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李纲(下)
绍兴二年(1132) ，李纲被任命为观文殿学士、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当时，在荆湖、江湘等路，流民和从前线溃散下来的士兵群起变为盗贼，其数量不可胜计，多的达到几万人，李纲将他们全部剿灭了。李纲上书说：“荆湖，是国家形势的上游，其面积几千里，诸葛亮说：‘它是军事战略要地。’现在朝廷保有东南，控制、驾驭西北。像鼎、澧、岳、鄂以及荆南一带，都应屯驻重兵，以占领有利地势，使朝廷的号令可以通达四川，使襄、汉可以得到声援，这样才可以慢慢恢复中原。”李纲的意见还来不及施行，谏官徐俯、刘斐又弹劾李纲，李纲被罢为提举西京崇福宫。
绍兴四年冬，金人和伪齐兵南侵，李纲提出三条防御敌人的策略，他说：“伪齐倾兵南下，其境内一定空虚，倘若出其不意，如电闪雷鸣般攻占颍昌，逼近京城一带，伪齐一定会感到惊恐而回兵救援，宋军趁势跟踪追击，必定会取得胜利，这是上策。如果陛下停驻在长江边上，号令上游的军队，顺流而下，增加声势，使千里之间，旌旗相望，战鼓之声相闻，则敌人虽然多，也不敢南渡长江。然后以重兵进屯战略要地，用计进行拦击，断绝其粮道，等他们往回逃跑后，再慢慢商议发动进攻，进行讨伐，这是中策。如果陛下只是借亲征的名义而不积极措置，任形势发展，使军队溃散，所占据的要地失守，则敌人可以乘机深入，各州县望风溃逃，其祸患将不可测料。往年，敌人主要为了劫掠财物，又正当夏天，所以必定会撤兵，朝廷因而得以回复安宁、团聚。现在由伪齐人引导金人而来，其势不会空手返回，必定会图谋割占土地。一些奸民溃兵加以附从，扩张声势，如果退避，则将无法对付金人的割地要求。过去苻坚率百万人侵略晋，谢安以一支小部队将他们打败了。如果朝廷措置得当，将士服从命令，怎么知道金和伪齐将不向我们投降呢？只是看一时的机会如何利用罢了。希望将臣的奏章交给二、三个大臣好好讨论一下。”高宗下诏：李纲所陈述的，是当今的急务，将它交给三省、枢密院施行。当时韩世忠在淮、楚之间多次打败金人，朝廷传旨督促刘光世、张俊统兵渡过黄河，皇上到长江边上慰劳军队。
绍兴五年，高宗下诏询问攻战、守备、措置、安抚的策略，李纲上奏：
“希望陛下不要因为敌人退兵而感到高兴，而要为敌仇未报感到愤恨；不要将东南作为安身之所，而要为中原没有恢复、神州大地沦陷于敌国感到可耻；不要以诸将屡奏捷报为可贺，而要为军政未修、士气未振、强敌仍然可以撤逃感到忧虑。能够如此，则中兴之期，指日可待。
“有人认为敌人已经退兵，应当马上用兵进行讨伐，臣个人不这样认为。国家的根本没有稳固就轻率地进行讨伐想侥幸取胜，这不是制胜的方法。汉高祖先保有关中，所以才能向东与项籍争天下。汉光武帝先保住河内，所以才能让赤眉、铜马等归服。唐肃宗先保有灵武，所以才能打败安禄山、史思明而恢复两京。现在朝廷以东南作为根本，将士在野外劳累时间长，财用调度频繁，百姓被赋役困扰，如果不认真修整守备，深刻地进行国内的自我治理，先使自己的根本稳固，则怎么能够确保安全而克敌制胜呢？
“又有人认为敌人已经撤退，应该暂且占据东南一隅，以求得目前的苟安，臣又不表示赞同，秦军三次讨伐晋，以报在肴殳地一战之仇；诸葛亮辅佐西蜀，连年出兵以图中原，因为不这样，不能立国。汉高祖在汉中，对萧何说：“我也想向东去。”汉光武帝攻破隗嚣，平定了陇地，又将视线投向蜀。这些都是从天下整体考虑，不这样，不能够统一国家，平定祸乱。何况祖宗的疆土，怎么能够坐视其被敌人占领，而不致力于恢复呢？今年不征讨，明年不进攻，使敌人的力量更加增大，而我们所召集的精锐兵马，日益损耗，怎么能够打败敌人？主张在防守稳固、军政修治之后，即发动进攻，才是得计。这两者，是守备、攻战的顺序。
“至于守备的合适地方，则应当经营和治理淮南、荆襄，以作为东南的屏障。六朝之所以保有江南，是因为其强兵重镇，都在淮南和荆襄之间。因此凭魏武的雄武，苻坚、石勒的众多，宇文、拓拔氏的强盛，最终仍不能窥视江南。后唐李氏占有淮南，则可以定都金陵，后来淮南被周世宗占据，其势力便因此而削弱。近年以来，大将拥重兵在江南，官吏在江北守着空城，虽然有天险却没有配置战舰和水军，所以敌人才能够进行侵扰并窥伺江南。现在应该在淮河的东西以及荆襄设置三大帅，屯驻重兵以把守，并分别派遣小股军队驻守周围一些小郡，增加战舰和水军，使他们上下连接，各自防守。敌骑虽然多，也不敢轻易进犯，这样就使得作为江南屏障的淮南和荆襄的势力强大而国家可以获无穷之利。有了守备，然后议讨攻战，分别责令各路，因利乘便，收复京畿和原来的都城。心怀一定要完成中兴大业的志向，当机立断而不失去机会，则可以由一战之胜而从弱变强，建立威望，平定祸乱，诛杀叛臣，清灭强敌，攻战之利，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说到皇上的居留之所，则一定要选择地理位置优越的地方以供驻跸，然后才能制服中外，图谋大业。建康自古号称帝王之都，江山雄伟，地势宽阔，六朝先后在这里建都。臣以前认为，就整个天下形势而言，以皇上居留关中为上策，现在就东南的形势而言，则应当以建康为合适。现在，皇上没有回到故都城，不如暂且在建康驻跸以作权宜之计。希望陛下诏令建康的官员整治城池，修造宫殿，设立官府，兴建营垒，大概形成规模，等待皇上巡幸。因为有了城池人心才不害怕，有了官府才能主持政事，有了营垒才能屯驻士兵，这些是朝廷应该先进行措置的。
“至于西北的百姓，都是陛下的赤子，深受祖宗养护之恩，他们的心未尝一天忘宋。只是被强敌控制，陷于困境，才不能归服朝廷。金人侵宋，上天震怒，西北臣民之中肯定会有人结伙归附朝廷，愿意作为内应。应该给他们以田土，对他们进行封赏，用厚礼加以抚慰。允许他们弃旧从新，使沦陷区的臣民知道有所依靠，无不感激和高兴，更加坚定他们对宋的拥戴之心，这些是在安抚方面应该先行的。
“臣观察到陛下聪明睿智，英武敢为，然而自从陛下即位以来，至今九年，国土没有开辟却一天天减少，国事没有建立却一天天变坏，将帅骄奢而难以驾御，士卒懒惰而没有训练，国家财用匮乏而没有多余的积蓄，百姓被困扰而没有休息之日。陛下虽然忧虑勤苦，可中兴大业，毫无建树，这是群臣误害陛下的缘故。
“陛下看近年来所任用的大臣，慨然敢以拯救天下为自己重任者有几人？国家平常无事时，为人恭谨，注意点廉洁，似乎找不出有什么过错，但突然间国家遭受侵扰需要抵御，就惊慌不知所措，最多不过是奉身以去职，将忧虑和拯救天下的重担，推给陛下罢了。有这样的大臣，不知对国家有什么补益，而陛下也安于保持这种状况？任用大臣就如同用医生，必须先知道其医术可以治病，才能让他用药以求得成功。现在不仔细了解其医生的医术水平就姑且加以试用，虽然一天换一个医生，对于治病也没有什么补益，只是白白加重病情罢了。就近年来总的情况来看，平常时就将讲求和议当成是得计，而将治兵看成是失策；突然间国家遇到变故，就将退职去位当成是爱君，而将挺身而出积极御敌看成是误国。上上下下，苟且偷安，不作长久打算。天下艰难，国势日益衰弱，其原因就在于如此的用人状况。
“现在陛下受到上天的启发，省悟到以前对金人和议退避为不当，亲临前线号召御敌。陛下的天威所至，使金军几十万人，惊恐不敢南渡长江，偷偷趁黑夜撤逃了。对金人和议与用兵，退避与抵御，其结果由此大概可见。然而敌兵虽然已经撤退，但没有受到大的创伤，怎么知道他们在秋高气爽、战马肥壮之时，不再来侵扰我疆土，使我们疲于奔命呢？
“臣日夜为陛下考虑如何制定善后策略，臣想到自古创业、中兴之君主，必须亲冒矢石，亲临战阵而不躲避，汉高祖得天下后，攻打韩王信、陈豨、黥布，未尝不是亲自领兵前行。汉光武帝从即位到平定公孙述，十三年之间，没有一年不亲自出征。本朝的太祖、太宗，攻占惟扬，平定泽州、潞州，攻陷河东，都是亲自驾御战车前行。真宗也曾有澶渊之行，使天下得以安定。这就是所谓开始忧虑勤苦而最终安逸快乐。
“至于退避的策略，可以作暂时打算而不能作经常打算，可以有一次，而不能有第二次，退一步则失去一步，退一尺则失去一尺。以前从南都退到惟扬，于是失掉了关陕、河北、河东；自惟扬退到江、浙，于是失掉了京东、京西。万一有敌人再次南侵，又将退避，不知退到哪里才行？航海躲避金人，皇上冒风浪不测的风险，这是最不能行的。只应当在国家平常无事时，严明政治法律，整治军旅，选择将帅，修造车马，准备器械，屯聚粮食，积聚金帛。敌人来就抵御，等待时机进行讨伐，以光复国土，实现祖宗的大业，这是最上策。臣希望陛下自今以后，不要再作退避的打算，行吗？
“臣还看到在古代一国与敌国改善相邻关系，一般是通过和亲的方式，而在结有仇怨的国家之间，则很少有再派遣使者的。这难道不是因为仇怨已深，最终不能讲好修睦的缘故吗？东晋渡过长江，石勒派遣使者到晋，晋元帝命令将其送来的钱币烧毁，并遣回其使者。对方派遣使者来，尚且还拒绝他，这样怎么能派使者去呢？假借名义僭立之国，其自讨屈辱，对事情没有什么补益，而只会伤害国体。金人制造仇怨已深，知道我们一定会报复，他该作怎样的打算呢？可我们还卑辞厚礼，屈膝相求，金人不会对我们以诚相待，这是肯定的。送给金人的器币礼物，耗费了不少，使者往来之间，使我们坐失士气，可金人还向我们强求我们一定不能依从之事，强制我们以我们必不敢为之谋。像这样最终达不成和议，而只是白白给我们增加烦扰。不仅如此，金人还对我们自治自强的行为，动辄加以妨碍，确实对我们有所损害。金人在二十多年之间，用这种方法灭亡了契丹，困扰着中国，而我们仍没有醒悟。对于是非利害的辨别，人心都是相同的，难道是真的没有醒悟吗？为什么还用这种方法以图万一的侥幸？曾不知这对我们损害很大？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凡存侥幸之心者必定丧失国家吧。臣希望陛下从今以后，不要再派遣使者去讲求和议，好吗？
“这两个主张已经确定，就应该选择应当实施的，以至诚之心加以实施。等到我们治理好政事，使仓廪丰实，府库充足，器用得到准备，士气得到振奋，国家的力量可以用来有所作为之时，即考虑大举进行讨伐，则虽然双方还没有交兵，而胜负的局势已经确定了。
“臣还知道朝廷是国家的根本，藩镇是国家的枝叶，根本稳固则枝叶茂盛。朝廷是国家的腹心，将士是国家的爪牙，腹心健壮则爪牙振作。现在远方有强敌，在近处有伪臣，国家所依赖进行捍卫和防御者在藩镇，所借以进行攻讨者在将士，然而根本和腹心则在于朝廷。只要陛下通过正自己之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界线清楚，则是非分明，赏罚得当，各藩镇自然齐心协力，将士自然听从命令，敌人虽然强大也不值得害怕，对逆臣也不值得担忧，这只取决于陛下的心胸之间罢了。
“臣冒死呈上六件事：一是信任辅弼，二是公选人材，三是变革士风，四是爱惜日力，五是务尽人事，六是寅畏天威。
“什么是信任辅弼？大凡振兴国家、清除祸乱的君主，必有同心同德的大臣相辅佐，就如同一个人身上的头脑和手足，一个家庭中的父子和兄弟，这样才能相互协作和帮助。现在陛下选择人才加以任用，于是能够抵御敌人，捍卫国家，可以说得上是得人。然而臣希望陛下对他们以至诚相待，没有大的过错，则长久任用以责令取得事业成功，不要让小人乘机加以离间，如此则君臣的美德，将传于无穷后世。
“什么是公选人材？大凡治理天下的人，必须得人才帮助，其中创业、中兴的君主，得人才的帮助尤其为多。为什么呢？因为因循守成，大率都根据祖宗的旧制，得中庸人才，也足以共同治理。但在艰难之际，不是卓杰英伟的人才，则对于完成大业很难有什么补益。因此，有大作为的君主，必定有绝世的人才出现，进行参谋和辅助，以完成大业。然而自古怀有超群才能的人，多被小人所忌嫉，或者被中伤为昏暗无能，或者被指责为勾结党羽，或者被诬陷为犯有大恶罪，或者一些细微小节而被当成污点加以大肆宣扬。以道义侍奉君主的人，达不到愿望就退，难于自我举荐，耻于自我表白，虽然遭受深重的诽谤和谴责，也不再自我辩白。如果不是极为英明的君主，深察人情的真伪，怎么能辨别其为无辜呢？陛下即位以来，用人很多，但世人称许为端人正士者，却往往被闲置不用；而陛下睡卧之间，叹息人才缺乏，为什么不稍稍加以留意以达到对人才的详尽了解呢？
“什么是变革士风？用兵与士风，看起来似乎没有联系，实际上两者是互为表里。士风厚朴则议论正直而是非分明，朝廷赏罚与功罪相称而人心信服，这一点考察本朝嘉祐、治平以前便可知道。几十年来，胆小保守之风日甚，议论照顾私情，提出不正的主张，足以使皇上迷惑。元祐时的大臣，持正直意见的如司马光等人，都是国家社稷的大臣，可群臣却冤枉忌嫉他们，指斥他们为奸党，使是非颠倒，政事严重败坏，导致靖康之变，这不是偶然的。臣个人观察到近年来士风非常浅薄，好恶随时而变，贪图取利，以讹传讹成风，这难道是朝廷的福吗？大抵朝廷设置耳目和言论之官，固然曾允许过他们可以根据风闻进行弹劾，但对于大问题，则必须查清事实后才能发言。如果让他们可以不讲求事实，则他们会身藏邪恶，进献谗言，诬陷好人，中伤善良，这些都不是治理政事的方法。
“什么是爱惜日力？创业、中兴，如同建造大厦，堂屋深处，其规模一天便可完成，但召集工人，准备材料，则不是一天便可以完成的。陛下即位，至今九年，境土没有恢复，僭逆之臣没能诛杀，敌仇未报，中兴大业停滞不前，实在是因为开始不建造规模，而后不聚集人工和材料的缘故。边防基本安定之时，朝廷所推行实施的，不过是一些有关簿书期会之类不合时务的小事，至于攻讨防守的策略，是国家大计，则都未曾留意。天下没有不能干的事，也没有不能干的时机。只是失去时机，则小事一天天变大，易事一天天变难。
“什么是务尽人事？天道与人道，其实是一致的，人的行为，也就是上天的行为。人完成属于自己的事务，则上天必与之相适应，这是自然的符合。因此，创业、中兴的君主，尽力完成属于自己的事，而将成功归于上天。现在未曾完成人事，敌人一来自己就先委曲退让，却想求责上天成功，能行吗？臣希望陛下诏令二、三个大臣，同心协力，尽力完成人事以适应天命，则恢复疆土，剪除敌害，迎回二位先帝，必定为期不远。
“什么是寅畏天威？上天对于君王，就像父母对于子女，爱之达到极致，则对他们的劝戒也达到极致。因此，君主对于上天的劝戒，必定恐惧反省，以达到真诚地敬畏。连年以来，天象混乱，太白星白天出现，发生地震和水灾，或者久阴不下雨，或者久雨不天晴，或者暑天寒冷，本是正月朔望日，却出现日食。这些都是上天眷念保佑陛下，对陛下的反复叮咛，直至劝戒。希望陛下以至诚之心，修正过失之处以应天变，则天灾可变为吉祥。
“所有这六个方面，都关系着中兴大业，是陛下应该先行实施的。
“现在朝廷人才不缺，将士够用，财用有剩余，足够用来完成中兴大业。陛下正年青气盛，想成就大事业，施行什么不行？关键在于改正以前的老路子，果断加以推行罢了。过去唐太宗说魏征敢言，魏征答谢说：‘是陛下引导臣发表意见，不然，臣怎么敢指责陛下的过失呢？’现在臣没有魏征敢言，但尽可能表明臣下的想法，则也是臣极力想做到的。希望陛下宽恕臣下的愚蠢和率直，而取臣下的拳拳忠心。”
李纲的奏书呈上，皇上阅后下诏给予嘉奖。李纲被授任为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朝廷传旨，令李纲赴朝廷奏事。绍兴六年，李纲到达朝廷，高宗在内宫召对。当时朝廷正锐意于用兵进行讨伐，李纲劝阻，认为现在用兵有四个方面不当，有五个方面措置没有完备，有三个方面应该加以准备，有二个方面应该做好善后工作。
宋军与金人和伪齐军在淮河、泗州一带相持达半年之久，李纲奏说：“两兵相持，非出奇进行袭击不能取胜，希望立即派遣骁将，从淮南联络岳飞作为掎角，进行夹击，大功可成。”不久，宋军不断告捷，刘光世、张俊、杨沂中在淮河、淝水一带大败伪齐兵。
皇上出发巡幸建康。李纲上奏请求更加修造战守器具，在淮河沿线修筑城垒，并且说：“希望陛下不要因为去年冬天多次胜利而放松自己，不要因为目前形势初步安定而自安，凡是可以实现中兴之治的都加以实施，凡是可能损害中兴大业的都加以清除，必须以修政事，信赏罚，明是非，区别邪恶与正直，招徕人才，振作士气，爱惜民力，顺应众心为先务。这几个方面已经具备，则将帅和睦，士卒乐于战争，用兵进行讨伐哪有不胜的呢？”
驻守淮西的郦琼以所部叛投刘豫，李纲条列有关朝廷措置不当，非常令人痛惜以及应该吸取以前教训以为将来打算等共十五个方面的事情，用奏书呈上。张浚引咎解去宰相之职，有人将这比为汉武帝诛杀王恢之事。李纲上奏说：“臣了解到张浚罢相，有人将之比为汉武帝诛杀王恢。臣担心智谋之士由此缄口不谈兵事，忠义之人抱肘而无处泄愤，将士瓦解而不听从命令，州郡望风撤逃而不再有人坚守城池，陛下将靠谁来立国呢？张浚措置失当，确实有罪，然而他的区区报国之心，值得同情。希望稍微给予宽谅，以责令他为朝廷效力。”
当时皇上准备巡幸平江，李纲认为平江离建康不远，空有退避之名，不应该轻易行动。又上奏说：
“臣听说自古以来用兵以成就大事业者，必须稳固人心，振作士气，占据有利地势而不肯先退却，尽力做好属于自己的事情而不肯先屈让。因此楚、汉相持于荥阳、成皋之间，高祖虽然屡次失败，但不肯退却尺寸之地；割让了鸿沟之后，项羽引兵向东，于是有在垓下之战中的败亡。曹操、袁绍战于官渡，曹操虽然兵弱粮乏，但荀彧阻止他退避；袁绍的辎重被烧毁后，引兵回撤，于是导致丧师于河北。由此看来，今天之事，怎么能因为一个叛将的缘故，就望风畏敌，急忙自己退避屈让呢？果真采用这个建议，军队撤回之后，人情动摇，人心不稳，士气衰退，没有斗志。我退敌人进，使敌人能够南渡长江，得一邑则守一邑，得一州则守一州；得一路则守一路；乱臣贼子，狡吏奸民，起而加以依附，如虎踞鸱飞，到那时陛下虽然想车驾返回，在荆棘瓦砾之中再建朝廷，也不可得了。
“如果因为敌人骑兵冲突，不得已而暂且躲避，还说得过去。现在疆场没有警报，兵将没有失利，朝廷正好可以以往事为戒，治理军政，慎重号令，严明赏罚，更加致力于防守。却急忙提出要躲避金人，使人心慌乱，这样抛弃前功，导致后患，自取失败，岂不太可惜了。”
绍兴八年，王伦出使金朝返回，李纲得知，上疏说：
“臣得知朝廷派遣王伦出使金国，奉迎二帝的棺木。现在王伦返回，与金国使者一起来，却以‘诏谕江南’为名，不写‘国号’而称‘江南’，不称‘通问’却说‘诏谕’，这是什么礼节？请让臣试为陛下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金人毁坏我宗社，逼迫二位先帝，幸而陛下顺应天意和民心，光复祖业，从我们看金人，金人是我们的仇敌；从金人看我们，则我们是金人的心腹之患，岂有再可讲和的道理？然而朝廷之所以络绎不绝地派遣使者去通问，卑辞厚礼，无所吝惜，是因为二位先帝在金国之中，为了亲人屈辱自己，是出于不得已才这样，这还算说得过去。到去年春天，二位先帝去世的消息传来，朝廷派遣使者去迎回棺木，速去速回，开始时不得要领。现在王伦出使，开始以奉迎棺木为目的；可金国使者来，却以诏谕江南为名，循名责实，已自相矛盾，由此金人意图欺骗朝廷而制造后患，不待问而可知。
“臣远离朝廷，虽然不完全知道其中的详细情况，然而根据愚臣的猜测，金人以这个名义派遣使者，其强求大略有五个方面：必定颁降诏书，想要陛下屈体降礼以听命，这是其一。必定有赦文，想要朝廷宣布，颁示给各郡县，这是其二。必定签定条约，想要陛下奉藩称臣，听其号令，这是其三。必定要求每年贡献财物，加大数目，使我们坐以受困，这是其四。必定要求割让土地，以长江为界，想完全占有淮南、荆襄、四川，这是其五。这五个方面，朝廷如果答应其一个方面，则大势不可再挽回了。
“金人狡诈不测，贪婪无厌，即使听从他们的诏令，奉藩称臣，他们的心意仍不会满足。必定会继续有号令，或者让陛下亲自前去奉迎棺木，或者让陛下单个人去朝觐，或者让陛下改换将相，或者让朝廷改革政事，或者拼命收取租赋，或者一步步侵占我疆土。听从他们则天下秩序大乱，如果有一个要求不听从，则前功尽废，反而为用兵制造了借口。认为作为权宜之计，暂且听从金人的强求，可以不后悔的人，不是愚蠢就是欺佞。如果是国家的势力薄弱，果真不能用以使自己振兴，出于不得已才采用权宜之计，还不无不可；何况疆土之广大仍有半壁天下，臣民之心都拥戴大宋，如果与有识之士一起谋划，还可以有所作为，怎么能够忘记祖宗的大业和生民的期望，不考虑也不打算，急忙自认屈服，希望苟延性命于旦夕之间呢？
“臣希望陛下特别予以留意，不要轻易答应，诏令群臣，辨析其中利害和可以长久的计策，选择好的加以采纳实行。”
奏疏呈上，其主张虽然与众人的议论不合，但皇上不把它当作是违抗，说：“大臣应该这样。”
绍兴九年，李纲被任命为潭州知州、荆湖南路安抚大使，李纲上书极力推辞，他说：“臣迂腐而不善于明哲保身，动辄上书烦扰皇上。现在臣刚从江西罢职不久，又承蒙恩赐，委以帅权。过去汉文帝听说季布贤能，将他召来，不久又将季布罢免，季布说：‘陛下因为一个人的称誉而将臣召来，又因为一个人的毁誉将臣罢归，臣担心天下人由此窥测陛下的深浅。’当然臣之进退不过一件区区小事，算不了什么。然而，几年之间，臣频繁上下，不仅有损于陛下知人善任的英明，也有损于国体。”高宗下诏说由于李纲连续上书坚持推辞，不想过分违背其意愿，同意李纲的请求。第二年，李纲去世，享年五十八岁。讣告传来，皇上表示哀悼，派遣使者携带财物，抚慰李纲的家属，并给予丧葬费。李纲死后，被赠为少师，其亲族十人分别被朝廷授予不同官职。
李纲颇孚众望，一生心系社稷和百姓的安危。虽然有时不被朝廷任用，即使被任用但时间不长，然而其忠诚义气，凛然震动远近。每次朝廷派遣使者至燕山，金人必问李纲、赵鼎安否，李纲被金人所畏服由此可见一斑。李纲著有《易传》内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论语详说》十卷，文章、诗歌、奏议百余卷，还有《靖康传信录》、《奉迎录》、《建炎时政记》、《建炎进退志》、《建炎制诏表劄集》、《宣抚荆广记》、《制置江右录》。
绍兴二年
绍兴四年冬，金人和伪齐兵南侵，李纲提出三条防御敌人的策略，他说：“伪齐倾兵南下，其境内一定空虚，倘若出其不意，如电闪雷鸣般攻占颍昌，逼近京城一带，伪齐一定会感到惊恐而回兵救援，宋军趁势跟踪追击，必定会取得胜利，这是上策。如果陛下停驻在长江边上，号令上游的军队，顺流而下，增加声势，使千里之间，旌旗相望，战鼓之声相闻，则敌人虽然多，也不敢南渡长江。然后以重兵进屯战略要地，用计进行拦击，断绝其粮道，等他们往回逃跑后，再慢慢商议发动进攻，进行讨伐，这是中策。如果陛下只是借亲征的名义而不积极措置，任形势发展，使军队溃散，所占据的要地失守，则敌人可以乘机深入，各州县望风溃逃，其祸患将不可测料。往年，敌人主要为了劫掠财物，又正当夏天，所以必定会撤兵，朝廷因而得以回复安宁、团聚。现在由伪齐人引导金人而来，其势不会空手返回，必定会图谋割占土地。一些奸民溃兵加以附从，扩张声势，如果退避，则将无法对付金人的割地要求。过去苻坚率百万人侵略晋，谢安以一支小部队将他们打败了。如果朝廷措置得当，将士服从命令，怎么知道金和伪齐将不向我们投降呢？只是看一时的机会如何利用罢了。希望将臣的奏章交给二、三个大臣好好讨论一下。”高宗下诏：李纲所陈述的，是当今的急务，将它交给三省、枢密院施行。当时韩世忠在淮、楚之间多次打败金人，朝廷传旨督促刘光世、张俊统兵渡过黄河，皇上到长江边上慰劳军队。
绍兴五年，高宗下诏询问攻战、守备、措置、安抚的策略，李纲上奏：
“希望陛下不要因为敌人退兵而感到高兴，而要为敌仇未报感到愤恨；不要将东南作为安身之所，而要为中原没有恢复、神州大地沦陷于敌国感到可耻；不要以诸将屡奏捷报为可贺，而要为军政未修、士气未振、强敌仍然可以撤逃感到忧虑。能够如此，则中兴之期，指日可待。
“有人认为敌人已经退兵，应当马上用兵进行讨伐，臣个人不这样认为。国家的根本没有稳固就轻率地进行讨伐想侥幸取胜，这不是制胜的方法。汉高祖先保有关中，所以才能向东与项籍争天下。汉光武帝先保住河内，所以才能让赤眉、铜马等归服。唐肃宗先保有灵武，所以才能打败安禄山、史思明而恢复两京。现在朝廷以东南作为根本，将士在野外劳累时间长，财用调度频繁，百姓被赋役困扰，如果不认真修整守备，深刻地进行国内的自我治理，先使自己的根本稳固，则怎么能够确保安全而克敌制胜呢？
“又有人认为敌人已经撤退，应该暂且占据东南一隅，以求得目前的苟安，臣又不表示赞同，秦军三次讨伐晋，以报在肴殳地一战之仇；诸葛亮辅佐西蜀，连年出兵以图中原，因为不这样，不能立国。汉高祖在汉中，对萧何说：“我也想向东去。”汉光武帝攻破隗嚣，平定了陇地，又将视线投向蜀。这些都是从天下整体考虑，不这样，不能够统一国家，平定祸乱。何况祖宗的疆土，怎么能够坐视其被敌人占领，而不致力于恢复呢？今年不征讨，明年不进攻，使敌人的力量更加增大，而我们所召集的精锐兵马，日益损耗，怎么能够打败敌人？主张在防守稳固、军政修治之后，即发动进攻，才是得计。这两者，是守备、攻战的顺序。
“至于守备的合适地方，则应当经营和治理淮南、荆襄，以作为东南的屏障。六朝之所以保有江南，是因为其强兵重镇，都在淮南和荆襄之间。因此凭魏武的雄武，苻坚、石勒的众多，宇文、拓拔氏的强盛，最终仍不能窥视江南。后唐李氏占有淮南，则可以定都金陵，后来淮南被周世宗占据，其势力便因此而削弱。近年以来，大将拥重兵在江南，官吏在江北守着空城，虽然有天险却没有配置战舰和水军，所以敌人才能够进行侵扰并窥伺江南。现在应该在淮河的东西以及荆襄设置三大帅，屯驻重兵以把守，并分别派遣小股军队驻守周围一些小郡，增加战舰和水军，使他们上下连接，各自防守。敌骑虽然多，也不敢轻易进犯，这样就使得作为江南屏障的淮南和荆襄的势力强大而国家可以获无穷之利。有了守备，然后议讨攻战，分别责令各路，因利乘便，收复京畿和原来的都城。心怀一定要完成中兴大业的志向，当机立断而不失去机会，则可以由一战之胜而从弱变强，建立威望，平定祸乱，诛杀叛臣，清灭强敌，攻战之利，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说到皇上的居留之所，则一定要选择地理位置优越的地方以供驻跸，然后才能制服中外，图谋大业。建康自古号称帝王之都，江山雄伟，地势宽阔，六朝先后在这里建都。臣以前认为，就整个天下形势而言，以皇上居留关中为上策，现在就东南的形势而言，则应当以建康为合适。现在，皇上没有回到故都城，不如暂且在建康驻跸以作权宜之计。希望陛下诏令建康的官员整治城池，修造宫殿，设立官府，兴建营垒，大概形成规模，等待皇上巡幸。因为有了城池人心才不害怕，有了官府才能主持政事，有了营垒才能屯驻士兵，这些是朝廷应该先进行措置的。
“至于西北的百姓，都是陛下的赤子，深受祖宗养护之恩，他们的心未尝一天忘宋。只是被强敌控制，陷于困境，才不能归服朝廷。金人侵宋，上天震怒，西北臣民之中肯定会有人结伙归附朝廷，愿意作为内应。应该给他们以田土，对他们进行封赏，用厚礼加以抚慰。允许他们弃旧从新，使沦陷区的臣民知道有所依靠，无不感激和高兴，更加坚定他们对宋的拥戴之心，这些是在安抚方面应该先行的。
“臣观察到陛下聪明睿智，英武敢为，然而自从陛下即位以来，至今九年，国土没有开辟却一天天减少，国事没有建立却一天天变坏，将帅骄奢而难以驾御，士卒懒惰而没有训练，国家财用匮乏而没有多余的积蓄，百姓被困扰而没有休息之日。陛下虽然忧虑勤苦，可中兴大业，毫无建树，这是群臣误害陛下的缘故。
“陛下看近年来所任用的大臣，慨然敢以拯救天下为自己重任者有几人？国家平常无事时，为人恭谨，注意点廉洁，似乎找不出有什么过错，但突然间国家遭受侵扰需要抵御，就惊慌不知所措，最多不过是奉身以去职，将忧虑和拯救天下的重担，推给陛下罢了。有这样的大臣，不知对国家有什么补益，而陛下也安于保持这种状况？任用大臣就如同用医生，必须先知道其医术可以治病，才能让他用药以求得成功。现在不仔细了解其医生的医术水平就姑且加以试用，虽然一天换一个医生，对于治病也没有什么补益，只是白白加重病情罢了。就近年来总的情况来看，平常时就将讲求和议当成是得计，而将治兵看成是失策；突然间国家遇到变故，就将退职去位当成是爱君，而将挺身而出积极御敌看成是误国。上上下下，苟且偷安，不作长久打算。天下艰难，国势日益衰弱，其原因就在于如此的用人状况。
“现在陛下受到上天的启发，省悟到以前对金人和议退避为不当，亲临前线号召御敌。陛下的天威所至，使金军几十万人，惊恐不敢南渡长江，偷偷趁黑夜撤逃了。对金人和议与用兵，退避与抵御，其结果由此大概可见。然而敌兵虽然已经撤退，但没有受到大的创伤，怎么知道他们在秋高气爽、战马肥壮之时，不再来侵扰我疆土，使我们疲于奔命呢？
“臣日夜为陛下考虑如何制定善后策略，臣想到自古创业、中兴之君主，必须亲冒矢石，亲临战阵而不躲避，汉高祖得天下后，攻打韩王信、陈豨、黥布，未尝不是亲自领兵前行。汉光武帝从即位到平定公孙述，十三年之间，没有一年不亲自出征。本朝的太祖、太宗，攻占惟扬，平定泽州、潞州，攻陷河东，都是亲自驾御战车前行。真宗也曾有澶渊之行，使天下得以安定。这就是所谓开始忧虑勤苦而最终安逸快乐。
“至于退避的策略，可以作暂时打算而不能作经常打算，可以有一次，而不能有第二次，退一步则失去一步，退一尺则失去一尺。以前从南都退到惟扬，于是失掉了关陕、河北、河东；自惟扬退到江、浙，于是失掉了京东、京西。万一有敌人再次南侵，又将退避，不知退到哪里才行？航海躲避金人，皇上冒风浪不测的风险，这是最不能行的。只应当在国家平常无事时，严明政治法律，整治军旅，选择将帅，修造车马，准备器械，屯聚粮食，积聚金帛。敌人来就抵御，等待时机进行讨伐，以光复国土，实现祖宗的大业，这是最上策。臣希望陛下自今以后，不要再作退避的打算，行吗？
“臣还看到在古代一国与敌国改善相邻关系，一般是通过和亲的方式，而在结有仇怨的国家之间，则很少有再派遣使者的。这难道不是因为仇怨已深，最终不能讲好修睦的缘故吗？东晋渡过长江，石勒派遣使者到晋，晋元帝命令将其送来的钱币烧毁，并遣回其使者。对方派遣使者来，尚且还拒绝他，这样怎么能派使者去呢？假借名义僭立之国，其自讨屈辱，对事情没有什么补益，而只会伤害国体。金人制造仇怨已深，知道我们一定会报复，他该作怎样的打算呢？可我们还卑辞厚礼，屈膝相求，金人不会对我们以诚相待，这是肯定的。送给金人的器币礼物，耗费了不少，使者往来之间，使我们坐失士气，可金人还向我们强求我们一定不能依从之事，强制我们以我们必不敢为之谋。像这样最终达不成和议，而只是白白给我们增加烦扰。不仅如此，金人还对我们自治自强的行为，动辄加以妨碍，确实对我们有所损害。金人在二十多年之间，用这种方法灭亡了契丹，困扰着中国，而我们仍没有醒悟。对于是非利害的辨别，人心都是相同的，难道是真的没有醒悟吗？为什么还用这种方法以图万一的侥幸？曾不知这对我们损害很大？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凡存侥幸之心者必定丧失国家吧。臣希望陛下从今以后，不要再派遣使者去讲求和议，好吗？
“这两个主张已经确定，就应该选择应当实施的，以至诚之心加以实施。等到我们治理好政事，使仓廪丰实，府库充足，器用得到准备，士气得到振奋，国家的力量可以用来有所作为之时，即考虑大举进行讨伐，则虽然双方还没有交兵，而胜负的局势已经确定了。
“臣还知道朝廷是国家的根本，藩镇是国家的枝叶，根本稳固则枝叶茂盛。朝廷是国家的腹心，将士是国家的爪牙，腹心健壮则爪牙振作。现在远方有强敌，在近处有伪臣，国家所依赖进行捍卫和防御者在藩镇，所借以进行攻讨者在将士，然而根本和腹心则在于朝廷。只要陛下通过正自己之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界线清楚，则是非分明，赏罚得当，各藩镇自然齐心协力，将士自然听从命令，敌人虽然强大也不值得害怕，对逆臣也不值得担忧，这只取决于陛下的心胸之间罢了。
“臣冒死呈上六件事：一是信任辅弼，二是公选人材，三是变革士风，四是爱惜日力，五是务尽人事，六是寅畏天威。
“什么是信任辅弼？大凡振兴国家、清除祸乱的君主，必有同心同德的大臣相辅佐，就如同一个人身上的头脑和手足，一个家庭中的父子和兄弟，这样才能相互协作和帮助。现在陛下选择人才加以任用，于是能够抵御敌人，捍卫国家，可以说得上是得人。然而臣希望陛下对他们以至诚相待，没有大的过错，则长久任用以责令取得事业成功，不要让小人乘机加以离间，如此则君臣的美德，将传于无穷后世。
“什么是公选人材？大凡治理天下的人，必须得人才帮助，其中创业、中兴的君主，得人才的帮助尤其为多。为什么呢？因为因循守成，大率都根据祖宗的旧制，得中庸人才，也足以共同治理。但在艰难之际，不是卓杰英伟的人才，则对于完成大业很难有什么补益。因此，有大作为的君主，必定有绝世的人才出现，进行参谋和辅助，以完成大业。然而自古怀有超群才能的人，多被小人所忌嫉，或者被中伤为昏暗无能，或者被指责为勾结党羽，或者被诬陷为犯有大恶罪，或者一些细微小节而被当成污点加以大肆宣扬。以道义侍奉君主的人，达不到愿望就退，难于自我举荐，耻于自我表白，虽然遭受深重的诽谤和谴责，也不再自我辩白。如果不是极为英明的君主，深察人情的真伪，怎么能辨别其为无辜呢？陛下即位以来，用人很多，但世人称许为端人正士者，却往往被闲置不用；而陛下睡卧之间，叹息人才缺乏，为什么不稍稍加以留意以达到对人才的详尽了解呢？
“什么是变革士风？用兵与士风，看起来似乎没有联系，实际上两者是互为表里。士风厚朴则议论正直而是非分明，朝廷赏罚与功罪相称而人心信服，这一点考察本朝嘉祐、治平以前便可知道。几十年来，胆小保守之风日甚，议论照顾私情，提出不正的主张，足以使皇上迷惑。元祐时的大臣，持正直意见的如司马光等人，都是国家社稷的大臣，可群臣却冤枉忌嫉他们，指斥他们为奸党，使是非颠倒，政事严重败坏，导致靖康之变，这不是偶然的。臣个人观察到近年来士风非常浅薄，好恶随时而变，贪图取利，以讹传讹成风，这难道是朝廷的福吗？大抵朝廷设置耳目和言论之官，固然曾允许过他们可以根据风闻进行弹劾，但对于大问题，则必须查清事实后才能发言。如果让他们可以不讲求事实，则他们会身藏邪恶，进献谗言，诬陷好人，中伤善良，这些都不是治理政事的方法。
“什么是爱惜日力？创业、中兴，如同建造大厦，堂屋深处，其规模一天便可完成，但召集工人，准备材料，则不是一天便可以完成的。陛下即位，至今九年，境土没有恢复，僭逆之臣没能诛杀，敌仇未报，中兴大业停滞不前，实在是因为开始不建造规模，而后不聚集人工和材料的缘故。边防基本安定之时，朝廷所推行实施的，不过是一些有关簿书期会之类不合时务的小事，至于攻讨防守的策略，是国家大计，则都未曾留意。天下没有不能干的事，也没有不能干的时机。只是失去时机，则小事一天天变大，易事一天天变难。
“什么是务尽人事？天道与人道，其实是一致的，人的行为，也就是上天的行为。人完成属于自己的事务，则上天必与之相适应，这是自然的符合。因此，创业、中兴的君主，尽力完成属于自己的事，而将成功归于上天。现在未曾完成人事，敌人一来自己就先委曲退让，却想求责上天成功，能行吗？臣希望陛下诏令二、三个大臣，同心协力，尽力完成人事以适应天命，则恢复疆土，剪除敌害，迎回二位先帝，必定为期不远。
“什么是寅畏天威？上天对于君王，就像父母对于子女，爱之达到极致，则对他们的劝戒也达到极致。因此，君主对于上天的劝戒，必定恐惧反省，以达到真诚地敬畏。连年以来，天象混乱，太白星白天出现，发生地震和水灾，或者久阴不下雨，或者久雨不天晴，或者暑天寒冷，本是正月朔望日，却出现日食。这些都是上天眷念保佑陛下，对陛下的反复叮咛，直至劝戒。希望陛下以至诚之心，修正过失之处以应天变，则天灾可变为吉祥。
“所有这六个方面，都关系着中兴大业，是陛下应该先行实施的。
“现在朝廷人才不缺，将士够用，财用有剩余，足够用来完成中兴大业。陛下正年青气盛，想成就大事业，施行什么不行？关键在于改正以前的老路子，果断加以推行罢了。过去唐太宗说魏征敢言，魏征答谢说：‘是陛下引导臣发表意见，不然，臣怎么敢指责陛下的过失呢？’现在臣没有魏征敢言，但尽可能表明臣下的想法，则也是臣极力想做到的。希望陛下宽恕臣下的愚蠢和率直，而取臣下的拳拳忠心。”
李纲的奏书呈上，皇上阅后下诏给予嘉奖。李纲被授任为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朝廷传旨，令李纲赴朝廷奏事。绍兴六年，李纲到达朝廷，高宗在内宫召对。当时朝廷正锐意于用兵进行讨伐，李纲劝阻，认为现在用兵有四个方面不当，有五个方面措置没有完备，有三个方面应该加以准备，有二个方面应该做好善后工作。
宋军与金人和伪齐军在淮河、泗州一带相持达半年之久，李纲奏说：“两兵相持，非出奇进行袭击不能取胜，希望立即派遣骁将，从淮南联络岳飞作为掎角，进行夹击，大功可成。”不久，宋军不断告捷，刘光世、张俊、杨沂中在淮河、淝水一带大败伪齐兵。
皇上出发巡幸建康。李纲上奏请求更加修造战守器具，在淮河沿线修筑城垒，并且说：“希望陛下不要因为去年冬天多次胜利而放松自己，不要因为目前形势初步安定而自安，凡是可以实现中兴之治的都加以实施，凡是可能损害中兴大业的都加以清除，必须以修政事，信赏罚，明是非，区别邪恶与正直，招徕人才，振作士气，爱惜民力，顺应众心为先务。这几个方面已经具备，则将帅和睦，士卒乐于战争，用兵进行讨伐哪有不胜的呢？”
驻守淮西的郦琼以所部叛投刘豫，李纲条列有关朝廷措置不当，非常令人痛惜以及应该吸取以前教训以为将来打算等共十五个方面的事情，用奏书呈上。张浚引咎解去宰相之职，有人将这比为汉武帝诛杀王恢之事。李纲上奏说：“臣了解到张浚罢相，有人将之比为汉武帝诛杀王恢。臣担心智谋之士由此缄口不谈兵事，忠义之人抱肘而无处泄愤，将士瓦解而不听从命令，州郡望风撤逃而不再有人坚守城池，陛下将靠谁来立国呢？张浚措置失当，确实有罪，然而他的区区报国之心，值得同情。希望稍微给予宽谅，以责令他为朝廷效力。”
当时皇上准备巡幸平江，李纲认为平江离建康不远，空有退避之名，不应该轻易行动。又上奏说：
“臣听说自古以来用兵以成就大事业者，必须稳固人心，振作士气，占据有利地势而不肯先退却，尽力做好属于自己的事情而不肯先屈让。因此楚、汉相持于荥阳、成皋之间，高祖虽然屡次失败，但不肯退却尺寸之地；割让了鸿沟之后，项羽引兵向东，于是有在垓下之战中的败亡。曹操、袁绍战于官渡，曹操虽然兵弱粮乏，但荀彧阻止他退避；袁绍的辎重被烧毁后，引兵回撤，于是导致丧师于河北。由此看来，今天之事，怎么能因为一个叛将的缘故，就望风畏敌，急忙自己退避屈让呢？果真采用这个建议，军队撤回之后，人情动摇，人心不稳，士气衰退，没有斗志。我退敌人进，使敌人能够南渡长江，得一邑则守一邑，得一州则守一州；得一路则守一路；乱臣贼子，狡吏奸民，起而加以依附，如虎踞鸱飞，到那时陛下虽然想车驾返回，在荆棘瓦砾之中再建朝廷，也不可得了。
“如果因为敌人骑兵冲突，不得已而暂且躲避，还说得过去。现在疆场没有警报，兵将没有失利，朝廷正好可以以往事为戒，治理军政，慎重号令，严明赏罚，更加致力于防守。却急忙提出要躲避金人，使人心慌乱，这样抛弃前功，导致后患，自取失败，岂不太可惜了。”
绍兴八年，王伦出使金朝返回，李纲得知，上疏说：
“臣得知朝廷派遣王伦出使金国，奉迎二帝的棺木。现在王伦返回，与金国使者一起来，却以‘诏谕江南’为名，不写‘国号’而称‘江南’，不称‘通问’却说‘诏谕’，这是什么礼节？请让臣试为陛下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金人毁坏我宗社，逼迫二位先帝，幸而陛下顺应天意和民心，光复祖业，从我们看金人，金人是我们的仇敌；从金人看我们，则我们是金人的心腹之患，岂有再可讲和的道理？然而朝廷之所以络绎不绝地派遣使者去通问，卑辞厚礼，无所吝惜，是因为二位先帝在金国之中，为了亲人屈辱自己，是出于不得已才这样，这还算说得过去。到去年春天，二位先帝去世的消息传来，朝廷派遣使者去迎回棺木，速去速回，开始时不得要领。现在王伦出使，开始以奉迎棺木为目的；可金国使者来，却以诏谕江南为名，循名责实，已自相矛盾，由此金人意图欺骗朝廷而制造后患，不待问而可知。
“臣远离朝廷，虽然不完全知道其中的详细情况，然而根据愚臣的猜测，金人以这个名义派遣使者，其强求大略有五个方面：必定颁降诏书，想要陛下屈体降礼以听命，这是其一。必定有赦文，想要朝廷宣布，颁示给各郡县，这是其二。必定签定条约，想要陛下奉藩称臣，听其号令，这是其三。必定要求每年贡献财物，加大数目，使我们坐以受困，这是其四。必定要求割让土地，以长江为界，想完全占有淮南、荆襄、四川，这是其五。这五个方面，朝廷如果答应其一个方面，则大势不可再挽回了。
“金人狡诈不测，贪婪无厌，即使听从他们的诏令，奉藩称臣，他们的心意仍不会满足。必定会继续有号令，或者让陛下亲自前去奉迎棺木，或者让陛下单个人去朝觐，或者让陛下改换将相，或者让朝廷改革政事，或者拼命收取租赋，或者一步步侵占我疆土。听从他们则天下秩序大乱，如果有一个要求不听从，则前功尽废，反而为用兵制造了借口。认为作为权宜之计，暂且听从金人的强求，可以不后悔的人，不是愚蠢就是欺佞。如果是国家的势力薄弱，果真不能用以使自己振兴，出于不得已才采用权宜之计，还不无不可；何况疆土之广大仍有半壁天下，臣民之心都拥戴大宋，如果与有识之士一起谋划，还可以有所作为，怎么能够忘记祖宗的大业和生民的期望，不考虑也不打算，急忙自认屈服，希望苟延性命于旦夕之间呢？
“臣希望陛下特别予以留意，不要轻易答应，诏令群臣，辨析其中利害和可以长久的计策，选择好的加以采纳实行。”
奏疏呈上，其主张虽然与众人的议论不合，但皇上不把它当作是违抗，说：“大臣应该这样。”
绍兴九年，李纲被任命为潭州知州、荆湖南路安抚大使，李纲上书极力推辞，他说：“臣迂腐而不善于明哲保身，动辄上书烦扰皇上。现在臣刚从江西罢职不久，又承蒙恩赐，委以帅权。过去汉文帝听说季布贤能，将他召来，不久又将季布罢免，季布说：‘陛下因为一个人的称誉而将臣召来，又因为一个人的毁誉将臣罢归，臣担心天下人由此窥测陛下的深浅。’当然臣之进退不过一件区区小事，算不了什么。然而，几年之间，臣频繁上下，不仅有损于陛下知人善任的英明，也有损于国体。”高宗下诏说由于李纲连续上书坚持推辞，不想过分违背其意愿，同意李纲的请求。第二年，李纲去世，享年五十八岁。讣告传来，皇上表示哀悼，派遣使者携带财物，抚慰李纲的家属，并给予丧葬费。李纲死后，被赠为少师，其亲族十人分别被朝廷授予不同官职。
李纲颇孚众望，一生心系社稷和百姓的安危。虽然有时不被朝廷任用，即使被任用但时间不长，然而其忠诚义气，凛然震动远近。每次朝廷派遣使者至燕山，金人必问李纲、赵鼎安否，李纲被金人所畏服由此可见一斑。李纲著有《易传》内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论语详说》十卷，文章、诗歌、奏议百余卷，还有《靖康传信录》、《奉迎录》、《建炎时政记》、《建炎进退志》、《建炎制诏表劄集》、《宣抚荆广记》、《制置江右录》。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079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