嘉太守，在郡时不称职，被有关部门弹劾。武帝爱惜他的才能，把这份弹劾的奏书压下了。天监四年(505)，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北征魏国，任命他当谘议参军，领记室。当时，陈伯之在江北，和魏军一起抗拒梁军，丘迟写信劝喻，陈伯之便归降了。回京后，丘迟官拜中书侍郎，又迁任司空从事中郎，死于任上。

　　丘迟的文章华丽俊美，当时有钟嵘写《诗评》，书中说：“范云婉转清便，如流风回雪。丘迟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虽取贱文通，而秀于敬子。”


卞彬传

　　卞彬字士蔚，济阴冤句人。祖父卞嗣之，作中领军。父亲卡延之，二十岁作上虞县令，刚强有骨气。会稽太守孟靑像对待一般下属县令那样节制他，时间长了他不能忍受，把官帽扔到地上说：“我之所以受你的气，只是因为这顶帽子罢了，今天已经还给你了。你靠着当世功臣门第，而傲视天下国士。”拂衣而去。

　　卞彬高超有才华，但多与时世不合。齐高帝辅政，袁粲、刘彦节、王蕴等人不附和他，而沈攸之又举兵造反。后来袁粲、王蕴虽然败亡，沈攸之还在。卞彬认为高帝不能成事，于是对他说：“最近听到有民谣说‘可怜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暂鸣死灭族’，您可听说过吗？”当时王蕴正为父亲服丧，和袁粲一起被杀，所以说是“尸著服”，“服”者，“衣”也。“孝子不在日代哭”，为一个“褚”字。卞彬认为沈攸之得志，褚彦回要失败，所以说“哭”。“列管”指姓萧的。高帝听了很不高兴，等卞彬退出后，高帝说：“这民谣是卞彬自己编造的。”后来卞彬曾在东府城谒见高帝，高帝当时作齐王。卞彬说：“殿下把东宫作王府，就把青溪作为鸿沟吧，鸿沟以东为齐，以西为宋。”于是就诵《诗》一首：“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这样就大大逆了齐高帝的心意，因此被搁置了好几年，不能作官。于是他就模仿赵壹《穷鸟赋》作《枯鱼赋》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后来作南康郡丞。卞彬很爱饮酒，放荡不羁。既然不能作官，就写了《蚤虱》、《蜗虫》、《虾蟆》等赋，都明显有所影射攻击。其《蚤虱赋序》中写道：“我生活贫困，布衣十年不做新的，一件棉袍，一辈子就只靠它来度过寒暑，没有替换的。体弱多病，生活懒散，睡觉围着破棉絮，还不愿起来。加上禀性懒惰，懒得收拾这张外皮，洗涮不勤，难得沐浴，四肢毛烘烘的，添了很多臭气，所以苇席蓬松，纷乱处蚤虱成群。浑身奇痒难忍，皮肉无时不受熬煎，在身上抓挠捉掐，整天手都不闲着。虱子们有谚语说，‘早上出世晚上就能抱孙子’，像我这儿的虱子，没有洗澡的顾虑，没有死亡的忧愁，平安聚集在旧衣破裤之中，又不勤于捉捕，于是子子孙孙，繁衍三十五年了。”所说的都有实指。又作《禽兽决录》，评论禽兽说：“羊的本性邪恶而凶狠，猪的本性卑劣而轻率，鹅的本性顽固而傲慢，狗的本性奸邪而爱显露。”都是指斥权贵。其中羊邪恶凶狠，说的是吕文显；猪卑劣轻率，是说朱隆之；鹅顽固傲慢，是指潘敞；狗奸邪爱显露，是指文度。他就是如此奇特。《虾蟆赋》说：“挂青拖紫，名为蛤蟆。”世人说比喻令仆。其中又有：“蝌蚪惟惟，群浮暗水，从早到晚，蠕动如鬼。”比方令史谘事。他的文章在社会上流传。后来历任尚书比部郎，安吉县令，车骑记室。卞彬生性好饮酒，用葫芦瓢和木元子皮作酒具。戴一顶帛冠，十二年都不换。用大瓦壶作火笼，所用的器具大都怪异与众不同。自称叫卞田居，妻子叫傅蚕室。有人问他：“你一点儿也不注意节操，官禄怎么能升上去呢？”卞彬回答：“如果掷五木子，掷十次都不发市，难道是掷得笨拙吗？我喜欢掷，现在正是到了这个地步。”后来作绥建太守，死在任上。


王智深传

　　王智深字云才，琅笽临沂人。小时候跟陈郡谢超宗学写文章。爱饮酒，笨拙迟顿缺少风度。在齐朝官作豫章王大司马参军，兼记室。

　　齐武帝让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沈约想立袁粲传，请示武帝。武帝说：“袁粲本是宋家忠臣。”沈约又记载很多宋孝武帝、宋明帝不光彩的事。武帝派人告诉沈约说：“孝武帝的事迹不许这样败坏，我从前也曾在宋明帝手下做事，你要考虑一下为尊者讳恶的道理。”于是很多都被删除。又下诏让智深撰《宋纪》，在芙蓉堂召见他。赏赐衣服，提供住处。智深向豫章王哭穷，豫章王说：“你得把书写成，就会论功行赏。”书写成三十卷。武帝后来在睿明殿召见智深，令他写成章表奏上，表还未奏上武帝驾崩。隆昌元年(494)，朝廷下诏索要他的书。智深转任竟陵王司徒参军。后免官。

　　家贫无人馈赠，曾挨饿五天没有饭吃，挖苋菜根充饥。司空王僧虔和他儿子王志分给他衣食。死在家中。


祖冲之传

　　祖冲之字文远，范阳遒人。曾祖父祖台之，是晋朝的侍中。祖父祖昌，是宋代大匠卿。父亲祖朔之，为奉朝请。

　　冲之爱考查古事，思维机敏。宋孝武帝让他作华林学宫侍从，赐给房宅车服。起初官作南徐州从事、公府参军。

　　当初宋元嘉年间，用何承天所制定的历法，比古时十一家都精密。而冲之认为还是粗疏，就又造了新历，并上表奏明。孝武帝让朝臣中精通历法的和他论辩，都驳不倒他。恰逢孝武帝死未能施行。

　　历任娄县令，谒者仆射。当初，宋武帝平定关中，缴获姚兴指南车，只有外形而无内部机关。每当行驰时，得让人在里面转动。升明年间，齐高帝辅政，让冲之考查研究古时的制造法。冲之改造了铜制机械，于是车子随便转动，指示方向却始终如一，自马均以来还没有过他这样的巧匠。当时有北方人索驭駘也自称能造指南车，齐高帝使他和冲之各造一辆，让他们在乐游苑进行比试，结果索驭駘的差得很远，就把他的给烧了。晋朝时杜预有创造才能，曾造欹器，结果改动三次都未成功。齐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好古，冲之造了欹器献给他，和周代太庙中的没有两样。文惠太子在东宫，见到冲之的历法，奏请齐武帝施行。不久太子一死这事又搁下了。

　　冲之调任长水校尉，兼任原职。他写了《安边论》，想让朝廷实行屯田，扩展耕地。建武年间，齐明帝想派他去巡行四方，兴办一些对百姓有利的事业，赶上连年战争，最终未能成行。

　　冲之通晓乐律和博戏，是当时一绝，无人能与之匹敌。因为诸葛亮造有木牛流马，他就造了一种器械，不借风力水力，启动机关就能自己运行，不需人力。又造千里船，在新亭江试航，日行百余里。在乐游苑造水碓磨，齐武帝曾亲自去观看。又特别长于算术。永元二年(500)去世，年七十二。著有《易老庄义》，注释《论语》、《孝经》，注《九章》，编撰《缀述》数十篇。


钟嵘传

　　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人，是晋朝侍中钟雅的七世孙。父亲钟蹈，为齐朝中军参军。

　　钟嵘和哥哥钟山元、弟弟钟屿都很好学，思维有条理。钟嵘在齐永明年间为国子生，通晓《周易》。卫将军王俭作国子寺祭酒，对他很赏识，常与他交往。建武初年，作南康王侍郎。当时齐明帝爱亲自过问细小的事务，公务也繁多，于是各郡县以及中央各部门的日常公事，无不是争相启奏朝廷，等候皇上裁决。文武官员任命都不归吏部，于是各凭势力互相推举提拔，君主的事务很繁忙。钟嵘就上书提出：“古时候贤明的君主职责在于根据各人的才能授予官职；三公也不管具体事务，只是陪君主谈论大政方针，具体事务都靠九卿办理，天子只须保持自己的尊严面南称孤就行了。”奏章递上去，明帝看了不高兴，问太中大夫顾詗说：“钟嵘是谁，想管理我的事务，你认识他吗？”顾詗回答：“钟嵘虽然职位不高没有名气，但所说的有可采纳之处。况且繁琐的日常事务，自有各部门去办，现在人君把它们都包揽起来亲自处理，这样人君就越来越忙而人臣越来越安逸，这就是所谓的代厨子做饭替木匠砍削啊。”明帝不接茬儿把话岔开。

　　永元末年，任司徒代参军。梁天监初年，制度虽有改革，但未能革除前朝所有弊端，钟嵘上书说：“自齐永元年间天下动乱，滥置冗官，没上过战场就能得军功，作官靠的是行贿。送点儿钱财就能位居九卿，一封拍马屁的书信就可取得校尉。骑都塞市，郎将填街。以至于有了官宦的身份，却还在干仆役的行当，名实混淆，莫此为甚。我认为永元时的军官都是出身寒门，作皇帝的文职侍从，因此而得爵位，应把他们全部罢免，以惩戒那些靠侥幸不走正道向上爬的人。至于出身小吏的寒门中人，应根据他们的门第授官，不能因为有军功就让他们占据士族们的官位。像那些混杂在北来侨民中的门第低下的人，应主要加以安抚，而严格限制他们的官禄，杜绝他们妨害士族作官的正途，只给予他们虚职就行了。”梁武帝交付尚书省施行。

　　衡阳王萧元简出京作会稽太守，召他作宁朔记室，专管文字工作。当时有隐士何胤在若邪山建房舍，山洪暴发，拔树漂石，他的房屋却安然保存。元简让钟嵘作《瑞室颂》来表彰何胤，文辞十分典雅华丽。又改任西中郎晋安王记室。

　　钟嵘曾请求沈约为他传播声誉，沈约不答应。等沈约死后，钟嵘把古今之诗分品级加以评论，指出它们的优劣，其中说“纵观沈休文各类诗文，以五言诗最优。齐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爱好文学，王元长等人也都尊崇依附沈约。当时谢月兆的诗还不够遒劲，而江淹才气已尽，范云的名声地位又低微，所以他得以独霸文坛。因此他的文辞比范云周严，意蕴却浅于江淹。”这是追念旧时的怨恨，以此来报复沈约。不久死于任上。


吴均传

　　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人。家世寒贱，吴均好学有才气，沈约曾见到吴均的文章，很是赞赏。梁天监初年，柳恽作吴兴太守，召吴均任主簿，每天带他一块儿赋诗。吴均文体清新超拔，有古人气韵，一些好事的人就模仿他，称之为“吴均体”。吴均曾感到不满，就对柳恽赠诗告辞，过些日子又回来，柳恽还像以前那样待他，并不记在心上。把他推荐给临川靖惠王萧宏，萧宏在武帝面前称赞他，当天武帝就把他召入宫内赋诗，对他很满意，让他作待诏著作，后来逐步升迁为奉朝请。

　　先前，吴均想通过著史书成名，打算撰写齐代史书，向朝廷求借齐朝帝王的起居注和关于群臣的记录材料，武帝不答应。于是就私自撰写《齐春秋》进呈朝廷，书中称武帝曾为齐明帝辅佐，武帝恼恨他如实记录，便说此书不符合事实，派中书舍人刘之遴责问他数十条，他竟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于是武帝下令把他的书交有关部门烧了。吴均也因此被免职。不久又下令召见他，让他撰写《通史》，起自三皇，止于齐代。吴均已经草拟出本纪、世家，只有列传还未写成，便去世了。

　　吴均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著《齐春秋》三十卷，《庙记》十卷，《十二州记》十六卷，《钱塘先贤传》五卷，《续文释》五卷，文集二十卷。


刘勰传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县人。父亲刘尚，作过越骑校尉。刘勰早年丧父，一心求学。因家贫不曾娶妻，到寺里依靠和尚僧佑生活，因此能博通佛教经典，于是把它们分门别类，抄录下来定出次序。定林寺的经藏，就是刘勰所勘定的。

　　梁天监年间，任东宫通事舍人。当时朝廷宗庙的祭品已经用瓜果，而春秋两次郊祀农神却还用牲畜。刘勰就上奏提出郊祭应与庙祭相同。武帝下诏把他的奏议交尚书省讨论，最后采纳了他的建议。改任步兵校尉，仍兼舍人之职。他深为昭明太子喜爱。

　　当初，刘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评论古今文体，其序言说：“我在三十多岁时，曾在夜里梦见捧着丹漆礼器，跟随仲尼南行。醒来后高兴地说：‘真是伟大啊！圣人出现多么不容易啊。是圣人给我托的梦吧。自从有生灵以来，没有人比孔夫子更伟大了。’宣扬赞美圣人之意，都不如注经重要，但马融、郑玄等大儒已经把它发扬光大，阐释精微，即使还有人有深刻理解，也难成一家之言。只有文学作品的作用，可谓是经典的枝条，五礼凭它助成，六典靠它推行。于是就握笔磨墨，开始评论为文之道。共著成文章四十九篇。”书成之后，并未被当时名流所赞许。刘勰想让沈约给评价一下，又没门路见沈约，于是就背着自己的书等候沈约的车子经过，样子像是个小贩。沈约拿去读了后，大为赏识，认为它深通为文之道，就常把它放在自己书桌上翻看。

　　刘勰的文章长于佛经义理，京城里寺塔及名僧碑誌，一定都要请他撰文。朝廷下诏让他和慧震和尚在定林寺撰写经证。写成以后，就要求出家，先烧掉胡子头发以表明意志，皇帝下诏批准，于是就改换僧服，改名叫慧地。


文学传论

　　评论：文章，可说是情感的标志，精神的乐律。潜藏的思绪，蕴含的萌想，在内心酝酿激荡，纵情挥发写在纸上，格调意境便自然生成。它们无不带有灵性，各自好尚不同，技巧各异，见解感悟也多种多样，心灵感应没有外象表露，但却变化无穷。弹奏五声的音响，而出言语句相异，描绘万物的情貌，而下笔形状不同。从心灵奔畅而出，宣示在书帛上。或许它不能穷尽所有的要言妙道，然而它使人心解脱束缚的特性，始终养育着勤奋好学之士，因此古代的贤明之人，都爱在这项上下功夫。至于像丘灵鞠等人，有的能够承传文学事业，有的对此矢志追求，虽然在仕途上有得意有不得意，但他们的名字却能流传下来不被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