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六 列传十六　刘颂 李重

刘颂传

　　刘颂，字子雅，广陵人，是汉代广陵厉王刘胥的后代。刘家是世代名门望族。周郡还有雷、蒋、磣、鲁四姓，都排在刘姓后面。时人为此说到：“雷、蒋、磣、鲁，刘为最祖。”刘颂的父亲刘观是平阳太守。刘颂年少时明辨事理，被时人称颂。考察后推荐为孝廉、秀才，他都不就任。晋文帝征召为相府掾，奉命到蜀地出使。当时蜀地刚平定，百姓饥饿土地荒芜，刘颂上表请求赈贷，没等回报便实行，为此被除名。

　　晋武帝继位，授尚书三公郎，掌管法律，审理冤狱。几次升迁至中书侍郎。咸宁年间(275～279)，诏书命刘颂与散骑郎白褒巡视安抚荆、扬两地，因出使符合皇帝旨意，转官黄门郎。升为议郎，任廷尉。当时尚书令史扈寅无罪下狱，诏令刘颂考核究竟，刘颂坚持无罪，扈寅才得以免祸，时人把他比为汉代的张释之。他在职六年，号称最详察公平。时遇吴国平定，诸将争功，派刘颂考核此事，刘颂定王浑是上功，王濬中功。武帝认为刘颂持法失理，贬为京兆太守，还没就任，又改任河内太守。临行前，上奏有利国家之事，多被采纳。郡界有很多公家主办的水碓，阻塞流水，渐成水灾，刘颂上表废除，百姓获得方便。不久因母死去职。服丧期满，除任淮南相。在职期间严肃公正，很有政绩。先前修治芍陂，每年用几万人，当地豪强互相兼并，孤独贫穷的人失业，刘颂让当地人戮力同心，按功劳大小获利，百姓称他公平。

　　刘颂在郡内上疏说：

　　现在民间少名士，百官无高才，是什么缘故呢？公正的评论不引进，人们不树立好品德，行为苟合取容，所以没有名士。下面无专门机构，又不实行考核官吏的制度，官吏不竭尽臣节，所以没有高才。没有高才，就有憎恶世俗的事；缺少名士，后来的入仕者就没有标准，所以我想制定考核和采纳公正的评论的制度。追求富贵而厌恶贫贱，人理如此。圣明君王完全熟悉万物人情，知道人欲不能除去，所以使公私的利益齐一，却使达到公私之利的途径曲折相通，使那些想富裕的人必须先从贫困开始，想要显贵的人必须先安于贫贱。安于贫贱就不会自负贤能，不自负贤能然后才会对廉耻严肃；守住贫穷的人一定会节制私欲，节制私欲然后操行保全。用这种态度处理公务，才会尽心公职。尽心公职的人是富贵之徒；因为没有私心的人最终得到他的私利，所以说公私的利益是相同的。现在想富裕的人不经过贫困就能得到富裕，想显贵的人不用安于贫贱就能得到显贵，公私的道路既已乖戾而人情又不能没有私心，私人的利益不能从公家得到，就常常背弃公家而从事邪门歪道。因此风骨气节一天天倾颓，公理渐渐废弃，人们求富贵，不是遵循法制获得的。以此为政，小治和大治难以期待。然而政教颓废由来已久，难以一朝改正。外加世风放纵奢侈、钻营贪欲之人比肩，群士糊涂，平庸和能干相似，不可马上肃清，晋升和贬黜也不可完全不同。再说政教不求尽善尽美，善在遏止过失，同样奢侈之中，还有更奢侈的，要使那些愚昧地纵情享乐的人，失去那显荣的富贵，瞬间处在不洁净之地；约束自己洁净朴素的人，受到节俭品德的回报，位列于清官之上。两类人清浊分流，使他们各有所报。然而世俗放纵奢侈，不可马上肃清，所以我私下想，希望先从事于疏导工作。

　　天下特别大，各种事情特别多，国君又只有一个，跟天上的太阳一样，所以不是靠耳闻所能周览的。因此圣王的教化，是执掌精要而已，把各种事务委托手下而不用琐事束缚自己。分掌职务已定，不必参预其事，并非怕忙碌到太阳偏西的辛劳，也不牵涉到安乐的考虑。的确是因为政体应该如此，事物的趋势致使这样。为什么？创造谋划的开始，而对昏暗是非，区别能与不能，是很难详察的。已经施行，根据成功失败，区别功劳罪过，是很容易识别的。容易识别在于考察结果，难以详察在于创业开始，所以人君常常居于易识就安定，人臣不处在难察的开始就混乱。现在陛下每每精于事情的开始而略于考察结果，所以众官吏考虑事情怀有成败忧惧的分量小，而粉饰文采来躲避眼下的谴责分量重，这就是政治不好的原因。而今人君能经常居于易识，掌握大权驾御臣下，然后臣属的功绩罪过显现在成败得失的事实中，无法逃脱诛罚或奖赏。所以罪责不能隐藏，功劳不能谎报。功劳不能谎报，有才能的人就劝勉；罪责不能隐瞒，乖戾简慢之人就一天天肃敬，这就是治国的大要。我私下认为陛下的想法，旨在尽善，担心政事有差错，所以精心考虑事情的开端，以求没有过失，又因为百官中胜任的人少，所以不把事务委托臣下，宁可自己辛劳到太阳偏西。以我愚钝的想法，认为现在想要尽善，就应考察结果。为什么呢？因为精虑开始难以考核。另外百官多不胜任，也应该交办事务，使能臣得以成就功业，无能之人得以显露失败。失败显露可以废除，功业成就可以继任，这样以后贤能的人常常在位做好事情，昏昧愚劣之人就不能白拿俸禄伤害政事。像这样坚持下去，那么胜任的人逐渐增多，稍稍经过几年，就连下层官吏也普遍得到能士了。这种考核才能实绩，是政治的重要事务。现在国君不交办事务期待成功，却跟臣下共同谋划事情开始，那么功绩罪责就难以分辨。下臣不主事，在职不久，所以能干与否不能区别。凭什么验证呢？现在的官吏绝对不会都有才能，也绝对不会都是办事拖沓无能之人。可是现在想推举一名忠贤，却不知奖赏谁；找一个败坏职守之人，却不知惩罚谁。至于被罢免屏退的，是自己犯法罢了，并非因为他们无能。升官晋级的人只是凭累积的资历以及民间的赞誉而已，并非他们有功劳实绩，如果说不是这样，那么当今的朝政不符合圣君旨意，这就是验证。陛下用现今的办法执政将近三十年，可是功绩没有日新月异，其过失在哪里？古人曾说过：“琴瑟不协调，严重的就要改弦更张。”我所说的，实在是政体的常规，不过古今不同时宜，所遇的时事不同。陛下您即使不能全部坐享其成，对臣下全部交办事务，至如现在应奏明圣上的事，免除不急之事，使重要的事务能精简大约三分之二。

　　古时候六卿分守职责，太宰为六卿之首。秦汉以来，九卿官职，丞相总管。现在由尚书专断裁决，其他卿士相助促成，对古制来说是重复设职，按事理而言不是必须，可是现在不能省并。可以把众事交付宫外官署，让他们专断，尚书是总管，跟丞相的职责一样，只有主法度，创典制，断死生，除名籍，定流放，议罢免等大事，以及连年的财赋收支之事，台省才上奏处理。其余事情外官都可以专断，年终由台阁考校功绩罢了。这是九卿开创事业的开始，决断行事，尚书主宰，以赏罚为准绳，那形势一定超过考核官吏成绩，掌管人们的错误过失。眼下亲自掌管的人动不动受到上面的成制的约束，上面所犯过失，不能再怪罪下级，年终事绩不建立，不知该责罚谁。监察的官吏按法律推举的罪责，刑狱官查证完全属实，法官根据陈辞坚守条文。大体虽然相同，可等到使用时，监察官跟那执法刑狱官的实践应小有差异。刑狱官重事实，法官重法律条文，监察官却要举大事略小事，为什么呢？那细小的过失缺点，谬误之处，这是人们常情中所一定有的，如果都用法律纠正，那么朝廷内外，没有十全十美之人，这就是人们所说本想治理却反而混乱的情况。

　　所以善于为政的人抓住纲要，而使法网宽松，抓住纲要则所搜罗的广博，法网宽松则小事必定疏漏，所搜罗的广博为政就不苛刻，这是为政的关键。可是自从近世以来，为监察官的，大体是大纲不张，而小错必举。小错不足以伤害朝政，列举小错则小事更加混乱；大纲不张，就会豪强横行肆虐，豪强横行肆虐，那么百姓就失去职业了，这是使所急之务错乱颠倒的原因。现在应该让有司恢复常规之政，使天下能长于教化。做到这样并不难，国君不以琐碎的案牍为善，一定要求得冒犯强权、荐举罪过的奏章，论处完全公正，那么伤害国政的奸佞自然被擒了。那些罪大恶极冒犯朝政祸乱万民百姓的罪人，大都出自富强之人，豪富之人势力足以使人惧怕，财货足以满足欲望，因此当地官长顾忌势力而搁笔不奏。下面官吏放纵了奸佞，又害怕所主管者责备没有举报，就用细密的法网来搜罗细小的罪过。致使弹劾的奏章相连，貌似尽心公职，其实歪曲法律、依法不明的现象就已经在其中了。不但对政体没有好处，公正的议论也因此而倍受伤害。古人曾说过：“君子的过失，如同日蚀。”又说：“错了能够改正。”又说：“不犯两次一样的错误。”以上几句，都是说贤人君子不能没有错误的话。只要不达到伤害政治的程度，就都是朝政所应疏漏的；如果所犯罪行很重，然后才用国法治罪，这是举罪行深浅为例来说明。

　　所以君子能成全美德使政事完善，不善之人一定遭受杀戮警告众人，这是治理国政诛戮赦免的标准。为什么呢？所谓贤人君子，如果不能没有过错，小毛病不可以废弃其身，却总是绳之以法，就有愧于圣明的时代。为什么呢？虽然有所触犯，但所犯轻重很不同，而在士人君子心中虽受到的责罚不同可是名称却没有区别，所以不法之徒能够引用这些名称自行仿效，迷惑众听，由于名称混乱，要凭借人力使它正直，所以公正的议论倍受伤害。大凡列举过失弹劾邪恶，是将要肃清讽刺议论，整饬当世的正统思想，现在列举小过失，公正的议论更加颓丧。因此圣人深深了解世情通达政体，所以他们说：“不因一次小过错掩盖大德。”又说：“赦免小过失，举荐贤才。”又说：“不要求一个人十全十美。”所以皇冠的前面悬着玉串，皇冠两旁用绵制物挡住耳朵，意思是审断善恶一定要取突出的，然后才能既简明又不疏漏，大罪必遭诛戮，法制禁令容易保全。为什么呢？伤害法制在于犯大错，如果谨慎小心地搜集细小过失，无异于把兕牛豹子放在大路上，却禁止老鼠在墙角缝隙偷窃。古人有言：“鈇钺之刑不用，而刀锯却日渐用旧，不能为政。”这是说大事缓慢小事苛急。现时政治的失误，稍稍有这种情况，陛下应反其道去探求，就能达到所追求的目标。

　　权宜之制不可作为常道，政治乖谬不可保持安定，这是说进攻防守的方法不同，百姓虽然愚钝，希望不会凭空产生，必定因时事而发。有原因而发出的期待不可改变；事情变化与以前不同，则时势不可违背。圣明君主通晓政体，适应趋势之快，不等下车，所以行为能合乎事情的时机，广泛得到人情。先前魏武帝曹操分割天下，使人们差役和居住去处各在一方；既是事情形势所需，又是有意而为，权且假借一时，以奔赴所追求之事，不是正典。可是迟疑徘徊至今，积年累月而不改，百姓虽然身受其困，却不生私怨，的确因为三方割据没有全部平定，知道时势不可以谋求安定的缘故。因此甘心服役如同回家，面对危险如同平安。等到平定吴国之时，天下向往安宁，而东南两方的六个州郡的军队，将士和武官，戍守长江之外，有的负责京城水上运输，父亲在南儿子在北，家室分离，都不安定。又不服水土，运输的差役辛劳困病，并且有死亡的祸患，其势不能持久。这应该广为安置，以符合众人的愿望。魏氏错误的差役，也应改从旧制。这两件事各尽情理，那么百姓感怀天子恩德，讴歌生逢盛时一定是现在的十倍。自从董卓作乱直到如今，将近百余年，四海辛劳疲病，百姓困苦到极点了。天下归为一统，从今日开始，万民思念安宁，不是幻想。不过古今时宜有异，所遇不同，的确也不能希望遵循昔日的旧法，任他们放马养牛；但是让受各种杂役的人不出封国，军卒在他乡里执事，实在是可行的。即使不能全部这样做，只要全部合理，就可安定三分之二，官吏的差役可以在千里之内。只要像这样，天下所蒙恩的人就已经不怨恨了。

　　政务头绪多，不完全合理的世事，很难用此疏遍举，提纲挈领，大要有三条。大凡政治要宁静，宁静在于止息差役，止息差役在于无为而治。仓库要充实，充实在于对农民有利，对农民有利在于官府平衡粮价。为政要讲究信用，讲究信用在于选拔贤能，选拔贤能在于为官日久，为官日久不难，连任同一级别，除非才干合宜，一般不转任他职以完成最终的考核，其事就好了。官府平价售粮已有成制，不完备的可以补充周全，五谷就积聚了。无为不是别的，去掉辛勤的劳作，抑制貌似有益而实际有害的功利。如此而已，则天下就安定了。这三条已经实行，即使不能敦厚教化，也可以安定国家而有余了。君王的利益，在于让天地自然的财物生长，农业就是这样。国家所树立的都是为了这一方面，就的确会有功德利益。如果妨碍农业，都务求止息，这只是貌似增益实则有害之类。然而现在国家自有必须做的事，不能停止，或者用功很少而成就很大。眼下去做，虽然稍有废弃，可此计最终要获大利益。劝农之官有十倍百倍的好处，或有妨害，开始好似不急，最终成为大患，应该加倍用功，以防止他加剧。如果黄河汴水将合，沈莱之役果真有利，那些劳役就不能停息。诸如此类，也是不得已的。然而事情要考虑缓急，权衡轻重，除非近期像这一类事，可以此为标准，才可以兴起劳役，其余的事都要力求静息。然而能够善于计算轻重，权审时宜，知道可兴可废，是很难明了的，除非智力特出，才能高远之人；否则，不能担当此任。开创美好的基业，功勋在于把基业传给子孙，让后代赖此安定。基业安定，即使昏庸也是圣明，即使愚钝还算聪智。成就世代功业的人，其实是善于教化，旨在安国。至于修饰官署，各类劳役常常伤于过分奢侈，不必担心功役不兴，这些都是将来不待陛下而自己能干的事。至于承蒙前代绪业，需要依靠圣君的，实在是留传好的风尚维系人心，威烈匡扶幼弱，如今辛勤劳作的事不是后代必须之事，却伤害了后代所依仗之事。权衡这两样，哪是当务之急，陛下稍加考虑仔细选择安定基业的办法，那么治国大理就完善了。

　　世上的私下议论，把陛下跟汉文帝相比。我以为圣德的好坏，将在以后，不在当今。为什么呢？陛下如龙飞凤翔，应天命即位，已有创基业的功勋了，扫灭强大的吴国，出征南海，又有业绩。凭借天子的显贵，却亲自奉行平民布衣所难之事，孝顺节俭的美德，冠盖百王，也已具备了。履行应做的事不论巨细，动则成为法度，又具备了。如果使自身朝政美好，建立牢固的藩屏，使晋代天长地久，后世瞻仰遗迹，考核功绩，实可以跟商汤周武媲美，哪里只是汉文帝呢！我的这些话，不是我褒扬君上饰美的虚辞，事实确实如此。如果赖以资助天下安定的办法不尽合适，那么恐怕好史官记载历史功勋，也不能褒扬弘美，很是可惜。然而不能让执掌朝政的大臣参与谋划，陛下经过较长的时间，最终定会有所成就。希望陛下稍稍留意我的话。

　　元康初年(291)，刘颂随淮南王司马允入朝。时值诛杀杨骏，刘颂在殿内屯聚卫兵。当晚，诏书让刘颂任三公尚书。又因上疏议论律令，为时论所称美。过了很长时间，转任吏部尚书，建立九班之制，要让百官居位望升迁，考核能否，以明赏罚。时值贾充、郭彰专断朝廷，入仕者都想快点晋升，刘颂的方法最终未实施。

　　及至赵王司马伦残害张华时，刘颂哭得很伤心。后来听说张华的儿子得以逃脱，高兴地说：“茂先呀，你还有后代呀！”司马伦的同党张林听说此事大怒，怕刘颂主持公道而不能伤害。孙秀等人推崇司马伦的功劳，应加九赐，群僚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刘颂却说：“过去汉代赐给魏代，魏代赐给晋朝，都只用于一时，不可以通行。现在宗庙太平无事，虽然宠后被罢退，权臣被诛戮，但汉代周勃诛灭诸吕，推崇孝文帝，霍光废除昌邑王刘贺，推崇孝宣皇帝，都没有受九赐之例。违背旧典而习于权变，并非先王之制。九锡之议，请不要实行。”张林忿恨不已，以为刘颂是张华的同党，准备残害他。孙秀说：“诛杀了张华、裴危页已经伤害我们的声望，不能再杀刘颂。”张林这才罢休。于是任刘颂为光禄大夫、门施行马。不久病死，天子派使者吊唁，赐二十万钱，一套朝服，谥号叫贞。中书侍郎刘沈提议，刘颂当时是少辈，应该赠号开府。孙秀一向憎恨他，所以没同意。刘颂没有儿子，收养其弟刘和的儿子刘雍也早死，便以刘雍弟弟刘翊的儿子刘𨻳为嫡出长孙，继承封爵。永康元年(300)，诏书认为刘颂诛灭贾谧督理众事有功，追封为梁邹县侯，食邑一千五百户。

　　当初，刘颂把女儿嫁给临淮的陈矫，陈矫本是刘姓的儿子，与刘颂是近亲，出外寄养姑姑家，改姓陈。中正刘友讥讽他，刘颂说：“舜的后代姚姓、虞姓、陈姓、田姓本是同一支系，可是世代都有婚姻关系，礼法并不禁止。现在与此同理，结婚完全可以。”刘友想条疏上陈，被陈骞制止。所以没被弹劾。刘颂问明法掾陈默、蔡畿：“同乡里谁最委屈？”两人都说：“刘友委屈。”刘颂改变脸色呵斥他们。蔡畿说：“刘友以私议冒犯你是很不对的，可是乡里公论说他委屈。”后来刘友征召为公府掾、尚书郎、黄沙御史。


李重传

　　李重，字茂会，江夏钟武人。父亲李景，任秦州刺史、都亭定侯。李重少时爱好学习，有文章辞彩；早年父母双亡，同几个弟弟居住，以友爱著称。二十岁当本国中正，谦让没有就职。后来当始平王元勰的文学，上疏陈述九品之制道：“先王议定制度，根据时代不同而因循或改变，因循或改变的根据，只求变得适宜。九品制始于时局动乱的魏代，战争年代的政治，确实并非治国而不改的法律。检点防范的方法变得琐碎，验证刑律的办法失去实情，所以朝廷与民间的议论都说驱使人们改变风俗，弊病很大。可等到议论改制时，又以为可疑。我认为改变旧法创立新制，应当先全面了解通塞利害的道理，因为要制定实施，使体例畅通没有阻滞也不容易。古时候诸侯治国，封地有常，侯国有固定的君主，人们没有其他期望，卿大夫世袭俸禄，仕人没有越位的想法，臣属也没有越境的交往，上下政体牢固，人们的品行归于厚道。秦朝与此相反，废除诸侯设置郡守，风俗浅薄便从此兴起了。汉朝改革旧弊，斟酌损益周、秦制度，建立了诸侯和郡守两制，也让分封的土地不变，管民政的地方官都各举贤能，贡士凭乡议任用，事情合乎圣典，可与三代比迹。而今圣德兴隆，光泽普照全国，万民仰慕，欣慰自己遇到了太平盛世。然而承继魏氏凋弊的政权之后，优秀人才离散、逃亡，仕人没有固定的朝廷任职，百姓没有固定的住处，郎吏蓄养在军府，豪右聚集在都邑，世事错乱混杂，与古制不同。所以九品制废除之后，应该实行移徙之例，允许互相合并。并申明贡举之法，不让它在各地泛滥，这样，士族官吏的等级不用分自会平均，就连土断法事实上也实行了。另外，设置百官，应着眼于等级少任职久。等级少，则人心安定；任职久，则政治教化成功，才能优劣显现，这就是三代能直道而行的原因。我以为选拔按九等之例，是当今要事，应该施行。圣明的君王知道治理天下艰难，常常从容易的事做起，所以把政令放到民间去修改，这样，平民百姓都是有司。如果任命不当所任，事情没有经过检验，那么即使竭尽聪明才智，也不能使它安定。由此看来，果真能让二者都实行，就能人人想到返回本性，在乡里修养品行，浮华奢侈自然平息，谦恭礼让就日益兴隆了。”

　　升任太子舍人，转任尚书郎。当时太中大夫恬和上表陈奏当办的事，称举汉代孔光、魏代徐干等人的观点，让王公贵族以下使用奴婢限定人数，以及禁止百姓变卖田产房屋。中书同意，让主管者制定条例。李重上奏说：“先王的制度，士农工商各有所职，不改变他们的职业，以便人们生活富裕，各尽其力。《尚书·周官》用土均法，经略土地用井田制，区分五类地形的物产和九等贡赋的序列，然后公私制度有规定，境内平均统一。自从秦朝立田界，建郡县制，古代的制度就已沦落。到了汉朝、魏朝，因循旧法的踪迹，王法中严格要求的，只剩下服饰器物车马有贵贱的区别，使人们不能越位比拟而搞乱尊卑等级罢了。至于奴婢是私人财产，实际上都不曾为此限制过。太康八年(287)的《己巳诏书》申明律令，所有的士卒百工以上，配备衣服车马都不准违背礼制。如果一县在一年中有三家违犯，洛阳县有十家以上违犯，就罢免该县长官。如同诏书的旨意，法律已经严明。现在像恬和所陈奏称举孔光、徐干的议论，就只会使衰乱之世更加奢侈，是当今皇上的祸患。如此说来，兴盛的汉朝不议论这种制度，孔光等人制定却没有执行，并非疏漏或来不及，也不是有用而不实行。大抵因为诸侯的法制已经失落，井田之制又未恢复，因而君王的法令不能约束人们的私行。人们的田产房屋既然没有一定限额，那么奴婢的数量也就不应该限制数额，只怕制定个空法令确实琐碎又难以检察。现在圣明的制度，每每崇尚简单易行，法律禁令已经具备，恬和的陈奏无所施行。”

　　另外，司隶校尉石鉴上奏，郁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管辖的人，请求把他召回；尚书荀恺认为边远郡地不是人情所乐意的地方，上奏对介登降级任职。李重反驳道：“我听说立法没有特例，因为要使众人一齐检举邪恶，不是一定要另找事由开脱，常理是没有什么遗漏的。因此所阻塞的少，所成全的多。现在像介登这样的远郡很多，如果同意他降职留任，动辄成为准例，我担心平庸之辈倚仗边远，必定会有贪污纳贿的忧患，这不是肃清王化、安宁边域的办法。我以为应当依石鉴所奏，先召介登还朝，以致使体例符合常法，不因地域远近而制度不同。”下诏同意。

　　太熙初年(290)，升迁为廷尉平。他批评廷尉上奏邯郸醉等，文字繁多不录。经过两次升迁为中书郎，每逢大事以及有疑问的奏议，总是参阅经典处置决定，大多都施行。升迁为尚书吏部郎，致力于抑制浮华豪奢，从来不通私事谒见，特别留意隐逸之士，因此有才能的人都被选拔举荐，选拔录用北海的西郭汤、琅王牙的刘珩、燕国的霍原、冯翊的吉谋等为秘书郎和诸王的文学之职，所以海内没有谁不归附他。当时燕国中正刘沈推荐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同意，刘沈又抗命到中书处为霍原上奏，中书又委托司徒讨论。司徒左长史荀组认为：“寒素，应当是门庭清寒、自身清白，又没有世袭资本的人。霍原是列侯，有显贵的地位佩有金印紫绶，先前在民间经商，后来才从事学业，年少和年长时职业不同，过了而立之年才立名，民间的称誉不普遍，德行礼义不为人知，不应当授以寒素之名。”李重上奏说：“谨按照《癸酉诏书》上所说，廉洁礼让应当推崇，浮华豪奢应当罢黜。如有要求自己谦虚谨慎、出身贫寒、历史清白、恭敬执事的人，应当优先。按诏书的意思，以二品为资格，或许会遗失廉洁谦逊之士，所以设寒素这个名称以表明崇尚美德的言行。司徒总管人伦，掌管国家教化，应当务求评论严肃公正，使风俗教化统一。然而古代品行高尚之士，或者在岩穴栖身，或者在丘园隐迹，或者克制自己恢复礼制，或者上百岁讲述大道，行止不语，只追求道义所在。因而不能因为年纪大小或职业不同，就怀疑他所保持的美德，甚至要求他自始至终职业相同，这也不符合一定要在人伦方面与他人相比的大义。的确应当让邦国同乡的人考核，让推荐的人审察。刘沈当中正，亲自执事铨选之事。他陈述霍原隐居厉志，厚古好学，求学不为获利，行事不求美名，隐迹于深山，致力于道艺，外表不显露入世之容，内心有隐逸山林之节，操行修成美名树立，缙绅士大夫仰慕他，执礼求学的人千里响应，确实有荀况与孟轲的风范、严君平和郑子真的节操。当初举荐霍原，事先征询侍中、领中书监张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华轶的意见。离开三年，各州的人还朝，幽州刺史许猛特地报上霍原的名字，把他比作子夏，请求加级征召聘用。正如刘沈所列，州郡同行的评议已经举荐，又有刺史表疏推举，像这样还说民间赞誉不多，德行礼义不为人知，舍弃考核验证的事实，又没有正大光明的理由，却要废除刘沈的推荐。再说委任二品，并非要求完备。只是霍原立志在深山，修述儒家学说，其义值得嘉奖。如果又废弃，将会违背幽州的期望，伤害仁德的政教。按诏书要求的旨意，应为二品。”下诏同意。

　　李重和李毅都是吏部郎，当时王戎是尚书，李重以高尚的节操见称，李毅以渊博的知识见长，虽然二人所持不同，但都身居要职，王戎以识鉴对待他们，各得其所。李毅字茂彦，旧史书缺少他的行踪事迹。当时朝官权力大，地方官权力小，外加等级烦多，李重评论此事，见于《百官志》。他又上疏说：“凡是山林躲避圣恩的隐士，虽然违背时世，出入不合法度，但先王却允许他们这样的原因，是嘉许他们内心的高尚道义。以前先帝担心风俗凋弊，想恢复纯朴，便咨询朝臣，访求隐逸之士。咸宁二年(276)首先征召安定的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四年(278)又征召朱冲为博士，太康元年(280)又征召朱冲为太子中庶子，虽说他们都因疾病未到任，但朝廷内外都心悦诚服。陛下您远远超过先帝的礼贤下士，我寻访朱冲所在的州邑，人们说他虽然年事已高，而志向气节仍然弘大，沉醉于大道，穷究其奥秘。到老了而更有新意，节操纯正，所居之地风俗为此改变，这的确是栖身山林德高望重的人，足以为世人表率而使风俗敦厚。我以为应该赐圣恩，趁他还活着，加赠优厚的赏赐任命。”当时朝政混乱，最终也没实行。出任行讨虏将军，平阳太守，崇尚德行教化，修建学校，表彰忠厚的品行，选拔贤能，清正简朴没有私欲，自身品行端正，率领下属，在任三年，弹劾罢免了四县官长。弟弟李嶷死后，上表离官。

　　永康初年(300)，赵王司马伦任他为相国左司马，因忧虑成疾而死，时年四十八岁。家中贫穷，房屋狭小，没有出殡的地方，下诏在典客署治丧。追赠为散骑常侍，谥号叫成。儿子李式，有美好的名声，官至侍中，咸和初年(326)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