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四 列传六十四　隐逸 孙登 董京 夏统 朱冲 范粲(范乔) 鲁胜 董养 霍原 郭琦 伍朝 鲁褒 氾腾 任旭 郭文 龚壮 孟陋 韩绩(刘鲕 邴郁) 谯秀 翟汤(翟庄) 郭翻 辛谧 刘驎之 索袭 杨轲 公孙凤 公孙永 张忠 石垣 宋纤 郭荷 郭瑀 祈嘉 瞿硎先生 谢敷 戴逵 龚玄之 陶淡 陶潜

孙登传

　　孙登字公和，是汲郡共县的人。没有家属，在汲郡北山上挖了一个土窟居住，夏天编织草丝为衣裳，冬天便披散头发覆盖身体。喜好读《易经》，经常弹奏一弦琴，见到了他的人都亲近喜欢他。生性中和，从不恼怒，有人将他投到水中，想看到他的愤怒，孙登出水之后，却大笑。时时漫游各处，所到人家有的赠给衣食，都不推辞，但离开时全都舍弃。曾经住在宜阳山，有烧木炭的人见过他，知道他不是平常人，同他说话，孙登也不答应。

　　晋文帝听说他后，派阮籍前往拜见，见面后，同他说话，他也不应声。嵇康又跟随他一起漫游三年，询问他的企图，始终都没有回答，嵇康每每叹息不已。将要分别时，嵇康又说：“先生终究不发一言吗？”孙登这才说道：“你知道火吗？火生而有光芒，却不用它的光芒，其结果却是在真正地用光芒。人生而有其才华，却不运用他的才华，其结果却在真正运用才华。所以放射光芒在于得到柴木，这样才能保证它的永放光芒；运用才华在于认识天下至道，只有认识了天下至道才可以全身延寿。现在你才华多见识少，难免在今日的乱世遭祸。你没有什么要求吗？”嵇康不能心领神会，果然身遭非命。嵇康死前作《幽愤诗》说：“昔日愧对柳下，当前愧对孙登。”有人说孙登因为处于魏晋易代之际，容易生出嫌疑，因此默然不语世事。最后，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鲁褒传

　　鲁褒字元道，南阳人。癖性好学广闻博识，家境贫寒独立不移。晋元康(291～299)之后，法制尽被破坏，鲁褒痛感当时贪婪成风，于是隐姓埋名，撰著《钱神论》，借以讽刺世风。文略如次：

　　钱作为一种实物，具有乾坤的象征，内方像地，外圆像天。聚积起来就如山，流通起来就如河。一动一静有其时宜，或行或藏有其规律。市场交易极为方便，不必忧虑亏损折耗。难于损折象征长寿，永不匮乏象征天道，所以存在历史悠久，成为世间通灵之宝。人敬它如兄长，赠号称“孔方”，失去它就贫困软弱，得到它就富贵显达。它无翼能飞，没足能行，可改变板起的面孔，能打开紧闭的嘴唇，钱多的就处在人前，钱少的就必居于人后。处在前面的可为君长，处在后面的则为臣仆。为君长者富贵有余，为臣仆者贫苦不堪。《诗经》有言：“享乐的是富豪，可悲的是孤苦。”

　　钱原本称为泉，无论多么遥远可往，不拘多么幽深可达。京都的达官贵族，精神委靡的讲肄学子，厌倦于清淡昏昏欲睡的名士，一见了我孔方家兄，莫不惊奇珍视。钱之所以能祐人，因它只有吉祥而无不利，有了它不必读书将来便可富贵。从前吕公在沛接刘邦空头礼帖而大喜，刘邦任亭长时萧何送钱多于他人二百，卓文君脱去布衣换上了锦绣，司马相如解掉围裙乘上了大车，官尊名显都是钱的作用。空头礼帖尚可得到虚誉，何况实实在在的钱；多二百钱为数虽微，但换来了以后的亲密。由此而言，所以称它为神物。无德而受人尊敬，无势而被人倾慕，可打开公侯卿相的大门，进入帝王宫殿。危难者可转危为安，将死者可使之复生，富贵者可化为贫贱，活着的可令其杀身。所以怀忿争强非钱不足取胜，禁锢受困非钱不得释放，怨仇非钱不可解脱，荣誉非钱不会产生。

　　洛阳穿红衣的达官，当权的要人，爱我家兄，无休无止，自始至终，执手拥抱，不论地位高低，不计年龄长幼，宾客如流，门庭若市。俗话说：“钱无耳，可使鬼。”今世之人，惟为钱而已。所以说，军中无财，士兵不来；军中无赏，士兵不往。做官朝中无人，不如回家种田，虽则朝中有人，而无家兄助力，就像无翅想腾飞，无足想奔驰。

　　忧愤时世的人都传诵此文。

　　鲁褒从未作官，不知死于何时。


戴逵传

　　戴逵字安道，谯国人。少年博学多闻，喜好谈论，善于作文，工于书法绘画，能弹琴，其他各种才艺也莫不集于一身。还没成年的时候，就用鸡卵汁浸泡的白瓦屑做成了郑玄碑，然后自撰碑文并亲自镌刻，辞采华丽器物巧妙，当时没有人不惊叹的。生性不合世俗，常常以书琴自娱。拜豫章术士范宣为师，范宣把他看作奇士，并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他为妻。太宰、武陵王司马日希，听说他善于弹琴，便派人征召他，戴逵当着使者的面摔破琴器，说：“我戴安道不作王府门中的伶人！”司马日希气恼之极，便改召他的兄长戴述。戴述得到召令兴高采烈，抱着琴就去了。

　　戴逵后来迁移到了会稽剡县。他生性高洁，时时处处以礼仪制度为处世准则，在内心深处把放达浪荡看作无道，于是便著文说：

　　“听说亲人死了采药不归的人，是不仁之子；看到国君危急了却出关而去的，是苟且偷安之臣。古代的人为什么不认为他们妨碍名教呢，因为人们理解他们的本质，就不会被表面的形式所迷惑。像元康时代(291～299)的人们，可以说他们是好隐逸却不探求隐逸的实质，所以有舍本逐末、向声背实的弊病，这就好比以西施为美却学她的颦眉，羡慕司马有道的风姿却只注重折叠巾角，他们所仰慕的，并非对方真正的优点，只是注重形式罢了。紫色之所以能混淆朱红色，是因为它近似朱红色的缘故。恭谨温顺的和事佬，似乎也符合中和之道，但是却破坏了美德；放荡的人好像是旷达的，事实上却破坏了大道。这样看来，竹林七贤的放荡，便是西施有病在身而皱眉的一类，而元康时代(291～299)的放荡，便是无德无才而只折巾角的一类，难道不应该分清吗？

　　“再说儒家崇尚声誉，原本是想借此倡导圣贤，既失初衷，便变成了哗众取宠、博取声名的陋行。怀情丧失真率，以容貌相欺，其最终的恶果便是流入做伪的末流。道家崇尚无名，意在自然真实，假若失去本意，便会变成越礼背法的恶行。情礼俱亏，连俯仰吟咏都忘了，其最终的恶果便是流入浅薄，不是儒道两家本旨的失误，它的弊病在于假借两家的旗号而通行于世。人生大道有千古不变的准则，可是弊端却没有千篇一律的规律，因此《六经》有失，王政有弊，假若违背根本大道，就是圣贤也无可奈何。

　　“唉呀！行大道之人如果不是修养完善、举止必当，那么，又怎能不追怀古烈、仰慕学习先代圣人呢？如果有迷惑，学习之后才行动，讨论之后再发言，当然应该分辨其取舍的标准，追求用心之术，认识他们小屈而大伸的主旨，肯定他们披褐衣而怀宝玉的缘由。像这样，途径虽有差别，但殊途同归；足迹虽然好像混乱，但没有背离根本目标。假如不能这样，那么就会隐遁忘返，随波逐流，为外物所驱，以伪诳自欺，向外迷惑于尘世的喧嚣豪华，对内丧失人性的真实自然，以自矜清高改变内心的真情，使尘垢掩盖心灵的本心正义，以至于贻笑千载，能不谨慎吗？”

　　晋孝武帝时，朝廷屡次征召他作散骑常侍、国子博士，他以父亲有病为由推辞不就。郡县催逼不止，便只身逃离吴地。吴国内史王王旬在武丘山有别墅，戴逵偷偷跑到那里，同王王旬一起游玩十多天。会稽内史谢玄考虑戴逵远逃不归，便上奏疏说；“我看出戴逵是个超尘脱俗、不营世务的人，他甘居陋室，以书琴为友。虽然策书征召多次，依然幽静之操不改，超然绝迹于世，追求自己的志趣。况且他年近七十，常抱病在身，有时身心不适，病情更会加重。如今王命没有收回，将会使他遭受风霜之苦。陛下既然爱护器重他，就该使他身名并存。请陛下停止对他的诏命。”奏疏上报后，孝武帝答应了，戴逵就又回到了剡县。

　　后来王王旬做尚书仆射，又上疏奏请征召戴逵为国子祭酒，加封散骑常侍，去征召他，又不应召。太元二十年(395)，皇太子始出东宫，太子太傅会稽王司马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王旬又上疏说：“戴逵德操贞洁刚正，合独游之趣，年在七十高龄，清风雅韵愈浓。东宫虚位以待有德之人，应延聘宫廷以外的高士。对戴逵应该表彰任命，使他参与僚侍之列。戴逵以重视幽居的节操出名，必定以朝廷难于召进自己为荣，应该下诏到当地官府，备尽礼节送来京师。”适逢戴逵病死。

　　戴逵的长子戴勃，有父亲的遗风。义熙初年(405)，朝廷征召他做散骑侍郎，没有应征，不久便死了。


陶潜传

　　陶潜字元亮，晋朝大司马陶侃的曾孙。祖父陶茂是武昌太守。陶潜自小情怀高尚，博学多才，善于文章；为人洒脱不群，不拘于世情，真率任性，自得其乐，被乡邻所称道。曾经著作《五柳先生传》，自我描状道：“先生不知是何许人，也不知姓名，因为宅边有五棵柳树，所以便自号为五柳先生。五柳先生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喜爱读书，但又不求甚解，每当有所领会，便欣然忘食。生性酷爱饮酒，但家境贫穷不能经常得到。亲旧知道他这样，有时便设置酒席召请他，每到一处，饮酒必尽其酒量，意在必醉，醉后便回家，毫不做作矫情。家中四壁徒然，不能遮蔽风日，穿的粗布衣经常补缀打结，粗茶淡饭也经常断炊，他坦然如故。经常写文章自娱，文章很能昭示显露情怀，而且在文章中每每忘怀得失，他就这样过完自己的一生。”他的自序便是如此，时人评价说如同实录。

　　因为亲人衰老、家道贫穷的缘故，便出仕做州祭酒，由于不能忍受官场的腐败，不几日便辞官归田。州里又征召他为主簿，不就职，亲自耕种，自食其力，也因此酿成疾病。又曾做过镇军将军和建威将军的参军，对亲朋说：“我想过弦歌自娱的生活，为隐居积攒一些衣食之资可以吗？”当权的人听说了，便派他去做彭泽县令。县里拨给自己的公田全部种做酒的秫谷，说：“让我常醉于酒就足够了。”妻子执拗地请求种粳稻米，便让一顷五十亩种作秫谷，五十亩种粳稻。素来简傲自贵，不私人侍奉上官。郡里派遣邮督到县里了，县吏告诉他应该整齐衣冠去迎接，陶潜叹息说：“我不能因为五斗米的缘故，向乡里小儿行礼折腰。”义熙二年(407)，解下印绶辞官离任了。临行，作有《归去来兮辞》，辞意大略为：

　　归去吧，田园将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归去呢！既然让自己的心志受形体来驱使，那又为什么还要伤感而独自悲哀呢？我觉悟到过去做错的已经无法挽回，而知道未来的却还来得及弥补。虽然走入迷途但还不是太远，现在已经明白了，如今归田是对的，以前出仕是错的。船在水中轻轻地飘荡前进，微风吹动着我的衣襟。向行人询问前面的路程，只恨早晨天色朦胧，还不十分明亮。

　　我一看到自家简陋的木门，就高兴地奔去。家中的童仆前来迎接，孩子们都在门口等候。和朋友们往来的小路已经荒芜，只有松树和菊花却还依旧存在。携起孩子们的手进入屋里，酒已摆好。端起酒壶来自酌自饮，看着院子里的松竹非常愉快。身体依靠着南面的窗户寄托自己的傲岸情怀，深深感到简陋的居室也可以使人安乐满足。每天到园子里散散步，自有乐趣，院子虽然有门却经常关着。拄着手杖到处游息，有时抬起头来向远方眺望。天空的云彩自然地从山峰边飘出，鸟儿倦了也知道自己回来。日光慢慢暗下去，太阳就要落山了，我还抚摩着独立的青松徘徊着不愿离开。

　　归去吧，让我断绝与世俗的交游。既然世俗与我的情志相违背，我还要驾车出游去追求些什么呢？跟亲戚们谈谈心让我感到愉快，弹琴读书能够使我解忧消愁。农人们告诉我春天到了，将要到西边的田地去耕种。有时乘坐有幔帘的小车，有时划着一条小船，有时经过曲折幽深的山沟，有时经过高低不平的山丘。看到树木欣欣向荣，泉水涓涓地流淌。我真艳羡自然界万物正生机勃勃，感叹自己的生命即将终止。

　　算了吧！人生寄身于天地之间又能有多少时候，为什么不随着自己的心意而任其自然？为什么整天心神不安又想到哪里去呢？富贵荣华不是我的心愿，神仙境界也不可以期待。遇到好天气就一个人独自出去游览，或者把手杖放在一边做些除草培苗的工作。有时登上东边的高岗放声长啸，有时在清澈的水边吟咏诗赋。姑且随顺着大自然的变化了此一生，抱定安天乐命的主意，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

　　不久，晋朝又征召他作著作郎，不就职。从此便断绝同州郡的来往，他的乡亲张野和四周近邻羊弘龄、宠遵等人有时有酒就邀请他，或者邀请他共赴酒席，有时虽然不认识主人，也欣然无碍，总是酣醉之后乘兴而归。再也没有造访拜迎的活动，所到的只是田家和庐山各处游玩而已。

　　刺史王弘在元熙年间(419～420)到达江州，很钦慕他，后来亲自造访。陶潜称病不见，不久又告诉人们说：“我生性不谙世情，因病守屋闲居，幸好不是为了慕声名而洁志操，哪里敢把王公的拜访作为荣耀呢！因为失误而流入不贤，这便是刘公干之所以在君子面前招致诽谤的原因，这种罪过实在不小。”王弘每每派人在路上等候，私下知道陶潜要往庐山，于是便派他的故人宠通之等人带着酒，预先在半路上邀请他。陶潜一遇上酒，在野亭举杯便饮，快乐得忘记了赶路。这时王弘便出面与他相见，于是一起饮酒欢宴终日。陶潜没有鞋，王弘环顾左右命令为他做鞋。左右询问他鞋子的尺寸，他便坐着伸长脚让他们度量。王弘邀请他回州里，问他乘坐什么，回答说：“我平素脚疾，一向乘坐篮舆，也足可自返。”于是王弘便命一个门生的两个儿子抬着他来到了州里，谈笑宴游之间，丝毫也看不出他对高堂华屋的艳羡。以后王弘再想会见他，便在草泽山间等候。至于他所缺乏的酒米之类，王弘也时时派人馈赠。

　　朋友中有好热闹的，不时带着酒菜前往相见，陶潜也无所推辞。每次一醉，就忘乎所以，其乐无穷。又不营务生计，把家务全都丢给仆人和儿子们。很少流露出喜怒之色，只要有酒便饮；有时碰上无酒，也雅咏不停。曾经说夏天虚闲无事，高卧北窗之下，清风徐徐吹来，自称自己就好像是羲皇时代的人。生性不懂音乐，却藏有素琴一把，上面不装琴柱琴弦，每当朋友聚会饮酒痛快就扶琴相和，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死在宋朝元嘉年间(424～453)，当时六十三岁，他所作的文章全都风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