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百二十一 列传八十〇　郑獬 陈襄 钱公辅 孙洙 丰稷 吕诲 刘述 刘琦 钱顗 郑侠

郑獬传

　　郑獬，字毅夫，安州安陆人。小时就以才学闻名，诗词文章风格豪放、工整，同辈中没人能同他相比。考中进士第一名。任陈州通判，入京任直集贤院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诰。

　　英宗即位后，修治其父仁宗的坟墓永昭陵，一概采用仁宗之父真宗的级别。郑獬说：“目前国库空虚，财政吃紧，不久前赏赐军队，已不得不横征暴敛，富民都开始怨恨朝廷了，怨言都传到京城来了。先帝一生节俭爱民，这是他的天性使然，凡是日常生活用品，都极其朴拙简陋，这是天下都知道的。他的坟墓，却要效仿真宗死时的国家强盛时代，难道不伤害仁宗一生勤俭的美德吗？希望您能严令有关人员，降低规模等级。”又说：“天子刚刚即位，各级地方政府纷纷送来了贺表，照例应升他们的官，这个传统产生于五代时期，到现在都因循未改。但目前冗官庸官太多，充斥于各级各类机构。况且不久前群臣升官时，就等于已赐给了恩情，没有必要再以官职施恩了，以免误用侥幸之徒。”皇上没有听从。

　　郑獬又上书说：“陛下刚刚即位，对人对事谦恭有加，不轻易表态，主持大政的就只七八个人而已，焉能充分利用天下人的聪明才智？希望您广招中外人士，允许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可以参考的，就召来共同研究。至于臣下朝见时，向他们询问朝政的得失，虚心请教，必然对治国之道有所裨益。”皇帝高兴地采纳了他的意见。不时命令各地长官诚恳地推举一些被埋没了的优秀人才，一到京城就在秘阁考试，任命他们官职。但有些推举是十分不恰当的，舆论哗然，不久就停止了这件事。郑獬说：“古人推荐人才，认为选拔十个中哪怕有五个真才，所得也总有一半，还是合算。况且今天荐举错了的不到一半，然而却因为不负责任的风言风语而突然停止，可以吗？希望恢复此举，让人才没有被埋没的遗憾。”没来得及执行，出任荆南知府。

　　治平年间(1064～1067)，发生重大水灾，皇上征求臣民的意见，郑獬上书说：“陛下忧国忧民，研究灾源，想法扑灭它，不知您征求忠言，是想采用呢，还是走形式呢？前代君主因为天灾而寻求不同意见的多得很，但实际看来，能够采纳合理建议而真正付诸实施的，却很少很少。现在下令号召天下的忠义之士，让他们尽量说出他们的全部想法，以推荐给朝廷，皇上日理万机，客观上必然不可能有时间听完这些意见，只不过像平时一样下达给中书省、枢密院，例行公事，最后什么也没做就算了。如果这样，则同前朝空说求贤的相同了。我认为应该选拔官吏，设置专门机构，掌管天下人送来的奏章，同中书、枢密院两府近臣认真仔细研究，可行则行，不可行则不行，有疑问则广泛咨询共同解决。群臣有所得而各件事都得以办好，这才是顺应天道。天下人想发表意见是很困难的，而皇上听他们的话却漫不经心。希望陛下采纳群臣的意见，宽容地听取，以后史书上就记录，某年发大水，皇上下令征求合理化建议，采用了某人的建议而办成了某事，以便超越前代之空谈者，不要让好建议成为挂在墙上的空文。”调回京城，任三班院通判。

　　神宗初年，晚上在内东门召见郑獬，命令他起草吴奎知青州和张方平、赵抃任参知政事的三份文件，赐给他一对蜡烛，送他回舍人院，其他人都不知道。于是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朝廷想接受横山的投降，郑獬说：“兵祸必然从这里开始。”不久种谔攻取绥州，郑獬说：“我看过皇上亲手写的诏令，深切地告诫边疆官员不要无事生非。现在又特别重用讲求诈谋权变的人，专门偷袭邻国，像战国时暴君们追求的那样。这岂是帝王的战略？种谔擅自挑起战争，该死！”西夏君主谅祚死，又建议派使者去立谅祚之子，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个主张对。

　　郑獬被临时调任开封府知府。平民喻兴与妻子一起谋杀一名妇女，郑獬不肯按照王安石的新方法办案，王很反感他，把他调任侍读学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吕诲请王安石把他调回来，王安石不听。不久，又调任青州。当时正发放青苗钱，郑獬说：“我只看到了青苗钱的害处，不忍心看到老百姓无罪而被关进监狱。”借口生病，请求退职，被任命提举鸿庆宫，死时五十一岁。家庭贫穷，子女幼小，棺材放在庙中十多年，无钱安葬，滕甫任安州知州时，才得以下葬。


吕诲传

　　吕诲，字献可，开封人。祖父吕端，曾任太宗、真宗朝的宰相。吕诲性格纯朴敦厚，在家时就勤奋好学，不随便同人交往。考中进士后，由屯田员外郎升为殿中侍御史。当时普通大臣大多上书互相攻击、揭发，吕诲说：“台省谏官有权上告各种事情，这是因为朝廷要广泛采纳不同意见，以弥补政事的缺失。如果没有担任这种职务而干这种事，就是越权。目前一些人攻击他人不遗余力，人身攻击，揭露隐私，刻薄的风气已快形成气候了，请皇上下令惩办革除这种风气。”枢密副使程戡勾结皇亲国戚和后宫近侍，爬上了高官宝座，吕诲指责他的过失，结果皇上令程戡以宣徽使身份任延州通判。吕诲又对皇上说：“程戡因为才疏学浅而被免职，不应该又派往边疆要塞之地；宣徽使地位尊崇，级别高，不是程戡应当拥有的。”兖国公主瞧不起她的丈夫，夜晚叫开禁宫的门向皇帝陈诉。吕诲请求弹劾守门官吏，并追究公主府中宦官的责任，全部驱逐。御药供奉官四人遥兼外地的团练使，御前忠佐应该淘汰的却留任了，吕诲一并指出。吕诲又弹劾枢密使宋庠私自结党寻求外援，徇私枉法，皇上下令撤宋庠之职而用陈升之为枢密副使。吕诲又批评陈升之。升之离任后，吕诲也出任江州知州，时为仁宗嘉祐六年(1061)。

　　吕诲又上书请求早日确定皇太子，说：“我听朝野官员议论，因为太子还未选定，屡次有人秘密上书推荐宗族之人。希望陛下能采纳忠言，拿出决心来，以防止内乱。又听太史说，彗星经过心宿的区域，请您防备西夏。根据《天文志》，心星代表天子，它前方的星表示太子，方位直则意味着太子大势不好，明亮则说明吉祥。目前星座既直又暗，而象征妖邪的彗星又趁虚侵入，我恐怕不仅说明西北有战祸。从夏到秋，雨水过量，地震频仍，各方面阴气旺盛的灾祸征兆，这说明情况是互相吻合的。近来宗族之中，一些谣言被揭露的事流传四方，人们又怕又迷惑。对于密谋夺取皇太子位的，岂能不防止吗？希望为了国家，为了政权，谨慎地选择一位亲族中的贤人，顺应天意，立为太子，并使天下人都知道。万一有奸臣在其中捣鬼，表面上忠厚老实，借故推迟您的决断，为害就大了，您不可不多加警惕啊。”仁宗将吕诲的奏章交给中书韩琦，决定了这件事。

　　又被召回任侍御史，改任同知谏院。英宗重病垂危，吕诲请皇太后每天命令大臣一名，同淮阳王一起亲自监督送药品、食物。都知任守忠掌权已久，英宗当皇帝不是他的本意，几次离间皇帝、太后的关系，造谣生事，闹得人心惶惶。吕诲上书两宫，申明大义，措词深切，多半都是别人不好说的。皇帝病情好转，几次请求亲自执政。太后还权于他后，吕诲上书皇帝说：“太后辅佐先帝多少年了，经历的天下事多着呢。凡遇到大事，还是应当向太后请示求教后才做，以表示不敢专断。”于是指斥守忠的平生罪恶，把守忠及其同党史昭锡一并放逐到了南方。宦官王昭明等任陕西四路兵马钤辖，专门管理对外战事。吕诲说：“从唐朝以来，打败仗的从来都是任用宦官监军的。这班奴才平时官品极低，地方上已经不堪其害，现在让他们任钤辖，怎么得了？”终于将宦官撤回了。

　　治平二年(1065)，升任兵部员外郎，兼任侍御史知杂事。上书说：“谏议官是君主的耳目，希望他们能发展皇帝的聪明，以防止皇上被蒙骗。从前三院御史经常有二十名，后来被逐渐减少，这是由于执政大臣不想让君主对天下政事的缺失知道得太多。今台阙中丞、御史五个名额，只有三个在编，上奏章十次，大概皇上能见到的有八九封。谏官本来有二名，一名调往别处，一名出使外国。上下阻隔，君主对下情的模糊，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我私下里为陛下感到羞愧。”皇上看到奏章，就命令邵必知谏院。

　　当时关于皇帝生父濮王的赠号问题，大臣们有不同看法。侍从请求追封濮王为皇伯，中书不同意，吕诲引经据典，据理力争。适逢秋天水灾，吕诲说：“只有陛下的错误行为才会导致水灾的降临。目前只有濮王一事处置不当，所以天降下了对简慢宗庙行为的处罚。”郊庙祭祀之后，他又重申先前的主张，连续七次，皇上不采纳。乞求辞去谏官职务，也不被批准。于是弹劾宰相韩琦不忠之罪五条：“仁宗坟上的土还没干，就想让濮王与仁宗并列，使陛下重视生育之恩而对不住养育之恩，尊崇了小宗而贬低了大宗嫡系。言官们研究了几个月，韩琦仍然我行我素，不为改正，朝野上下积愤难平，众口一词地指责他。我希望能够下调地方，以缓解民愤。”又与御史范纯仁、吕大防一起共同弹劾欧阳修“首开异端邪说，蛊惑君主，为了急功近利而背负先帝，使陛下采取了一些过分的举动”。这些弹劾奏章都没有得到上报。不久下诏称濮王为亲，吕诲等人知道他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即封还敕令，在家等待处理，并且说他们要与皇上的左右辅臣势不两立。皇上问执政这是怎么回事，欧阳修回答说：“御史他们以为与我们这些人势难两立，难以共事。如果我们有罪，就请皇上将御史他们留下吧。”皇上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将御史他们贬出，接着又说：“责罚不能太重了。”于是降吕诲的职为工部员外郎、知蕲州。

　　神宗即位，将吕诲调往晋州，又加集贤殿修撰、知河中府。奉召为盐铁副使，提升为天章阁待制，又重新执掌谏院，拜为御史中丞。当初，宫中下令京东买金数万两，又令广东买珍珠，民间传闻这是为宫中十阁准备的用度。吕诲说：“目前国家繁荣昌盛，陛下所有聪明才智都用在治理整个天下上面了，而对于这些小问题一定没有留神注意，就请皇上停罢了吧。”

　　王安石当权执政，当时人们都认为国家得到了一个好人才。吕诲则说王安石不懂世事，不能重用，如果重用他，则是不应当的。著作佐郎章辟光上书说，岐王颢应当迁到外邸。皇太后听说后愤怒不已，皇上即下令追究章辟光挑拨离间的罪行。王安石认为章辟光没有罪。吕诲要求降章辟光的职，王安石不同意，于是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大奸之人总要装作是忠臣，大佞之人总要把自己扮成信人，王安石外表在人们看来很朴实，实际上内心十分狡诈，陛下却只看到了他有辩才即委之重任，这有欠妥当。王安石本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雄才大略，只会抛开传统，标新立异，欺上瞒下，文过饰非。将来贻误天下苍生的，一定是这个人。如果让他长久掌管国家大政，那将会国无宁日了。章辟光之所以敢于那样做，完全是王安石和吕惠卿在背后主使的。章辟光扬言说：‘如果朝廷要重罚我，我就不会放过这二个人。’因为是这样，所以王安石他们才极力为章辟光开脱罪责以救他。希望陛下仔细考察一下那些隐匿的奸人，然后再问一问朝中大臣，就会知道我说的这些话是不是对的。”在当时，皇上正倚重王安石，所以就没有理睬吕诲所说的话。吕诲请求辞职，皇上对曾公亮说：“如果将吕诲贬出，我恐怕王安石会感到很不安的。”王安石说：“我是全心为国家，陛下如果觉得这样处理是正确的，我怎么能够太过于注重自己的形象呢？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于是皇上将吕诲贬出知邓州。当时是由苏颂掌管起草制敕诏令，曾公亮对他说：“章辟光治平四年上书的时候，王安石还在金陵，吕惠卿也在杭州监酒税，他们怎么能够教唆、主使章辟光呢？”故所下的制敕说吕诲：“完全是以一些小人诋毁之言作依据，散布一些欺君瞒上毫无来由的谣言。”皇上看了诏令后，问苏颂为什么这样写，苏颂即把曾公亮所谈的情况告诉皇上，皇上才知道章辟光在治平时所说的完全是他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像吕诲说的那样。

　　吕诲又想上书言事，司马光劝阻了他。吕诲说：“王安石虽然很有名，但他太固执己见，又轻信奸人的话，喜好别人逢迎他。听他所说的，觉得还可以，一旦付诸实行就不行了。这样的人让他居于宰相之高位，国家必定要遭殃。再说皇上刚即位，对国家治政情况还不是很熟悉；早晚与他谈论议事的，也就只有那么二、三个执政，如果他们都是一些不当的人，那国家就要被败坏了。这是心腹之大患，要解救都唯恐不及，怎么还能够慢慢来呢？”到此时吕诲被逐出朝廷，王安石更加肆无忌惮了。看到这些，司马光才佩服吕诲有先见之明，自认为不如他。

　　次年，改任知河南，诏令还没下达吕诲就生病卧床不起了。接着提举崇福宫。吕诲因病要求退休，他上表说：“我本没有什么大病，只因医生诊断失误，用错了药，以致现在病蔓延到四肢。如果只是我一个人，倒没有什么，无奈的是还有一大家族要依赖我。”此后即在家养病，同时在病中他也仍然时刻关心朝政。

　　吕诲三次居于言官之位，都是因弹劾大臣而被贬出，故此人们都很推崇他，称赞他很耿直。虽然居家养病，他仍然早晚叹息，为国家之事担忧。革职以后，司马光前去探望他，到的时候吕诲已经瞑目了。当听到司马光的哭声后，吕诲突然坐起，睁开眼睛紧盯着司马光说：“国家的事还是有希望的，你好自为之吧。”司马光问道：“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吕诲说：“没有了。”于是就死了，终年五十八岁。闻知他的死讯后，全国上下都悲痛不已。

　　元祐初年，吕大防、范纯仁、刘挚上表称吕诲是个忠臣，于是诏令赠他为通议大夫，任命他的儿子由庚为太常寺太祝。自从吕诲被贬出后，御史刘述、刘琦、钱顗都因为弹劾王安石而被罢免。


郑侠传

　　郑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治平年间，其父在江宁做官，他随父前往，闭门苦读。王安石听说了他，邀他相见，攀谈之后对他甚为欣赏。中进士，并名列前茅，调任光州司法参军。王安石执政，凡所施行的新政，民间都认为不好。光州有悬而未决的狱案，郑侠将自己的处理意见传奏上去，都得到了王安石的同意。因此郑侠心里很感动，将王安石作为知己，打定主意要对王安石尽忠。

　　任期满，直入京城。当时刚开始施行考试新法以选拔人才的政策，考中的人可以做京官。王安石想让郑侠通过考试而得到提拔，郑侠认为自己没有学习过这些新法，所以推辞了。王安石曾三次前往郑侠处见他，问他都知道些什么。郑侠回答说：“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这几桩事，与边境用兵之事，在郑侠我的心里还是有一些保留意见的。”王安石没有回答。郑侠告退，再也不见王安石了，但却多次写信给王安石谈论施行新法给百姓带来的害处。很久以后，任职监安上门。王安石虽然不高兴，但还是让儿子蚞去告诉他所要考试的新法。当时刚设置修经局，王安石又想提拔郑侠为检讨，又派幕僚黎东美去讲明自己的意思。郑侠说：“我没有读多少书，不足以任检讨之职。我之所以来投靠，只不过是想求教于相君门下罢了。而相君动不动就以官爵相诱，这样是不是把士人看得太浅薄了。如果确实诚心帮助我取得成就，那么就请做几件利国利民的事，让我投在相君的门下也不会感到愧疚，这样不是很好吗？”

　　这个时候，免役法施行，民间商人苦不堪言，即使是卖茶水、卖粥、理发的这类人，不交免役钱都不能进行买卖。税务官征收市利钱，有时候比应当交的税钱还要重，商人对此以死抗争，不愿交纳，像这一类的事件很多。郑侠在黎东美面前将这些都一一列举。不久，诏令只对小商小贩免征市利钱，商人受到很大损失，其他的都没有施行。

　　自熙宁六年七月至七年三月，一直都没有下过雨，旱灾严重，人们都无法生存了。每当风沙蔽天时，东北的流民都纷纷逃难，以致堵塞了道路。他们生活十分艰苦，瘦弱不堪，甚至连一件完好的遮体的衣服都没有。城里的贫民也一样，只能买到烂麦粗糠，和米一起煮成稀粥食用，有的只能吃草木的根茎果实以度日，而有的人却还要身披枷锁，撤屋卖瓦，用来偿付官府的债务，诸如此类的事数不胜数。郑侠知道这些事给王安石说是没有用的，即将他所看到的百姓穷困潦倒的情景全部绘成图画，连带奏疏一起交给阁门，然而没有被接受。于是他又假称为机密奏章，通过特殊传递渠道将奏疏直接递交银台司。奏疏大意说：“去年发生严重蝗灾，秋冬之际又发生大旱，以致麦苗枯死，五谷不收，群情惧死；至今年春季又对百姓大加搜括，涸泽而渔，即使草木鱼鳖都无法生存了。然而自发生灾患以来，政府都没有采取过什么救治措施。希望陛下开仓放粮，赈济贫苦百姓，而将大肆聚敛之暴政全部停罢。也希望陛下下施仁政，上应天意，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现在台谏官员很多，却大多是势利小人，使得有识之士都有话也不想对他们讲。陛下以高官厚币驾驭天下，但却使用那样的人，这对国家是很不利的。我听说南征北伐的将领都是将军事重地的山川形势绘成图拿来给皇上看，料想还没有一个人将天下百姓典妻卖子、斩桑坏舍、流离失所、惶惶不可终日的困苦情状向皇上汇报的。这里我仅就自己逐日所看到的上述情形绘成一幅画，呈给皇上。这些情形只要一看，就会哀痛不已。难道还有什么比这些百姓更困苦的吗？如果陛下采纳我的意见，而十天之内还不下雨，就请将我推出宣德门外斩首，以治我欺君之罪。”

　　神宗翻来覆去地看了郑侠的奏疏后，长吁短叹，感慨不已，最后将图装在袖子里带回宫中。当晚，神宗整夜未眠。第二天，命开封府酌情削减免役钱，让三司考察市易的情况，司农负责开仓放粮，三卫将熙河的用兵情况，各路将百姓逃亡流散的情况等都一一向上汇报。青苗钱、免役钱暂停征收，方田、保甲之法尽都停罢，这样所施行的新法废除了十之八九。百姓在停止新法后都高兴万分。接着皇上又下诏罪己，并让大家直言政事之得失。过了三天，下起了大雨，远近各地都有了足够的雨水。雨水解除了旱情，大臣纷纷入朝祝贺。这时，皇上拿出了郑侠所绘的图，并告诉大家前后的经过，又责备众人一番，最后众人拜谢而归。

　　王安石上书请求离职，外面的人才知道他这样做的原因。一些奸人对郑侠切齿痛恨，于是将他交给御史，追究他擅自发马递的罪行。吕惠卿、邓绾对皇上说：“皇上多年以来，废寝忘食，成功地施行了新法，国家因此受到很大利益；如果采纳郑侠这个狂夫的意见，一下子将新法罢免殆尽，岂不是太可惜了吗？”他们哭诉于皇帝前，于是又恢复了新法。

　　王安石离去，吕惠卿执政，郑侠又上疏指责他。郑侠取材于唐代魏征、姚崇、宋王景、李林甫、卢杞的传，画了两轴画，题名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将在位的朝臣分成两类，即分别比附成李林甫一类的和姚崇、宋王景一类的，和奏疏一起呈给皇上，而且还说宫中有披甲、登殿等事发生，即有人试图图谋不轨。吕惠卿上奏说他是诽谤，故郑侠被贬编管汀州。御史台官员杨忠信拜见他时说：“御史沉默不言，而你却上书不已，这实际上是说责任在监门，指责御史台无人哪。”杨忠信从怀中取出《名臣谏疏》给郑侠，并说：“把这拿去，以对正直之士有所帮助。”惠卿揭发了这件事，而且指使御史张琥弹劾他们与冯京相互勾结为朋党。郑侠在赴汀州途中行至太康时，被追回京城对质，审问他们是否有相互勾结为朋党之罪行，罪名被罗织而成，惠卿认为应致他于死地。皇上说：“郑侠所说的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朝廷着想，这份忠诚之心可嘉，怎么能治他以重罪呢？”最后只将他贬至英州。到英州后，他找了一间快要倒塌的寺庙居住下来，英州的人无论贫富贵贱，都很敬仰他，争相让子女跟着他读书学习，并为他建造了一座新房子。

　　哲宗即位，郑侠才得以回京城。苏轼、孙觉在哲宗面前为他说好话，故任他为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又被放逐到英州。徽宗即位，赦免郑侠，仍归还给他原来的官职，不久又被蔡京夺官，从此他就再没有出来任职了。被夺官后，郑侠布衣粗食，闲居田野，但一言一行都没有忘记君主。

　　宣和元年死，时年七十九岁。邻里之人将他住过的房子改建成郑公坊，州县的学校都祭祀他。绍熙初年，诏令赠郑侠为朝奉郎。又提拔郑侠之孙嘉正为山阴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