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百三十五 列传一百九十四　儒林(五) 范冲 朱震 胡安国(胡寅 胡宏 胡宁)

朱震传

　　朱震字子发，荆门军人。登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的进士第，到州县做官都以廉洁著称。胡安国一见到他就非常器重，将他推荐给宋高宗，高宗征召他为司勋员外郎，朱震称病不赴召。后值江西制置使赵鼎入朝中参知政事，高宗问以当代的人才，赵鼎说：“我所了解的朱震这个人，学问渊博，清廉正直遵守正道，是读书人的冠冕，叫他担任讲读的职位，肯定有益于陛下。”高宗听了很高兴，就下命令召见朱震。朱震来了后，高宗问以《易经》、《春秋》的旨意，朱震尽以所学的回答。高宗非常高兴，提拔他为祠部员外郎，兼川、陕、荆、襄都督府的详议官。朱震因而上书说：“荆、襄之间，沿着汉江上下，肥沃的田地有七百多里，假若挑选一优秀将帅率领军队在这里镇守，招集四方流亡的老百姓，发展农业生产，种植粮食，敌人来了就防御，敌人去了就耕作，不过三年，军民粮食就足以自给。然后又发给军队茶叶、盐和钱钞，募人购买，可以用它们换取江西的船舶，沟通湖南的粮食。从而选择有利的时机出兵，席卷黄河以南，这是以逸待劳、万无一失的计策。”

　　不久朱震升任秘书少监兼侍经筵，又转起居郎。皇子建国公赵瑗出就师傅学习，以朱震为赞读官，仍赐五品官服。后朱震升任中书舍人兼翊善官。这时郭千里也升将作监丞，朱震上书说：“郭千里侵夺老百姓的田地，曾经经司法部门按治，请停止对他的新的任命。”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他因而转给事中兼直学士院，升翰林学士。这时，虔州老百姓为盗，皇帝因此担忧，于是挑选优秀的太守官到虔州去上任以安抚百姓。新太守将要上任，朱震对皇帝说：“假使当官的人能够廉洁奉公不扰乱老百姓，那老百姓自然就会安宁，即使引诱他们为强盗，他们也不会做的。希望皇帝命令新太守，到任之日，把本郡和其所属的各县的官吏有贪赃枉法无政状的人全部罗列上奏，把他们全部罢掉，让老百姓自选慈祥仁爱有恩惠的人做官，有政绩的加以优待奖励。”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以往的规矩，皇帝正逢丧事没有祭祀庙堂的礼节。当时徽宗死还没有合食于祖庙，太常少卿吴表臣就奏请皇帝行明堂的祭礼。朱震因而上书说：“根据《礼记？王制篇》：‘天子居丧三年不举行祭礼，只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行事。’《春秋》书上说‘：夏五月乙酉，吉祥，大祭于庄公。’《公羊传》解释说‘：这是讥讽开始不实行三年的丧啊。’我朝景德二年(1005)，真宗居明德皇后丧，过了一个月就解除了丧服，明年遂祭献太庙，并合祭天地于圆丘。当时没有实行三年的丧制，只是实行以日易月的制度，是可以这样做的，今天实行了三年丧制这样就是错误的。”皇帝遂下令，命侍从、台谏和礼官参议这件事情，最后还是采用了御史赵涣、礼部侍郎陈公辅的意见，大张旗鼓地祭祀了明堂。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朱震就谢病请求退休做祠禄官，不久皇帝任命他知礼部贡举，这时他已经生病，接着就去世。

　　朱震经学深刻醇厚，他撰写的《汉上易解》说：“陈抟的《先天图》传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邵雍。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李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范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这时，张载讲学于二程和邵雍之间。所以邵雍撰写了《皇极经世书》，刘牧陈述了天地五十有五之数，周敦颐写了《通书》，程颐写了《易传》，张载著述了《太和？参两篇》。臣今天以《易传》为宗，融汇邵雍、张载的论述，上采汉、魏、吴、晋的有关著作，下及有唐及现在的观点，包罗异同，这样才差不多有可能使已经离开的道而再一次地恢复。”朱震的经学认为王弼全部摒弃汉儒的学说，杂以庄、老的思想，专门讲究文辞，这种做法不正确，所以他对《易经》的象数方面特别加以详细地说明。他论述的《河图》、《洛书》的传授情况方面大概如此，不知道他是根据哪家的传授。


胡安国传

　　胡安国字康侯，建宁崇安人。进入太学后，以程颐之友朱长文和颍川靳裁之为师。靳裁之给他讲经史大义，并十分器重他。胡安国曾三次应试于礼部，终于在绍圣四年(1097)考中进士。起初，廷试考官定其策为第一，而宰职认为胡安国的策论中没有诋毁元祐之政的话语，遂以何昌言为第一，以方天若为第二，并打算以宰相章惇之子列第三。当时考试题目要求回答如何崇复熙宁、元丰之制，胡安国以重视《大学》，渐复三代为主要内容作答。哲宗命再读这份答卷，并多次称胡安国答得好，于是，哲宗亲擢胡安国为第三名。胡安国为太学博士，从没拜访权势之家。

　　胡安国提举湖南学事，时皇帝下诏要求举拔未被发现的有才能的人，胡安国便将永州布衣王绘、邓璋推荐给朝廷，以响应皇上之诏。王绘、邓璋二人年老不能赴朝，胡安国请求命之为官，以劝为学者。零陵主簿说此二人为党人范纯仁之客，又为流放之人邹浩所请托。蔡京一向厌恶胡安国与他作对，所以听到零陵主簿之言后大喜，他命湖南提刑对胡安国追究刑事责任，又将胡安国移往湖北再行审讯，然而始终未找到什么证据，但胡安国仍被除名。不久，零陵主簿因为犯罪而伏法，台官追究其诬损胡安国之事，恢复了胡安国的原官。

　　政和元年(1111)，张商英为宰相，胡安国拜为提举成都学事。政和二年，由于母亲去世，胡安国离职移往江东，不久，其父也去世了，胡安国对子弟说：“我以前是为双亲而进入仕途的，现在，双亲既去，我纵有万钟俸禄又有何用呢？”于是，胡安国称病不再为官，并在双亲墓旁筑屋而居，种田自食，打算如此终了一生。到宣和末年(1125)，李弥大、吴敏、谭世责力三人联名荐举胡安国，拜其为屯田郎，胡安国坚辞不就。

　　靖康元年(1126)，朝廷拜胡安国为太常少卿，不就；再拜起居郎，又不就。朝廷多次发旨催胡安国赴朝上任，胡安国无奈到了京师，并再次向朝廷表白自己有疾病的情况。一天中午，钦宗紧急召见了胡安国，胡安国对钦宗说：“明君以务学为急，先儒之学以正心为要。心乃万事之宗，心正才能正确对待万事万物。望朝廷能起用那些懂得治国平天下之本的名儒，虚心向他们请教，发挥他们的智慧。”胡安国还说：“治理天下国家，必须要有一个不可变更的原则和方针，谋议一当确定，君臣共同遵守，如此，才会有志必成，治功可立。现在，金国对我虎视眈眈既久，而我朝仍纲纪紊乱，世风日下，措置无方，举动烦扰；大臣争相荣进，而朋党之患渐生；百官投机，奸佞之人渐行；用人不当，而名气愈轻；发出的命令时常更改，从而失信于士民。如果不扫除这些弊端，趁势改弦更张，我担心大势倾斜，不可复正。希望圣上询访大臣，让大臣尽展其才，然后统一让他们进言。先宣示台谏，使其随事疏驳大臣之言。如果大臣之议不妥，就参用台谏之言；如果疏驳不当，则专门采纳大臣的策略。然后将众多选定之策集中起来进行讨论，分轻重缓急，依次施行。敢有变更动摇者，必罚无赦。要不了多长时间，新政有蓝图，中兴就有希望了。”钦宗说：“你的建议留待侍臣研究，不妨一试。”钦宗未把话说完，因天气酷热，汗流浃背，便退朝了。

　　当时，门下侍郎耿南仲倚恩侍宠，对与其意见不合之人，皆指为朋党。他见到胡安国的论奏后，恼怒地说：“中兴如此，而胡安国说未见成效，这是有意诬谤圣德。”于是，指责胡安国意在获取经筵之职，不宜召试。钦宗没有理睬南仲之言。胡安国曾多次辞拜不就任，耿南仲也据此指责他不臣不忠，钦宗问南仲根据何在，南仲说：“过去胡安国不事上皇，现在又多次不愿事奉陛下。”钦宗辩解说：“胡安国是因为有病而辞拜，并非有意那样。”每次有臣僚轮对，钦宗都问其是否认识胡安国，御史中丞许翰说：“自从蔡京为相后，士大夫无不受其拉拢，像胡安国那样超然远迹，不为蔡京所笼络的人几乎没有。”钦宗叹息，遣中书舍人晁说之宣旨，劝勉胡安国受命，钦宗还说：“胡安国如果将来想去官，并不强留。”胡安国既试，被授为中书舍人，得三品官服。耿南仲暗示台谏说胡安国受命时叩拜不恭，应当削黜。南仲的意见未被采纳，胡安国乃就职。

　　耿南仲倾陷宰相吴敏、枢密使李纲，又指责许景衡、晁说之以大臣的升黜为自己去留的根据，怀奸徇私，应一并罢黜。胡安国说：“说此二人依大臣的升黜为自己的去就，必须要有证据；说他们徇私怀奸，必须拿出事实。如果有，就请将他们的罪行公布出来。”胡安国的意见没有得到答复。

　　叶梦得知应天府，因是蔡京授职而获罪，去职奉祠。胡安国道：“蔡京有罪，已被正法，其子孙被流放，家财被没收，现在已无蔡氏了。然则原来为蔡京所收罗之人，现在皆在朝廷为官，若将他们都定为蔡京之党徒，就会有大批的人才被抛弃，党论何时休矣。”于是，拜叶梦得守小郡。

　　中书侍郎何栗建议分天下为四道，设置四都总管，使其各领一方，以卫王室，抗强敌。胡安国说：“内外之势，平衡则安，偏重则危。现在州郡之势太轻，理当变通。但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广，合分为四道，使其事得专决，财得专用，官得自行任免，兵得自行赏惩，难免权力过重；万一出现与朝廷抗衡跋扈的情形，如何应付得了？望根据现有二十三路帅府的情况，从中选择重臣，付以都总管之权，专门负责军事。如遇战事，即令其各率所属守将应援，这样便可一举两得。”不久，以赵野总管北道，胡安国认为魏都之地重要，赵野不能胜任，定会辜负寄托。这年冬天，金人大举南侵，赵野果然逃遁，并为群盗所杀，西道王襄拥兵自重，不愿出兵抗金，应验了胡安国所言。

　　李纲罢相，中书舍人刘珏行词，说李纲勇于报国，数次挫败敌人。吏部侍郎冯澥攻击刘珏为李纲辩护，刘珏因而被贬。胡安国封还词头，以为：“侍从虽然可以提建议，但弹劾百官之失必归台谏，现在台谏没有缄默不言之咎，而冯澥越职攻击刘珏，至为不当，此路若开，我担心朝中之人各以自己的好恶相互倾陷，这是极不利于朝廷安定的。”耿南仲大怒，何栗趁机排挤了胡安国，下诏授一州郡官职。何栗以安国平素害足疾，而海门之地卑湿，乃任胡安国为右文殿修撰，知通州。

　　胡安国在中书省一月，经常请假在家，每当上班，必有所论列。有人对他说：“有些小事，何必去管它？”胡安国说：“大事无不起于细微，今以小事为不必言，到它变为大事又不敢言，是无时而可言也。”

　　胡安国离朝十天后，金人围都城。其子胡寅尚在城中，有人替他担忧，他却伤感地说：“圣上也在重围之中，如今圣上号令发不出来，卿大夫恨效忠无路，我能只惦记胡寅吗？”金敌攻城更紧，钦宗急召胡安国及许景衡，但诏书却不能送达。

　　高宗即位，拜胡安国为给事中，安国说：“以前所奏，多触犯权贵，现在陛下将建中兴，而政事弛张，人才外黜，尚未适宜，我若一一行其职守，必以妄发，干犯刑典。”黄潜善授意给事中康执权指责胡安国装病，将胡安国罢去。建炎三年(1129)，枢密使张浚荐胡安国可大用，高宗再拜其为给事中。赐其子起居郎胡寅亲笔信，令胡寅以圣上之意催促胡安国赴任，胡安国起程到了池州，听说皇上驾幸吴、越，遂称疾而返。

　　绍兴元年(1131)，拜胡安国为中书舍人兼侍讲，并遣使请胡安国就任。胡安国以《时政论》二十一篇先献皇上，论入，复任给事中。绍兴二年七月受皇上召见，高宗说：“久闻你的大名，渴于相见，为何屡诏不至？”胡安国表示了歉意，建议高宗施行自己所献《时政论》，其论之题目有：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核实、尚志、正心、养气、宏度、宽隐。胡安国在《定计》篇中说：“陛下立国六年来，以建都而言，还未找到必守不移之居；以讨贼而言，还未找到稳操胜券之术；以立政而言，还未找到必行不变之令；以任官而言，还未找到深信不疑之臣。在今天不图改变，则后悔莫及。”胡安国在《建都》篇中说：“宜定都建康以比连关中、河内，将其作为复兴基地。”在《设险》篇中说：“欲巩固上流，必须保住汉、沔；欲巩固下流，必守住淮、泗；欲巩固中流，必须以重兵把守安陆。”在《尚志》篇中说：“应当立志恢复中原，祗奉陵寝；立志扫平仇敌，迎复两宫。”在《正心》篇中说：“戡定祸乱，虽急于军务，然裁决军务，也必须本于方寸。望圣上选用有见识、有志虑、敢直言者安排在身边，时常讨论，以定本心。”在《养气》篇中说：“用兵之胜负，军队之强弱，将帅之勇怯，与人君所养之气的曲直有关，望强于为善，益新厥德，使信于诸夏，闻于夷狄者，无曲可议，则至刚可以塞两间，一怒可以安天下。”胡安国曾经这样说：“即使诸葛亮再生，为今日做谋略，也不会变改我之所论。”

　　十天之后，胡安国再见皇帝时，以自己有病恳求离职。高宗说：“听说你对《春秋》很有钻研，正打算听你讲论呢。”并把一本《春秋左氏传》交给胡安国点句正音。胡安国奏曰：“《春秋》为经世大典，可指导实践，非空洞言论可比。现在圣上思考摆脱艰难之策，由于《左传》繁碎，所以不宜在它上面虚废光阴。耽玩文采，不如潜心于圣人之经。”高宗称好，很快拜胡安国兼侍读，专讲《春秋》。当时讲官有四人，他们根据旧例请求各专一经。高宗认为：“他人虽然通经，但都不能与胡安国相比。”因此不许。

　　朝廷拜故相朱胜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胡安国为此上奏说：“朱胜非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缄默附会，因循致渡江；他尊用张邦昌结好于金，可谓沦灭三纲，天下愤郁；及为相，在苗、刘兵变中贪生怕死，有辱君父。现在，强敌凭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系国安危，深恐朱胜非误了圣上大计。”于是，朱胜非改拜侍读，胡安国持笔不书写，左相吕颐浩特命检正黄龟年书写。胡安国说：“‘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我现在待罪无补，已失其职，当去职才算明智。况且朱胜非是我数落之人，今朝廷称其在苗、刘之变时，能调护圣上。过去，公羊氏说祭仲废君为行使权宜，先儒力排其说。因为权宜废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特别强调这一点。建炎之失节者，现在不仅不追究，反而加以选用，此非君父之利。我以《春秋》入侍，而要与朱胜非这种人为伍，实在有违经训。”遂卧家不出。

　　起初，吕颐浩都督江上还朝，打算除掉异己，但未找到适当的借口，有人给他出主意，让他将异己者指为朋党，并说：“党魁在幕后，应当首先予以铲除。”吕颐浩听后大喜，即引朱胜非为助，而降旨曰：“胡安国屡召称疾不至，现在任职于朝，又数有请辞。先说朱胜非不可同都督，当改任胜非为侍读后，又表示反对，岂不以时艰不肯尽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为谋则善，是否考虑过国家社稷呢？”胡安国因此而落职提举仙都观。这天夜晚，彗星现于东南天空。右相秦桧三次上书请求留任胡安国，未得到答复，乃辞相而去。侍御史江跻上疏，极言朱胜非不可用，胡安国不当责。右司谏吴表臣也说胡安国扶病见君，欲行所学，今无故罢去，恐非可以服天下。也没有得到皇帝的答复。吕颐浩罢黜给事中程王禹、起居舍人张焘、侍御史江跻等二十多人，说是应天变除旧布新之象，台省一空。朱胜非为相，胡安国竟归。

　　绍兴五年(1135)，拜胡安国为徽猷阁待制、知永州，胡安国辞不就。皇上下诏，以经筵旧臣，重闵劳之，特从其请，命胡安国提举江州太平观，并令其特别纂修所著《春秋传》。

　　《春秋传》写成后，高宗认为其深得圣人之旨意，拜胡安国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未行，谏官陈公辅上疏诋毁假托程颐之学者，胡安国为此上奏曰：“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程颐兄弟始发扬之，使人们知道孔、孟之道是可以学到的。现在要学者师孔、孟，而又禁止学者不得师从程颐，好比要人进入室内又不得经过门户。本朝自嘉祐(1056～1063)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程颐，关中有张载，皆以道德闻名于世，公卿大夫无不钦慕而师尊之，经王安石、蔡京曲加排抑，其学逐渐不行。望圣上诏礼官讨论故事，加之封爵，载于祀典，将他们与荀子、扬雄、韩愈一样看待，诏馆阁整理他们的遗著，校正颁行，使邪说者不得做。”奏入后，陈公辅与御史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依照宰相的意图，分别上章论胡安国学术乖僻。朝廷调胡安国知永州，安国辞不就。后又拜胡安国提举太平观，进宝文阁直学士。胡安国不久去世，终年六十五岁。皇帝下诏赠其四官，又降诏加赙，赐田十顷恤其孤，赠谥号曰“文定”，其礼遇规格不同寻常。

　　胡安国一生，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榜样，志在康济时艰，挽救危难。看到中原沦陷，黎民涂炭，就好像痛在自己身上。虽然多次以罪罢去，其爱君忧国之心反而更加坚定，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于不顾。然其风度凝远，萧然尘表，视天下万物无一足以羁绊其心。从登第到去世，四十年在官，而实际在位还不足六年。

　　朱震被召，问应该如何去就得当。胡安国回答说：“你学《易》二十年，此事当素定矣，世间唯有讲学论政，不可不切切询究，至于自己处世态度，去留语默之机，如人之饮食，其饥饱寒温，必是自己斟酌掂量，不可由他人做决定，他人也做不了此决定。我平生做人皆内断于心，功名利禄如过眼烟云，不足挂齿。”所以宋朝渡江以来，儒者进退合义，以胡安国、尹火享称首。侯仲良言必称二程先生，对其他人无所赞许，后来见到了胡安国，叹曰：“我以为志在天下，视不义富贵真如浮云者，只有二程先生，没想到还有胡安国也是如此。”

　　胡安国所交往的人如游酢、谢良佐、杨时等皆是程门高弟。谢良佐曾对人说：“胡安国如严冬大雪，百草枯萎，而松柏挺然独秀者也。”胡安国出使湖北，杨时方为府教授，谢良佐为应城宰，胡安国质疑访道，礼之甚恭，每次来谒而去，必整装端笏正立目送之。

　　王安石废《春秋》不列于学官，胡安国说：“先圣手所笔削之书，乃使人主不得听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使华夏变为蛮夷，大概由此开始。”胡安国潜心研究《春秋》二十多年，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包含于《春秋》之中。每每叹曰：“此书乃传心之要典也。”

　　胡安国少年时想以文章名世，但学道之后，便不再有这种想法。著有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