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百三十七 列传九十六　范镇(范百禄 范祖述 范祖禹)

范镇传

　　范镇字景仁，成都华阳人。薛奎为蜀守，一见到范镇就很喜欢他，把他召到府舍中，使他给子弟讲学。范镇更加自谦恭退，每每步行到官府门口，一年以后，人们还不知道他是守帅的客人。等到薛奎回到朝廷，就带着范镇一起到京城。有人问薛奎入蜀有什么收获，他回答说：“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一个不平常的人，当会以文学闻名于世。”宋庠兄弟看到范镇的文章后，自谓不如，与范镇成为布衣交。

　　赴试进士，礼部奏名为第一。按成例，殿廷皇帝唱名过三人后，礼部试第一名，就可越次大声自己陈述，通常得以置于上等之列。吴育、欧阳修号称耿直清介，也顺从众俗。范镇唯独不然，同伴们多次劝他自陈，不为所动。直到第七十九人，这才随呼出应，退而归列，没有一句怨言，朝廷中的人都感到惊异。从这以后陈旧之风于是被革除。

　　调任新安主薄，京西留守宋绶把范镇延请到国子监，推荐他为东监直讲。召试学士院，应该得馆阁校理之职，主考部门错误认为他的诗文失之韵律，补为校勘。人们为他愤忿不平，但范镇处之安然。经过四年，按常规应当升迁，宰相庞籍说：“范镇具有特殊才能，而不汲汲于官职的升迁。”于是越级授官直秘阁，判吏部南曹、开封府推官。提拔为起居舍人、知谏院。范镇上疏建议：“民力窘迫困乏，请减少祖宗以来的官吏军队人数，酌取其折中数额作为永久制度，用现在赋税收入数额的十分之七作为各种费用开支，储备其中的三成用以防备水旱灾害非常之急。”又说：“周朝以冢宰管理国家财政，唐代以宰相兼判盐铁、度支。今中书省主管政务，枢密院主管军事，三司主管财政，各自互不相知。财政已经匮乏，枢密院仍无限制增加兵员；老百姓已经贫困，三司仍支取资财不休。请求让二府互相通报共同主持军政大计，与三司一起共同管理国家财政。”

　　契丹派使者来，为虚张声势显示国力强大，于是执政大臣增募军队以敷衍塞责，一年耗费钱财百千万。范镇说：“防备契丹不如宽待三晋百姓，防备灵夏不如宽待秦地百姓，防备西南夷不如宽待越、蜀之地的百姓，防备天下不如宽待天下百姓。军队是用来保卫百姓的，反 而残害百姓，我担心他日的忧患不在四夷，而在冗兵与穷困的百姓。”

　　商人把粟米输往河北，到京师领取报酬，但榷货务不马上给予现钞，久而卖之，十成中只能得到六成。有人建议拿出内库钱，稍稍增价给商人贸易，一年可得盈余息钱五十万。范镇认为：“外府内库，都是政府部门。现在使外府阻滞商人，而内库乘人之急以牟取巨利，最有伤国家大体。”仁宗马上制止了这种做法。

　　安葬温成后，太常礼院讨论礼仪，墓地前面叫园，后面叫陵，宰相刘沆以前为监护使，后为园陵使。范镇说：“曾听说执法官吏舞弄法令，没有听说礼官舞弄礼仪的。请诘问前后仪礼异同的情况。”集贤校理刁约论墓中陪葬物大多奢侈华丽，吴充、鞠真卿争论礼仪，一同补任地方官，范镇都上章请求一一挽留。石全斌护葬，转任观察使，其他护葬官吏全部优先升迁两官。范镇说：“章献、章懿、章惠三个皇后的安葬，推恩都不能与此相比。请求追还石全斌等人任命书。”副都知任守忠、邓保吉同日拜官授职，内臣无故改官的又有五六人。当时有制度规定，凡是内降敕令不是以律令为标准的，都准许上奏。还不到一个月，大臣即废而不行。范镇请求治中书省、枢密院有关官员之罪，以示天下。

　　仁宗生性宽厚仁爱，言事的人竞相激烈攻讦，以至于用没有根据的男女私情来污辱他人。唯独范镇务必援引国家大体，不是有关朝廷安危，有关百姓利益忧虑的事，就疏略不说。陈执中为宰相，范镇论他没有学问，不是宰相之才。等到陈执中的宠妾鞭笞杀死奴婢，御史弹劾上奏，想要驱逐陈执中离去相位。范镇说：“现在阴阳不和，财匮民困，盗贼滋生势盛，监狱充斥，陈执中应当负责任，但御史舍大责细，发泄私恨，如果用这作为进官退职的标准，这只是因为一个奴婢的事而驱逐宰相，就不足以表明等级，区分该立于殿堂和台阶下的。”有识之人认为这是正确的。

　　文彦博、富弼入为宰相，诏命百官群僚在郊外迎接。范镇说：“与其以虚礼隆遇他们，不如以至诚对待他们。陛下任用他们两人为宰相，整个朝廷都认为得到人才。然而近代制度，两制不得造访宰相住宅，百官不得私下拜见，这不是以诚相待。希望废除郊迎，废除拜访的禁令，那么对驾御臣下来说是一举两得了。”建议减少任子及每年取士的数额，都是从范镇开始。范镇又请求命令宗室及远亲补任地方官，仁宗说：“你说的是对的。只是担心天下说我不能和睦亲族而已。”范镇说：“陛下甄别其中的贤能者加以任用，不埋没他的才能，这就是和睦亲族。”虽然暂时没有实行，到熙宁初年(1068)，终于果真像他说的那样做了。

　　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没有继承皇位的后代。嘉祐初年，仁宗忽然得病，中外大小官员，无不寒心担扰，但谁也不敢带头说此事。惟独范镇奋起而言：“天下还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吗？”他立即跪拜上疏说：“设置谏官，是为了替国家谋划计议。谏官如果不以国家大计事奉陛下，这是怕死嗜利的人，我不做这种事。目前陛下有病，海内恐慌忧虑不知该怎么办，陛下独自以祖宗后裔为念，这是为国家考虑，至深而又明智的举措。过去太祖舍开儿子而策立太宗，这是天下最大公无私的做法。真宗因周王去世，抚养宗子于宫中，这是天下最远大的考虑。希望陛下以太祖的胸怀，行真宗故事，选拔近亲中最贤能的人，优待其礼仪官秩，置于左右，参与图划天下大事，以维系亿万人的心。”

　　议疏上奏后，文彦博派宾客问范镇说了些什么，范镇以实言相告，客人说：“像这样，怎么不与执政大臣一起商量呢？”范镇说：“我自己料想必死无疑，所以敢于直言。如果与执政商量，或许认为不可以，难道就中途停止吗？”奏章累上，没有得到朝廷的答复。执政大臣谕示他说：“你何必效法希图名声营谋官职地位的人呢？”范镇致信执政说：“近来天象有变，猜想会有紧急军事情况，我义当尽职而死，不能死于乱兵手中。这就是我选择死的时候，还怎么会顾及希望图名声营谋官职地位的嫌疑呢？”又说：“陛下收到我的奏疏，不把它留在禁中而交付给中书，是想让大臣奉而行之。但我两次到中书，大臣都设辞拒绝了我，这是陛下想为国家计议，但大臣不想这样做。我私下推究大臣害怕躲避的用意，是恐怕实行这一办法后而陛下中途变卦而已。中途变卦的祸害，不过是一死。但国家的根本不立，万一有如天象所告诉的急兵之变，即使死了也还有罪过，这样他们的打算也就已经很疏粗了。希望陛下把我的奏章示给大臣，让他们自己选择死处。”听说这话的人两腿发抖。

　　被任命为兼侍御史知杂事，范镇因所上言没被采纳，坚决辞谢。执政谕示范镇说：“现在你的言论已经上报了，但要实行你所说的很困难。”范镇再写信给执政说：“事情应当论其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应当问其是困难还是容易。诸公认为今天比以前困难，如何知道他日不比今天更困难呢？”范镇进见皇上共面陈三次，言词更加恳切。范镇流泪，仁宗也流泪，仁宗说：“我知道你忠厚，你所说的是正确的，当再等三二年再说。”范镇十九次上奏章，等待复命一百多天，头发胡子都变白了。朝廷知道不能夺其志，于是罢去他的知谏院，改任集贤殿修撰、纠察在京刑狱、同修起居注，于是任知制诰。范镇虽然解除了谏官职务，但没有一年不重申前议。见仁宗年岁越来越高，每每因事说及此事，希望以此感动仁宗的心意。到这时，因入殿谢恩，他首先说：“陛下给我许愿，到现在又三年了，希望陛下早定策立大计。”又乘合祭祖先的机会，献赋讽谏。此后韩琦主谋策立英宗为皇位继承人。

　　范镇迁任翰林学士。中书建议追尊濮王，两制、台谏与中书意见不同，诏命礼官检详制度和礼仪。范镇判太常，率领其属下说：“汉宣帝于汉昭帝为孙子，汉光武帝于汉平帝为祖父，他们的父亲容或可以称皇考，议者尚加以非议，认为这是以小宗附合大宗的绪统。现在陛下既然以仁宗为皇考，又后尊濮王为皇考，那么这种过失不是汉代二帝可比的。”执政大怒，召范镇责斥说：“刚令检详典章礼仪，你为什么立即条列上陈？”范镇说：“官吏得到诏命，不敢稽留，立即上陈以闻，乃是他的职责所在。如何变成罪状了呢？”恰逢起草制书，误迁宰相官，改任侍读学士。

　　次年，范镇回到翰林院，出任陈州知州。陈州正闹饥荒，范镇治事三天，擅自散发钱粟来借贷给百姓。监司追究很急，范镇马上自己弹劾，诏令赦免他。这年陈州获得大丰收，百姓所借贷的钱粟全部偿还。神宗即位，范镇再任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按照旧的典章制度，门下省封驳制书圣旨，察看审查奏章奏疏，纠正违法行为，都写在所授的敕书上，后来才删削去。范镇开始请求恢复这一制度，使门下知道他的职守所在。

　　王安石改常平法为青苗法，范镇说：“常平之法，开始于汉朝盛世，它视谷价高低散发和收集，以便于农业和工商业，最为接近古代制度，不能改变。而青苗法实行于唐朝衰世，不足以效法。而且陛下厌恶富民之攫取财富太多，于是稍稍收取一些，这正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如果现在有两人坐市贸易，一人故意压低价格全部卖出去倾轧另一人，那么人们都知道厌恶他，朝廷怎么可以做街市所厌恶的事呢？”吕惠卿在迩英殿说：“今预买绸、绢，也可比照青苗法。”范镇说：“预买，也是不好的制度。如果国库有余，应当一并废除掉，怎能拿两者来作比较。”韩琦极论新法的危害，送到制置三司条例司疏驳，李常乞求废除青苗钱，诏令分析，范镇都予封还。诏令五下，范镇执著如初。

　　司马光辞去枢密副使，诏令准许，范镇又封还诏令。神宗把诏令径直交付司马光，不经门下省。范镇上奏说：“由于我没有才能，使陛下废弃法令制度，这是官吏失职，请求解除我的知通进银台司职务。”

　　荐举苏轼为谏官，因御史谢景温上奏而罢免；举荐孔文仲为制科，孔文仲应对问策，论新法不便，结果罢归旧官。范镇都大力为之争辩，没有得到朝廷的答复。便上疏说：“我的建议不实行，无脸再立于朝中，请求谢事退职。我说青苗之事不被采纳，这是第一个应当离去的原因；推荐苏轼、孔文仲不被任用，这是第二个应当离去的原因。李定逃避居丧守孝，于是不认母亲，破坏人伦，逆忤天理，而朝廷打算以他为御史，御史台因为他罢去陈荐，舍人院因为他罢去宋敏求、吕大临、苏颂，谏院因为他罢去胡宗愈。王韶上书肆意欺骗蒙蔽，以便兴造边事，边事失败后，则置而不问，反而治罪帅臣李师中。等到御史一说苏轼，就下书七路指摘他的过失；孔文仲则遣回归任原职。用这二人与那二人相比，事情的理由谁对谁错，谁成谁败，难道能逃得出圣上的明鉴吗？说青苗法有见效的，不过是每年得到千万缗钱，而缗钱千万，不是出自天，不是出自地，不是出自建议者家，大概一律出自于百姓。百姓如同鱼，钱财如同水，养民而尽其财，就像养鱼而竭其水一样。”

　　范镇五次上呈奏疏，其后又指责王安石用自己的喜怒哀乐作为奖赏惩罚的标准，他说：“陛下具有纳谏的资质，而大臣进献拒谏的计谋；陛下具有爱护百姓的天性，大臣却使用残害百姓的办法。我知道这话入内会触犯大臣之怒，罪责且不可揣度。然而我职守是劝善规过，论议兴革，如果不说一句话，那么就辜负陛下了。”奏疏入内，王安石大为恼怒，拿着范镇的奏疏以至于手颤抖，他亲自起草制书极力诋毁范镇。于是范镇以户部侍郎退休，凡是他所应得到的恩典，全部没有给予。范镇上表辞谢，大略说：“希望陛下集中大家的意见作为耳目，以便消除蒙蔽之奸；任用老成持重的人为腹心近臣，以便养得和平和顺之福。”天下人听到范镇这番话后都称赞他。虽然王安石对范镇甚加诋毁，但人们更加以此为荣。范镇退职后，苏轼前往祝贺说：“您虽然退位，但名声更重了！”范镇悲伤地说：“君子是言听计从，消除后患于未然，使天下人暗中受到他的恩赐，而没有智慧之名，没有勇敢之功；我唯独不能这样做，使天下受到伤害而我却享其名，我于心何忍！”范镇每天与客人赋诗饮酒，有人劝他称病闭门不出，范镇说：“死与生，祸与福，是上天安排的，我奈何不了天！”同天节，范镇请求随班行祝寿，得到准许，于是成为制度。苏轼获罪，投入御史台狱，官府急于向他索要与范镇的来往书信文章，范镇还是上书辩论救助苏轼。久而久之，范镇被迁移到许州居住。

　　哲宗即位，韩维说：“范镇在仁宗时，首先陈述立太子之议，他从不对人说起，人们也不敢讲这件事。”开列起草十九疏上呈。范镇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起用提举中太一宫兼侍读，而且朝廷打算以他为门下侍郎。范镇向来不打算再起做官，他的从孙范祖禹也劝告阻止他，于是范镇坚决辞谢，改任提举崇福宫。范祖禹告假回家省亲，皇帝诏赐龙茶给范镇，慰劳很优厚。范镇再次告老，以银青光禄大夫又一次退休，累封蜀郡公。

　　范镇对乐特别注意，自己认为得到古代之法，独自主张房庶以律生尺的说法。司马光认为不是这样，于是多次辩论诘难，共数万言。起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乐，下调王朴乐三律。皇祐(1049～1054)年中，又诏命胡瑗等人考证。神宗时诏命范镇同刘几定乐。范镇说：“定乐应当先订正律吕。”神宗说：“对，即使有师旷的聪慧，不用六律也不能订正五音。”范镇制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区、鬴斛，打算把它们绘成图呈上，又请求访求真黍，以定黄钟。而刘几就沿用李照乐，加用四清声而上奏说乐已制成。诏令停止乐局，给以丰厚的赏赐。范镇说：“这是刘几的乐，与我没有什么关系。”到这时，范镇便请求太府给铜制造，一年后制成，比李照乐降一律有奇。神宗及太皇太后御驾延和殿，召令执政大臣一同阅看视察，赐诏嘉奖范镇。置放太常礼院，诏命三省、侍从、台阁官员，都前往参观。范镇当时患病，乐奏三天而去世，终年八十一岁。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号为“忠文”。

　　范镇平生与司马光相得甚欢，意见如出一口，而且相约生前则互相写传，死后则撰墓铭。司马光生前写了《范镇传》，佩服范镇果敢断决；范镇又为司马光写墓志铭说：“熙宁时奸人朋党浸淫恣纵，邪恶不正，奸佞狡猾，幸赖神宗洞察其中。”言辞严厉峻刻。司马光之子司马康嘱托苏轼书写，苏轼说：“我不辞谢，但恐怕这不是我们三家的福运。”于是改书其他墓铭。

　　范镇清白坦荡，遇人必以诚相待，恭敬俭朴谨慎静默，不说他人的过错。面对国家大体，决断国家大义，心平气和而语言雄壮，常常打算随后而死，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也无可屈服。笃行大义，奏补子孙时先族人而后子孙，同乡人有不能够结婚、下葬的，就替他们主持。兄长范镃，死在陇城，没有子嗣，范镇听说他有遗腹子在外地，范镇当时没有做官，步行求访于两蜀之间，二年才找到，他说：“我的兄长不同于常人，身上有四个乳房，这个小孩也必然如此。”不久果真如此，小孩名叫百常。范镇从小随乡先生庞直温读书，直温的儿子庞日方死在京师，范镇让孙子娶庞日方之妇为妻，并抚养庞日方的妻子终身。

　　范镇的学问本于《六经》，不讲佛教、老子、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契丹、高丽都传诵他的文章。范镇小时候曾作《长啸》赋，退却胡骑，晚年出使辽国，人们互相注视说：这是“长啸公”。兄子范百禄也出使辽国，辽国人首先就问范镇是否平安。


范祖禹传

　　范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人。他出生时，母亲梦见一伟岸男子身披金甲进入寝室，说：“我是汉代将军邓禹。”既而醒来，好像还看见此人，于是取名祖禹。从小成为孤儿，叔祖父范镇抚育他像自己的儿子。祖禹自己认为幼失怙恃，身世孤单，每过年时亲戚宾客庆集，他却忧伤好像无所容身，闭门读书，从没有参预应酬请托。不久以后到达京城，所有与他交游的，都是一时著名人物。范镇器重他说：“这个孩子，是天下士人。”

　　中进士甲科。跟随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阳十五年，不事职位的升迁。书修成，司马光推荐他任秘书省正字。当时王安石当权，尤其爱重他。王安国与祖禹友善，曾告诉王安石看重他的意思，祖禹终没有前去拜见。富弼致仕后居住在洛阳，向来严肃刚毅，杜门很少与人交接，惟独厚待祖禹；病情加重，召见祖禹授以密疏，大致是议论王安石误国以及新法的危害，言辞极为愤慨中肯。富弼去世，人们都认为不可以上奏，祖禹最终上奏了此事。

　　神宗去世，祖禹上疏论丧服之制说：“先王制作礼仪，君服与父服相同，都是穿斩衰朝服，服期三年，大概是担心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从汉代以来，不只是人臣不按丧礼规定穿戴丧服，人君也不守三年之丧。国朝自祖宗以来，外廷虽然采用易月的制度，宫中实行三年丧服制。君主丧服如古代，但臣下还是依照汉代制度，所以十二天而为周年祭，一个月而又为周年祭，二十四天而为三年满，二个月又为三年满。既以日为之，又以月为之，这于礼制无所依据。古代二年而三年满，隔月而脱下孝服。禫，是除丧服的祭名，不是丧服的种类。现在却为之穿浅色丧服三天后脱下，这是不遵守成规定法的礼制。丧服既除，到葬礼时又穿上，附祭于先庙后即是吉祥，仅仅八个月而就纯粹吉祥，无所不佩带，这又是礼制之没有浸润。每月的初一、十五，大臣们穿着上朝的衣服来到殡宫，这是以吉服临丧；人主穿丧服在上，这是以先帝的丧服作为人主的私丧，这二者都是礼制所不安的。”

　　哲宗即皇帝位，提拔祖禹为右正言。吕公著执政，祖禹因女婿的嫌疑辞谢，改为祠部员外郎，再次辞谢。被任命为著作佐郎，修《神宗实录》检讨，升任著作郎兼侍讲。

　　神宗已经二周年祭，祖禹向宣仁太后上疏说：“现在吉祥才开始，服御一新，奢侈节俭的端倪，都是由此开始。凡是可以荡心悦目的，不应该比以前更厉害。皇帝圣性未定，见节俭则节俭，见奢侈则奢侈，所以训导成德，举止应该有制可依。现在听说奉宸库取珠宝，户部使用黄金，其数量很多，恐怕无限度增加，希望在没有发生之前予以制止。崇俭敦朴，辅养圣性，使目不视美色，耳不听淫声，不符合礼仪的不说，不符合礼仪的不动，那么学问日增，圣德日隆，这是国家无疆的福运。”按照过去的旧例，孝服脱下后应开乐置宴，祖禹认为因脱下孝服而开乐置宴，就像脱下孝服而庆贺，不是君子不得已而脱下孝服的意思，这不可以。

　　夏天暑热暂时废除讲读，祖禹说：“陛下今天学与不学，关系到今后国家的治乱兴衰。如果好学，那么天下君子称慕，希望立在朝廷，以正直之道事奉陛下，辅佐德业，而致于太平；如不学，那么小人都动心，致力于为邪说谄媚，用以窃取富贵。而且大凡人之增长学问，没有不是在年少之时，现圣质日长，几年之后，恐怕会没有像今天这样专心，私下替陛下可惜。”升任起居郎，又诏试中书舍人，都没有接受。吕公著去世，召拜右谏议大夫。首先上疏论人主正心修身的要旨，请太皇太后每天以天下之勤劳、百姓之疾苦、大臣们的邪恶正直、政事的得失，开导皇帝之心，把这些明明白白存于心中，使今后众说不能迷惑他，小人不能进用。

　　蔡确已经获罪，祖禹说：“自从乾兴年以来，不窜逐大臣六十多年，一旦实行，流传四方，无不震惊耸动。蔡确离开相位已很久，朝廷中大多不是他的党羽，间或有偏见异议的，如果一切都认为是依附蔡确而将他们除去，恐怕刑罚失中，而且人情不安。”

　　蔡京镇守蜀州，祖禹说：“蔡京小有才能，不是正直之士。如果使他镇守成都，他回来，当会让他执掌朝政，不应推重助长。”当时执政大臣打算在新法旧法中有所创立。祖禹认为朝廷既然已察觉王安石新法是不对，只应恢复祖宗旧制，如果出于新旧之间，两用而兼存之，那么纪纲会败坏。升任给事中。

　　吴地发大水，诏令拿出百万斛米、二十万缗钱赈济救灾。谏官认为报告灾情的人是妄言，请求加以验证考实。祖禹封回其奏章，说：“国家根本，仰给于东南。现在一方赤子，呼天赴诉，开口向上要吃，以解脱朝夕之急。上奏灾情即使稍有夸大，正当略而不问。如果稍加惩责，恐怕今后没有人敢说话了。”

　　兼任国史院修撰，为礼部侍郎。论选择监司守令说：“祖宗划分天下为十八路，设置转运使、提点刑狱，收乡长、镇将的权力全归于县，收县的权力归于州，州的权力归于监司，监司的权力归于朝廷。上下相维，轻重互相制约，建置的方法，最为适宜。付给监司一路，付给守臣一州，付给令宰一县，都是与天子分土而治，这难道不可以选择吗？祖宗曾有考课制度，专门察访各路监司，置簿书在中书，以稽考其大要。现应委托吏部尚书，取应为知州的，分条别列功绩情况上报三省，三省召见考察，如果其人可以任用，就按次序列表任用。到任，就令监司考核他的课绩，一年之后，可以比较优劣而进行进退升降。这样就得人必多，监司、郡守得人，县令没有才能，不是所要担心的。”

　　听说宫中寻找奶妈，祖禹认为皇帝已十四岁，不是近女色的时候，上疏规劝进德爱身，又请求宣仁太后保护皇帝的身体，言辞极为恳切。不久宣仁太后谕示祖禹，认为外面的议论都是虚传，祖禹又上疏说：“我说皇帝进德爱身，应常常以此为戒。太后保护皇帝的身体，也希望因此不要忘记。现外面议论虽然是虚传，也足以为预先之戒。我侍奉于左右，有道听途说，实在怀着个人忧虑，因此不敢避妄言之罪。凡是事情在没发生之前说出来，则诚然为过失，等到事情发生后，则又来不及，言之有什么益处？陛下宁可接受事情没有发生之前的进言，不要使我们有来不及的后悔。”被授予翰林学士，因叔父范百禄在中书省，改任侍讲学士。范百禄离开中书省，祖禹重新任翰林学士。范氏从范镇到祖禹，连续三世位居禁林，士论认为荣耀羡慕。

　　宣仁太后去世，中外议论纷纷，人人怀着观望的心情，在职位的人害怕恐惧，没人敢说话。祖禹担心小人乘机危害政治，于是上奏说：“陛下刚总持各种政务，邀请会见大臣们，这是国家兴替的根本，社稷安危的时机，百姓休戚的端倪，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的时候，天命人心去就离合的时候，能不害怕吗？太后对宗庙社稷有大功，对百姓有大德，九年之间，始终如一。然而小人们怨恨，也为数不少，必定将以太后改变先帝的政治、逐斥先帝的大臣为言，以从事挑拨离间，这不可以不觉察。太后顺应天下人心，变而更化。既然改变熙宁新法，那么制定制度的人有罪当予退斥，至于将他们贬逐，那也是顺应众言。他们都是上辜负先帝，下辜负百姓，天下所仇恨而想要除去的人，太后贬逐他们，岂是单纯因感情上的厌恶憎恨呢！只有辨别分析是非，深拒邪说，有以奸言迷惑众人听觉的，付之典刑，痛罚一人，以警告那些众多的邪恶之徒，那么就安定无事了。这些人既误了先帝，又想要贻误陛下，天下大事，哪里还经得住小人再破坏呢？”起初，苏轼约祖禹一同上奏章论列，谏书已经写好，见到祖禹的奏疏，就附名同奏，说：“您的文章，是经世之文。”终不再拿出他的稿子。

　　祖禹又说：“陛下继承六世遗留下来的功业，应该思考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人民是祖宗的人民，百官是祖宗的百官，公府仓库是祖宗的公府仓库。一言一动，就如同祖宗临驾在上，质问在旁，那么可以长久享有天下人的拥护。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心，废除王安石、吕惠卿所制造的新法，而实行祖宗旧有的政治。因此社稷危急而恢复安定，人心离散而恢复合聚，乃至辽主也告诫他的臣下不要惹起事端说：‘南朝专门实行仁宗的政治了。’外夷的情况是这样，中国的人心则可见一斑。太后日夜苦心劳力，替陛下立下了太平的基础。希望陛下以静守之，恭己以临之，虚心以处之，那么大臣们的邪恶正直，万事的对与错，都在圣心中一目了然。小人之情专门为了私人自己，所以对公不利；专门为邪说，所以对正直不利；专门好动，所以对静不利。希望陛下痛心疾首，作为刻骨铭心的教训。”奏章多次呈上，没有得到答复。

　　忽然有圣旨召见十多个内臣，祖禹说：“陛下亲自处理政务以来，四海侧耳细心静听，没听说陛下访一贤臣，而所召见的乃先是内侍，天下人一定认为陛下宠爱近臣亲信，希望陛下马上赐令追回改正。”因而请求召对，说：“熙宁初年，王安石、吕惠卿制造新法，全变祖宗的政治，多引用小人以致误国，功勋旧臣被排斥不用，忠心正直之士相继被引用去远地。又用兵开边，结怨外夷，天下愁困贫苦，百姓流离迁徙。好在先帝觉悟，把他们两人解职放逐，但所引用的众多小人，已经布满中外，不可以再除去。蔡确连续兴起大狱，王韶开创攻占熙河，章惇开拓五溪，沈起扰乱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谔兴起制造西部战事，军民死伤人数都不下二十万。先帝临朝哀悼后悔，认为朝廷不得不承担这个罪责。及至吴居厚在东京实行铁冶法，王子京在福建实行茶法，蹇周辅在江西实行盐法，李稷、陆师闵在西川实行茶法、市易法，刘定在河北教保甲，百姓都愁痛哀怨，家家思乱。依赖陛下与太后起而挽救，天下百姓，好像解除了被人倒挂着的痛苦。只是向来所被斥退放逐的人，窥探等候事变，妄想陛下不认为修改法令制度是对的，如果这些人得以到陛下身边，必定进呈奸言。万一偏听致信而又任用他们，我担心国家从此衰颓，不再振兴了。”又议论：“汉、唐灭亡，都是由于宦官。从熙宁、元丰年间，李宪、王中正、宋用臣等人当权总持兵权，权势震灼。王中正兼任四路干办官，口头命令招募军队，州郡不敢违背，师徒受冻挨饿，死亡最多；李宪陈述再举之策，导致永乐被击破陷落；宋用臣兴起土木工役，没有时间休息，与商人争微薄利润，为国家聚集怨恨。这三人，即使是加以杀戮，不足以谢百姓。李宪虽已死去，但王中正、宋用臣还在，现召见内臣十人，而李宪、王中正的儿子都在其中。二人既然入朝，那么王中正、宋用臣必将又被任用，希望陛下考虑。”

　　当时继承神宗所实行的新法的议论已兴起，有以章惇为宰相的意思。祖禹极力说章惇不可以任用，没被同意，于是请求外任。哲宗且打算大加任用祖禹，但内外阻止的人很多，就以他为龙图阁学士知陕州。言官论祖禹修《神宗实录》诋毁诬陷，又摘取他劝谏禁中雇请奶妈的事，连续贬逐为武安军节度副使、昭州别驾，指定在永州、贺州居住，又移居宾州、化州而去世，终年五十八岁。

　　祖禹平常谦恭谨慎，不讲别人的过错。到遇到事情，则辨别是非，一点不隐瞒。在迩英殿守经据正，献纳尤多。曾讲《尚书》至“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六句话，拱手再次朗读，站着说：“希望陛下留意听讲。”皇帝再三点头，才退下。每次当要侍讲的前天晚上，必定端正衣服帽子，好像在皇帝的侧边，命子弟侍读，预先研求讲解的学说。开列古义，参考时事，语言简练而且适当，没有一句长话，义理明白，文采鲜艳成文。苏轼称他是讲官第一。

　　祖禹曾进呈《唐鉴》十二卷，《帝学》八卷，《仁皇政典》六卷。而且《唐鉴》深明唐代三百年治乱，学者尊重他，目为“唐鉴公”。建炎二年(1128)，追复为龙图阁学士。儿子范冲，绍兴年中官至翰林侍读学士，《儒林》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