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百三十七 列传一百九十六　儒林(七) 程迥 刘清之 真德秀 魏了翁 廖德明

真德秀传

　　真德秀字景元，后来改景元为希元，是建州浦城人。他四岁的时候开始读书，记性及悟性都很好，能做到过目成诵。十五岁的时候失去父亲，由母亲吴氏独力抚养。同郡的杨圭发现真德秀为可塑之才，便在他的学习方面给予极大关怀，杨圭还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真德秀。

　　庆元五年(1199)，真德秀考中进士，被授南剑州判官。不久又试中博学宏词科，从而进入福建帅幕，并被朝廷召为太学正。嘉定元年(1208)，真德秀擢升博士。当时，权相韩侂胄已被诛杀，皇帝召见了真德秀。真德秀首先说：“权臣韩侂胄挑起战争事端，致使南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现在局面有了改观，这是天下人的福气。金朝要增加岁币之数，我朝廷认为应当予以满足；金朝要韩侂胄等奸臣的首级，朝廷认为也可奉送；宋金往来的称谓，犒赏金军的金帛数量，包括交还归来的流徙的百姓，都听从金国的，奉之唯谨，这样不是增长了金朝轻侮朝廷的情绪吗？善于谋国的人应该根据敌人的情况来做决策。现在号称改革，却不能采取措施使敌人有所畏服，恐怕敌人就会利用我们给予他们的岁币不断增加国力，并乘我不备发动新的阴谋。这样的话，一旦其挑起争端，而我们又没有应对之策，那就实在寒心了。”真德秀又说：“韩侂胄知道自己不受清正之议的好评，知道那些至诚忧国之士指责他好大喜功，所以就竭力排斥忠良，致使正义不伸，正论不闻，正道不行。正心诚意之理学被他诬为虚妄好名的伪学，并受到大肆攻击和禁锢。现在是改弦更张的好时期，朝廷应当褒崇名节，明示好尚。”

　　真德秀在受到皇帝召见后，被召试学士院，改任秘书省正字兼检讨玉牒，嘉定二年(1209)，又升为校书郎，并再次受皇帝召见。他陈述暴风、雨雹、荧惑、蝻蝗之灾变，皆由贪官污吏所导致。不久，真德秀兼沂王府教授、学士院权直。嘉定三年，真德秀升秘书郎。他向皇帝建议要开公道，阻旁蹊，以抑小人往上爬；选良将，励军士，以扼群盗的兴起之势。嘉定四年，真德秀升为著作佐郎。遭到同列的攻击和诽谤，他处之恬然，不与之计较。宰相打算起用真德秀，遭到言官非议，真德秀也就极力推辞了。真德秀在兼礼部郎官时曾上疏说：“金朝有必亡的趋势，这虽是好事，但也可变为中国之忧。因为金亡后，很容易使我方丧失斗志，形成上恬下嬉的状况。所以真正的忧患不在敌方而在我方，多事之端，恐怕要从此开始了。”嘉定五年，真德秀迁军器少监，升权直。

　　嘉定六年，真德秀升任中书舍人，他上奏说：“韩侂胄等权奸擅政十四年，朱熹、彭龟年等人尽遭贬逐，吕祖俭、周端朝等因发表不同意见而遭斥责，即便如此，当时仍有大臣不畏权势，据理力争。然而，自从吕祖泰遭贬谪后，且不说大臣不敢再多言，那些台谏之官反而为虎作伥，帮助韩侂胄。所以说嘉泰(1201～1204)年间出现的问题较之庆元(1195～1200)年间更严重了。更化之初，群臣都能奋发努力，可是不久，傅伯成以谏官身份发议论而罢官；蔡幼学以词臣身份发议论而罢官；邹应龙、许奕以发议论而罢官，这几个人所发议论皆不出格，但也不能为朝廷所容忍，所以人们开始明哲保身、缄口不言。如果遇有大的安危、大的利害时，群臣也如此漠然，那就太危险了。现在我要对陛下说的无非有三点：即勤访问，广谋议，明黜陟。”当时，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大量征收杂税并且发行“会子”，在这一活动中，兴起了举报之风，许多人都因偷漏税款而得罪，却无人敢报告朝廷。真德秀为此上奏说：“有的一夫坐罪，就牵连没收其兄弟的财产；有的偷漏税款很少，就惩罚性地没收人家百万之财。征收富室之钱，拘扣盐商之船，视财富高低强行分配钱券，以致使人们不得不鬻田卖房来收取钱券，这难道是便民之策吗？”由于真德秀的批评，朝廷不得已将所没收的财产渐次送还原主。

　　真德秀兼太常少卿时，又言金朝必亡，认为君臣上下应当更加保持谨慎。真德秀充任金朝贺登位使，在行至盱眙时，听说金朝发生内变而返。并向皇帝禀告说：“我从扬州到楚州，又由楚州到达盱眙，一路上见沃野千里，陂湖相连，老百姓大多坚悍强忍，这是我长江之北最好的屏障，也为我方兵强马壮、不断进取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然而，纵观千里沃野，大量的土地未得到开垦，水利未得到整修，险要地段没有加以控制，丁壮没有加以训练，豪杰武勇没有得到收编，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则只有以长江为屏障。现在应颁布大兴水利、鼓励垦田之政策，并设一专门机构负责督导。如此一来，数年之后，积蓄充实，边民父子都会争先保卫国家，朝廷则乘势以军制加以整编，使之成为保卫国家的精兵悍卒。”

　　史弥远欲以高官厚禄拉拢天下之士，真德秀慨然对刘飊说：“我辈应迅速离开这是非之地，让朝廷知道世间也有不肯受人愚弄之人。”遂力请离朝，出为秘阁修撰、江东转运副使。山东盗贼兴起，朝廷仍与金朝保持使臣往来。真德秀上奏说：“国耻不可忘，邻盗不可轻，苟安之谋不可依，阿谀之言不可听，至公之论不可忽。”宁宗说：“你有能力，到江东后可为朕理财，以资边防费用。”

　　江东发生旱灾和蝗灾，尤以广德、太平两地最为严重。真德秀到任后，与留守、宪司等密切配合，大讲荒政，他自己还专门负责广德和太平的救灾工作。他到广德后，与太守魏岘商议，决定开仓济民，并让教授林庠具体组织赈给，将一切工作安排妥当之后才离开广德。临行时，当地百姓数千人一直将他送到郊外，有人还指着道旁林立的坟冢哭泣说：“这里埋葬的都是以往的饿死者，如果没有真德秀公，我们的命运将会与死者一样。”真德秀还毁掉了太平州私创的盘剥老百姓的大斛。

　　新徽州太守林琰贪赃枉法，无廉洁之名，宁国太守张忠恕瞒匿赈济之粮，都受到真德秀的弹劾，后来由李道传替代林琰而摄管徽州。起初，都司胡木规、薛拯时常讥诮真德秀迂腐，料定德秀做事必碰壁，及至真德秀有政绩政誉时，胡、薛则认为旱情本来不严重，因监司邀功好名，致使赈济太过，他们还唆使太守魏岘弹劾林庠，借以攻击、摇撼真德秀。真德秀上奏章说明事实真相，得到朝廷理解，魏岘受到处罚，降祠官，林庠授干官，李道传也很快奉诏回朝廷工作。

　　真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当时许多外国船只因惧怕征收苛捐杂税，而不愿到泉州从事贸易活动，每年到港船只仅有三、四艘而已。真德秀到任后，实行宽税政策，使外来船只骤增至三十六艘。收租讲求公平，诉讼依照法律，因而赢得人心。泉州有许多豪右之家仗势凌人，真德秀对此状况毫不客气地加以绳正。海贼作乱于泉州沿海，一度逼近泉州城，官军被打败。真德秀临危不惧，他一方面祭悼阵亡将士，一方面亲自拟定战略战术，终于将海贼擒获。他还亲自赴沿海巡查、审视地形，增强要塞地段的防备，以备不测。

　　嘉定十二年(1219)，真德秀以集英殿修撰知隆兴府。在任职期间，他既注意营造宽松之氛围，又注意展现法纪之威严，并特别留意于军政，他曾打算调鄂州之军屯驻武昌，流通广盐到赣州和南安，从而消除汀、赣盐寇的生存根基。真德秀的这个计划因要服母丧而没有得到实施。第二年，蕲州、黄州失守，盗贼起于南安，官军花了数年时间才将其镇压。人们因此而佩服真德秀有先见之明。

　　嘉定十五年(1222)，真德秀以宝谟阁待制、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他以“廉、仁、公、勤”四个字约束和激励部下，以周敦颐、胡安国、朱熹、张木式之学识与风范来勉励僚属。他还为百姓罢除榷酤，解除斛面米，申免和籴。老百姓如遇生活困苦，真德秀便极力设法赈济，并设立了五万石的惠民仓，以做救急之用。他还准备谷米九万五千石，分十二县置社仓，以救济那些处于偏远乡落的百姓。另外，真德秀还设立了慈幼仓和义田，其惠政之举可以说不胜枚举。真德秀为了搞好军队训练，主动捐献回易之利及官田之租。对营中的生病者、死未葬者、怀孕者、嫁娶者，也都适当给以优抚和帮助。朝廷听从寿昌朱橐的建议，将飞虎军调守寿昌，真德秀据理力争，阻止这次调动。江华县之贼苏师率众入辖境杀劫，真德秀令广西之军和湖南之军合力讨伐成功。司马遵领兵驻守武冈，因其专横引起军队哗变，真德秀弹劾司马遵，并且诛灭了乱军。

　　理宗即位后，真德秀被召为中书舍人，不久，真德秀擢升礼部侍郎、直学士院。他在受皇帝召见时说：“三纲五常，是支撑宇宙的栋梁，是安定生民的柱石。晋朝废三纲五常而引起刘、石之变，唐朝废三纲五常而引出安史之乱，我朝立国，当先正名分，维护三纲五常，陛下不幸处人伦之变，致使流言蜚语四处流传，这对陛下的损害是很大的。較川之变，并非济王蓄意所为，因前有避匿之迹象，后有讨捕之阴谋，事情原委本来是十分清楚的。希望陛下效仿雍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之故事，济王没有子嗣，还望陛下兴灭继绝。”皇帝说：“朝廷对待济王可谓至诚尽心了。”真德秀说：“如果陛下认为济王之事处理得很完善，我是不敢苟同的。如果对比一下舜帝处象的故事，我则认为陛下远不如舜聪明，陛下应当以二帝、三王为师。”皇帝说：“此事处置确实仓促了。”真德秀说：“此事已成为过去，只愿陛下知道有此过失，吸取教训，更加正心诚意，讲学重德，”真德秀接着说：“較川之狱，未闻公断于朝，淮、蜀之边防亦出于公论所期之外。天下之大事，决非一家之私事，为什么不顺应民心，与国人共议大事呢？”真德秀还说：“乾道、淳熙年间，在朝之臣概以接收馈赠为耻，地方官吏也以接收贿赂为羞，然而，现在贿赂之风公行，且相互熏染，恬不知怪。”

　　真德秀又上疏说：“朝廷之上，敏锐之士多于老成，傅伯成、杨简因老成持重而受褒奖，柴中行因潜心儒学也受到奖掖，赵蕃、刘宰因淡于名利而受到重用，但是，像陈宓、徐侨这些忠亮敢言之士却未蒙录用。”皇帝询问哪些人可以称得上是廉吏，真德秀以知袁州赵艭夫为例做了回答，皇帝遂亲自提升赵艭夫直秘阁为监司。真德秀致书皇帝表示谢意，并说崔与之治理川蜀、杨长儒统辖福建，都有廉洁之名声，希望皇帝对他们加以重用。

　　皇帝初住清暑殿时，真德秀为其讲解经传史鉴，并且进言：“清暑殿乃高、孝二祖修身养心之地，仰观楹桷，仿佛二祖还临驾于上。陛下所居之御靠近东朝，并未深得人主之奉。现在宫阁之议渐渐具备，如果以一心而受众人攻击，难免会产生浸淫和蠹蚀之人，只有勤学可以明净此心，只有恭敬虔诚可以寄存此心，只有亲和君子可以维持此心。”真德秀为此极力陈说古之居丧之德和先帝视朝之勤勉。

　　宁宗驾崩周年之际，皇帝下诏文武百官可除孝服，真德秀争辩说：“自从汉文帝轻率变更古礼后，只有孝宗穿丧服三年，朝衣朝冠均以大布做成，可惜孝宗并没有在当时给群臣定下执丧之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万古遗憾。孝宗驾崩后，当时朝廷听从罗点的建议，诏令群臣易月之后，不脱丧服，如遇朝会治事等活动则穿黑带公服，这种状况要一直持续到帝王驾崩后两周年祭日为止。韩侂胄擅权后，始规定在帝王驾崩周年日可除丧服。况且腰带不用金，鞋靴不用红色，佩带不用鱼符，鞍轿不用文绣，这对于群臣又有什么影响呢？”真德秀的建议被采纳。

　　真德秀屡进耿直之言，皇帝皆虚心采纳，但权臣史弥远则更惧怕和嫉妒他，因而总想找机会整整他，由于害怕舆论谴责，史弥远一直未敢轻举妄动。后来给事中王塈、盛章受其指使攻击真德秀所主济王赠典，接着殿中侍御史莫泽也弹劾真德秀，真德秀遂以焕章阁待制提举玉隆宫，谏议大夫朱端常再一次弹劾真德秀，致使真德秀落职罢祠。后来，监察御史梁成大又弹劾真德秀，准备将真德秀置之于死地。幸亏皇帝说了句“仲尼不为已甚”，才制止了这种迫害行动。

　　真德秀离朝归家后，修撰了《读书记》。他对门徒说：“这本书为人君治政的入门书，如果我被起用，我将携此前往。”汀州之寇盗兴起后，真德秀向常平使者史弥忠推荐有文武之才的陈韦华，朝廷遂起用陈韦华将寇盗讨平。绍定四年(1231)，真德秀改职与祠。

　　绍定五年(1232)，真德秀进徽猷阁知泉州。他到任之时，欢迎的人群塞满了道路，就连偏僻乡村的百岁老人亦拄着拐杖赶来了，泉州城因此欢声动地。在这之前，泉州之诸小城曾预借二税达六、七角，真德秀赴任后，禁止向市民搞预借活动。有些市民几个月交不起一文钱，州郡财计亦为之窘迫。有些官吏认为不能对百姓太宽恤。真德秀则认为百姓太困苦，宁愿自己去分担他们的忧愁。

　　建炎初年，朝廷初置南外宗政司于泉州，当时信徒只有三百来号人，由漕司及本州提供费用，朝廷每年亦资助度牒。但时过境迁，原来的三百人现已增至二千三百余人，而费用不复给，真德秀陈请于朝廷，皇上因之下诏给度牒于百道。

　　史弥远死后，理宗始亲政。真德秀以显谟阁待制知福州。他在任期间，训戒下属不得滥用刑法，不得横征暴敛，不得徇私舞弊，不得罢行欺市。他说：“物同则作同，怎可有公私之别呢？”当时，闽县的里正因横征暴敛而被革职，属县的老百姓苦于贵籴，真德秀则公平地以常平仓之粮赈济之。福州沿海寇盗横行，真德秀一一将其擒获讨平。不久，真德秀听说金朝灭亡后，京、湖许多将帅摩拳擦掌，上表请收复失地，江、淮前线也有进取潼关、黄河的议论。真德秀深以为忧，他为此上疏说：“调江、淮之军去守那些无用的空城，运江、淮之粮去治那些不能耕作的废壤，不仅达不到富庶之目的，反而会招来许多根本之弊端，愿陛下对此慎之又慎，切不可轻率行事。”

　　真德秀被召为户部尚书，在入见皇帝时，皇帝亲自出来迎接，并且对真德秀说：“你离开朝廷十年，朕时常牵挂于你。”真德秀向皇帝进呈自己所著的《大学衍义》，并且陈述祈天永命之说，他认为：“敬者乃道德的一种凝聚。仪狄的美酒，南威的女色，郊游射猎的娱乐，禽兽狗马的珍玩，有一样沾染上了，都足以害敬害德。”皇帝欣然嘉纳，真德秀因此改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他对时政多有论建。过一年，真德秀知贡举，身体也在此时得了病，皇帝拜他为参知政事，同编修敕令和《经武要略》，真德秀三乞祠禄，皇帝不得已，进真德秀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真德秀推辞不就。此时，他的病情愈来愈严重，但其穿戴起坐直至去世都表现得神清气爽，有条不紊。皇帝听到真德秀辞世的消息后，悲痛不已，并停止视朝，以示哀悼，赠真德秀为银青光禄大夫。

　　真德秀身材颀长，面额宽广，容貌如玉，见到过他的人都期望他能官至公辅，真德秀在朝廷做官不满十年，所上奏疏不下数十万言，其言论多切中时弊，因此，其正直的名声震动朝廷，四方人士皆争相传诵其文章，并希望目睹其风采。真德秀任官所至，都能够做到施惠政于民，实现他的主张和诺言，因而也就更加得到朝野称道。当时都城之人经常奔涌出门，因为他们听到传闻说真德秀到来了。真德秀到达后，人们更是将道路围得水泄不通，可谓不顾一切地来观睹真德秀，权臣史弥远因而就特别忌恨他。但是，史弥远越是排挤真德秀，真德秀的名声反而越大。史弥远死后，真德秀归朝任事，又逢史弥远之爪牙郑清之轻率挑起战事，致使兵民死者无数，国家元气亦因此大伤。本来，在这种世道升降治乱之时，给真德秀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可惜，此时的真德秀已年迈体衰，力不从心了。杜范力言郑清之误国，认为其贪婪狡诈较史弥远更为严重。真德秀则认为：“追根溯源，还是史弥远擅权所造成的恶果，这与扁鹊继庸医之后，一药之误，便代为庸医受责是一样的道理。”真德秀之议论与杜范看法之不同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自从韩侂胄将道学诬为伪学，且大肆排挤打击道学家之后，凡近世大儒之书，皆遭禁绝。真德秀晚出，独慨然以斯文自任，研究讲习而付诸实行。党禁解除后，道学所以能明于天下和后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真德秀的努力。

　　真德秀著有《西山甲乙稿》、《对越甲乙集》、《经筵讲义》、《端平庙议》、《翰林词草四六》、《献忠集》、《江东救荒录》、《清源杂志》、《星沙集志》。去世后，皇帝念其功德，赐其谥号“文忠”。


魏了翁传

　　魏了翁字华父，邛州蒲江人。数岁即从诸兄入学，俨然像成年人。稍微大一点，聪明颖悟特出，日读千余言，过目不忘，乡里称他为神童。十五岁，撰写《韩愈论》，文章抑扬顿挫，有韩愈的遗风。

　　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魏了翁登进士第。这时国家忌讳谈论道学，魏了翁在试策中却谈到它。中进士后，他被授予佥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他尽心尽力地工作。宁宗嘉泰二年(1202)，他被皇帝征召为国子正。第二年，改为武学博士。宁宗开禧元年(1205)，他被召考试学士院。当时韩侂胄当权，策划用开拓边疆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全国上下都忧虑惊骇，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说话。魏了翁却在对策中说：“我们国家现在纪纲还没有建立，国事又不稳定，风俗苟且偷安，边防废弛，财用耗竭凋敝，人才衰落，而全国到处人们籍籍议论，都认为将有大举北伐的行动，人情骚动不安，忧惧和疑虑交织在人们心里。今天金国的土地广阔，势力强盛，不可能猝然把它消灭，我们看看自己，也没有看到战胜敌人的实力。既然这样，我们何不赶紧在内部整顿自己，暂时改变把重点放在对外战争上面，不然的话，把全国所有的人力财力都试之于孤注一掷，宗庙社稷的存亡都取决于这一次行动，这是决不可轻视的。”他的策论一出来，大家都非常惊骇。魏了翁被改任为秘书省的正字官。御史徐木冉立即弹劾他在对策中骄横狂妄，要求惩戒，得到其他大臣的同意，唯独韩侂胄一人坚持不可，这件事才算了结。

　　明年，魏了翁调任校书郎，他以双亲年老请求补任外官，这样得知嘉定府。他赴任走到江陵，闻知蜀中大将吴曦据四川反，魏了翁估计吴曦一定会很快失败。第二年吴曦果然伏诛，四川平定，魏了翁奉双亲回归乡里。这时韩侂胄也以误国罪伏诛。朝廷征集诸贤，魏了翁是被征召的对象。恰值史弥远入朝做宰相，专擅国柄，魏了翁观察史弥远的所作所为，力辞征召的命令。不久，他遭父丧，就辞去官职，一心居丧，筑室于白鹤山下，开门讲学，把他从辅广和李燔处学到的学问全部传授给学生，四方的士子都争着背负书箱来从他学习。从此，四川的人都知道义理学的道理。

　　后魏了翁被朝廷差遣知汉州。汉州素称复杂蛮横，魏了翁治理汉州从改善风俗入手。他首先豁免了积累起来的逃税二十多万，又废除了妨碍卖酒的苛税，并严格人民因婚姻问题而喜欢互相攻讦的禁令；同时写文告晓谕老百姓，要他们敦厚人伦，停止争讼，经过教化，汉州的老百姓都能够严格遵守这些教化的条文，不敢违犯。但是不巧，汉州境内有座桥坏了，老百姓有人被压死，部里的使者把这种情况反映给朝廷，皇帝就下令把魏了翁的官降低一级，让他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但没有几个月，又恢复他的原官，令他知眉州。眉州虽然是文物之邦，但它的风俗习于法令，老百姓喜欢用法令挟制官吏的短长，所以称为难治。当眉州人听说魏了翁来做官，就争着考验他以各种事情。但魏了翁到眉州后尊礼老人，提拔品德优秀和有才能的人，每月初一、十五还探视学宫，并且亲自为学生讲课，对他们加以诱导、鼓励、指点、教授。他又举行乡饮酒礼以敦促教化，并增加推荐士子的人数来振兴文风。同时，修复莫虫颐堰，建造江乡馆，凡是利民的事情，他知道的没有不做。这样，眉州的士论大服，风俗为之一变，治理的政绩远近闻名。

　　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魏了翁被提拔担任潼川路提点刑狱公事。嘉定八年(1215)又兼提举常平仓等事，调任转运判官。他在任内，努力制止官吏的奸诈，询问老百姓的疾苦，检举指责不避权势和豪强，这样一来，风气为之肃然。在这期间，他向皇帝上疏，请求给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颁赐爵位，议定谥号，以昭示学者学习的趣向。经朝廷讨论，认为他说的正确，同意他的请求。遂宁缺郡守，魏了翁代行郡里的事。他上疏请求修建遂宁的城墙，以防患于不测。经朝廷讨论，减少了他请求的经费，魏了翁遂亲自率领军民增高城墙，疏浚城池，就好像敌人就要来一样。后一年，前线溃散的士兵攻掠各郡县，知道遂宁有防备不敢进攻，人们才开始佩服魏了翁对预防有先见之明。嘉定十年(1217)，魏了翁调迁直秘阁，又知泸州，并主管潼川路安抚司公事。后居母丧，丧服期满后，被差遣知潼川府。他在潼川府廉洁奉公，实施富民政策，政绩非常显著。像游侣、吴泳、牟子才，都是四川的名士，也都到他的门下受业。

　　嘉定十五年(1222)，魏了翁被征召入朝奏对，他的奏疏有二千余言。在奏疏中，他首先论述了人和天地是同一本源，认为人君必须与天地相配，然后才可以不荒废天位，以及论述了人才、风俗等五件事，这些论述都明白晓畅，非常切合实际。在奏疏中，他还论述了郡县强干弱枝的弊病，提出应该加以改变。自从魏了翁离开朝廷至当时已经有十七年了，因此皇帝对他特别表示慰劳和优待，称赞并采纳他的意见。他被提升为兵部郎中，又改任司封郎中兼国史院编修官。不久，他奏事，上疏论述江、淮、襄、蜀应当分为四个重镇，要求选派得力人守卫，皇帝要虚心听取这些将领的意见，给他们以实权，并资助他们以费用人才，作为朝廷联络和防守的大计。后又上疏论述了四川边境的垦田和编写实录缺乏文件资料等事情，皇帝都把他的奏章下到了中书宰相的议事办公机构。嘉定十六年(1223)，魏了翁任省试参详官，又调任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

　　嘉定十七年(1224)，魏了翁调秘书监，不久任起居舍人，他再三推辞，朝廷不准，最后还是就职。他入朝中奏事，极力论述了事变的相因和隐伏、人心的向背、疆场的安危、敌寇的动静等五种机遇，然后他说：“我们应该审察时机而恭敬天命，尊重道德准则而严格法纪，集思广益、孜孜不倦地去想办法削弱敌人，这样不比坐着等待机会，听任形势的自由发展更好吗？”他又论述了当前士大夫风气的败坏，他说：“君臣上下只有同心一德，而后平时才有所裨益，缓急才会有所依靠。假如人人都各自为谋，那么国家的祸乱就没有停止的时候了。今天我们士大夫中间许多人表面上服从朝廷而心里却暗中非议，习惯于阿谀奉承而行为却非常丑陋，这样下去，臣实在很为国家担心。皇帝何不考察人心的邪正，推测事变的相因和隐伏，扩大规模，多聚集些人才，这样，遇到事变庶几不会有缺人之叹。”他说的话都非常符合当时的实际，毫无忌讳和回避，可是这样一来，当时的宰相就对他开始不高兴了。

　　宁宗逝世后，理宗以宗室入朝即皇帝位，时事突然发生了变化，魏了翁因而积忧成疾，他三次上疏要求闲职都得不到批准，后调任起居郎。明年，改元宝庆，由于雷声响的不是时候，理宗有“朕心终夜不得安宁”的话。魏了翁于是入对，他说：“人君的心是义理所居的地方，这就叫作天，不是说这个心以外还另外有什么所谓天地神明的东西。陛下何不就心的不安而寻求不安的道理，陛下面对天地，事奉太母，接见群臣，亲自讲读，都应该遇事情反求于自己，这样就会建立根本而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的了。”他又说：“现在学校教学的目的不明确，风俗轻浮浅薄，使立在朝廷中的没有犯颜敢谏的忠臣，而碰到危难时又没有敢仗义死节的勇士。陛下应该征求硕儒，大力阐明正学，计划做长治久安的打算。”他又请求皇帝明确命令大臣，在对官员的选拔过程中，要秉着公心听取意见和全面地进行观察，只有这样才能与选拔官吏的实际意义相符合，而品德高尚和有才能的人才会都出来做官。

　　适逢济王遭废黜削夺而死，官吏们心存疑虑和观望，办理济王的丧葬不够虔诚。魏了翁在每次朝见皇帝时却总请求皇帝敦厚人伦和纪纲，以便消除人们的议论。当时应诏命奏事的人有十几个，朝中的士大夫只有魏了翁与洪咨夔、胡梦昱、张忠恕所说的能够援引义理谏诤皇上，说得最为恳切和透彻。而魏了翁也因此请求以病辞官。右正言李知孝当时上疏弹劾胡梦昱，使他谪窜岭南，魏了翁出关为胡梦昱送行，李知孝遂指责魏了翁最先倡导异论，准备上疏弹劾，但史弥远在表面上还表示对魏了翁的优待和宽容。不久，皇帝命令魏了翁暂时代理尚书省的工部侍郎，魏了翁极力以病推辞，于是就以集英殿修撰的名义知常德府。过了两天，谏议大夫朱端常弹劾魏了翁欺世盗名，说他和奸邪小人拉帮结党诽谤朝廷，皇帝于是下诏把魏了翁降官三级，并命令他到靖州居住。起初，魏了翁再次入朝时，史弥远本想援引他做自己的帮手，但是魏了翁一脸正气，毫不屈服，他从来没有以私人的身份去拜谒过史弥远。因此三年之中，他只能按正常的秩序提升，从来没有居于重要的地位。魏了翁到靖州后，湖、湘、江、浙的儒生，都不远千里背负书箱来从他学习。他撰写了《九经要义》一百卷，该书考订精密，为过去儒学所没有。

　　理宗绍定四年(1231)，魏了翁恢复了官职，主管武夷山的冲佑观。绍定五年(1232)，又改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不久又知遂宁府，他辞谢不拜受。后升任宝章阁待制、潼川路安抚使、知泸州。泸州是一个大藩屏，控制边境的面积达两千里，而武备都不修，城廓废弛。魏了翁乃奏请修缮泸州的城楼垣墙和雉堞，并增置军械，训练盾牌手，申明军纪，兴办学校，蠲免欠税，恢复社仓，修建义冢，修办养济院。只有几个月，百废就俱兴。时值史弥远逝世，皇帝亲自主管朝政，魏了翁被提升为华文阁待制，赏赐了金带，仍留居原任。

　　魏了翁考虑到国家权臣相继出现，他们在朝内把持国柄，朝外改变风俗，使国家的纲常沦丧，法度废弛，贪污邪恶者在位，举办任何事情都弊蠹丛生，简直不能够清除。于是，他便就应诏上疏，论述十大弊端，请求恢复旧日的典章制度，以昭明新的教化：其一是恢复三省的制度以加强六部的地位；其二是恢复二府的制度以聚集众多的建议；其三是恢复都堂的制度以加强省府的权力；其四是恢复侍从的制度以经常听到忠告；其五是恢复经筵的制度以广大皇帝的学识；其六是恢复台谏的制度以昭示官员罢黜和提升的公平；其七是恢复制诰的制度以严肃皇帝的命令；其八是恢复听言的制度以通达下面的民情；其九是恢复三衙的制度以加强皇帝的威严；其十是恢复制阃的制度以避免任用将领唯凭私人的意志。他这篇奏疏罗列万言，先引典故事实，次陈当代的时弊，分别说明其好坏利害，粲然黑白分明。皇上读了后很受感动，就在经筵上捧起高声朗诵。从此以后，旧的典章制度都逐渐恢复。

　　众大臣在奏章里多数都请求召还魏了翁和真德秀两人，皇帝也因他们两人素有民望，因此下令召还他们。当时用魏了翁暂时代理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魏了翁入朝奏对，他首先请求明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以作为进退人才的根本和杜绝奸邪小人窥伺权柄的道路。其次论述了过去宰相的十种失误，认为现今犹存，以及修身、齐家，选择宗室贤能，建立内廷小学等事，都是切合皇帝本身实际情况的。他其他的奏议，如宋蒙和议的不可信，金军必不可保，宋军的实力和财用不可恃等，一共有十几项。他又口头陈述了当前的利害，一直到昼漏下四十刻才拜退。他被任命兼同修国史兼侍读，不久又兼吏部尚书。他每次在经筵帏幕进讲，皇上都和颜悦色地用心听，并向他询问一些政事，访问国内的人才。他又再一次疏列十件事情以呈献，都是他劳苦用心挖空脑袋想出来的。每件事情他都直接陈述，说人家所不敢说。皇上对他所奏的事，也都嘉许采纳，并且亲自手写诏书加以奖励晓谕。魏了翁后来又上疏请求收回和保全史弥远家里的御笔；请求让赵汝愚配享宁宗庙；请求敦促崔与之参预朝政；请求确定田亩税以宽松民力；请求下诏让随从的大臣集体讨论以挽救楮币的弊端；请求网罗将才以应国家的缓急。又因此陈述了过去的几个成例：如储备人才，凝聚国论；如努力图谋自治的办法；如皇帝下诏罪己；如分别襄、黄二帅的是非；如探究发现黄陂叛卒的利害；如分任各将帅区别，处理降附的人员等。

　　魏了翁回朝六个月，前后二十多次上奏，都是有关当时的急务。皇帝将引用他共同主管政事，可是妒忌他的人却相与合谋共同排挤他，这样魏了翁就不能在朝中安身了。当时的执政故意说皇帝身边的近臣只有魏了翁最懂得军事和最体察国情，因此魏了翁被委任为端明殿学士、同佥书枢密院事，去督视京湖的军事。这时恰逢江、淮的督府曾从龙以忧愁和恐惧，得病逝世，遂把江淮也一并托付给魏了翁。但这样一来，朝廷的舆论却因而大骇，群臣都认为这样做不可，三学士也都上书争辩。这时边防警报纷至沓来，皇帝心里非常焦急，魏了翁为了避开事情的嫌疑，曾五次上疏辞职都没有被批准，反而被授予开府让其自辟幕僚，以及宣押同二府一样奏事的权力，皇上对他的关怀鼓励慰劳尤其是无微不至。不久，魏了翁又兼提举编修《武经要略》，恩宠和礼遇同宰相、枢密使等执政一样，又进封为临邛郡开国侯，并赐便宜诏书，像张浚过去的故事。当魏了翁向朝廷告别的时候，皇帝还当面赐给他御笔亲写的唐人严武的诗及“鹤山书院”四个大字，又赏赐了金带、鞍马，同时命令宰相为他于关外饯行。魏了翁离开朝廷后，选择了长江下流的中间，在江州开设了幕府，他申明军纪，儆戒将帅，调遣援兵，褒奖忠勇死难的官员，废黜退缩怯懦的将领，并上奏边防十件事。刚满二十天，他就被召为佥书枢密院事，赶赴朝中奏事，当时他以病竭力推辞，不肯拜受。魏了翁的忽去忽回，是由于朝中的一些人，开始时策划利用他督视京湖军马的机会使他离开朝廷，等到他离开朝政以后，又以他在江、淮建立督府的事为非，对他进行攻击，虽然当时在表面上对魏了翁好像恩宠有加，可是他在督府奏的事情，却动不动受到他们的牵制，而且最后又突然召他回来，这些前后所发生的事情，却都不是出于皇帝的本意。

　　不久，魏了翁被改任为资政殿学士，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他又再一次的力辞，诏命让他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没有多久，他被改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理宗嘉熙元年(1237)，他又改知福州、福建安抚使。他屡次上疏，请求退职，诏令都不允许。后来他生命垂危，再一次上疏。他的学生来探望他的病情，魏了翁仍衣冠整齐地和他们互相问答，并且说：“我平生安排自己，澹然无所经营。”当他谈到蜀兵的乱事，额头还皱了许久，最后他口授了遗奏，不一会儿才拱手而逝。十天后，诏命方到，令他以资政殿大学士、通奉大夫退休。

　　他的遗表奏闻后，皇帝非常震惊哀悼，为他停止视朝，感叹有用才不尽之意。下诏追赠魏了翁为太师，谥号“文靖”，并赐第宅于苏州，又累积赠他为秦国公。

　　魏了翁生前所著的书有：《鹤山集》、《九经要义》、《周易集义》、《易举隅》、《周礼井田图说》、《古今考》、《经史杂抄》、《师友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