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一 列传二十一　皇甫谧(皇甫方回) 挚虞 束皙 王接

皇甫谧传

　　皇甫谧，字士安，幼名皇甫静，是安定朝𨚗人，汉代太尉皇甫嵩的曾孙。过继跟着后叔父，迁居到新安。二十岁还不好学，东游西荡没有节度，或认为他是白痴。曾经得到瓜果，便送给后叔母任氏。任氏说：“《孝经》上说：‘虽用三牲奉养，如果让我们担忧，还是不孝。’你现在二十多岁，目不存教育，心不纳道义，没有什么能安慰我。”于是感叹道：“从前孟母三次迁居使孟子成仁，曾参的父亲杀猪以行教诲，究竟是我居住时没有选择好邻居哩，还是教育缺少方法呢？为什么你愚钝得这么厉害呢？修身心重学业，是你自己得到好处，对我有什么呢？”因而对着他流泪。皇甫谧于是感动激愤，到同乡人席坦那儿读书，勤奋不怠。家中贫穷，亲自耕种，带着经书务农，于是博通典籍和百家之言。皇甫谧沉稳闲静清心寡欲，开始有了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自号为玄晏先生。著有《礼乐》、《圣真》论。后来得了手脚麻木之症，还是手不释卷。

　　有人劝皇甫谧修名声广交游，他却认为不是圣人谁能够做到入仕和隐居并存呢？居在田里之中也可以尧舜之道为乐，又何必崇尚世利，烦劳于官事，然后才成名呢！”便作《玄守论》来回答。论中说：

　　有人对我说：“富贵是人们所希望的，贫贱是人们憎恶的，为什么等着自己受穷却不改变呢？况且道所看重的是治世；人所赞美的是逢时。先生你年迈齿变，饥寒不能赡养，老死沟壑之间，又有谁知道呢？”

　　我说：“人所最珍惜的是生命；道所必定保全的是形体。生命形体所不能侵犯的是疾病。如果扰乱全身之道而损害性命，怎么能摆脱贫贱保存自己的欲望呢？我听说拿别人的俸禄就要为别人忧虑，身体强壮的人尚且受不了，何况我是体弱多病呢？再说贫困是士之常情，卑贱是道之事实，处在常情合乎事实，到死不忧虑，跟烦劳精神得到富贵相比哪个更好呢？另外活着不被人知道，死去不被人叹惜，是最好的了。哑巴聋子这种人，是天下最有道的了。一个人死了天下都恸哭，认为是损失，一人活着四海都高兴，认为是补益。然而悲伤和高兴都不能对生死有所补益。因此至道不会减少，至德不必增益。为什么？它本体充实。如果运转天下人的思念来追寻损生的灾祸、增广没有补益的疾病，哪算是最高的道德呢？只有无损，才是最坚固的了；只有不增益，才是最厚实的了。坚固所以最终才不能使他减少，厚实所以才最终不能使他瘠薄，如果能领悟到坚厚的实质，处于不薄的本性，立于损益之外，游离于形骸之外，那么我的道就完满了。”

　　于是不做官。沉溺于学习典籍，废寝忘食，当时的人称他为“书淫”。或有人告诫他过分笃学，将会损耗精神。他说：“早晨得知真理，晚上死去也可以，何况寿命长短是上天注定的呢？”

　　皇甫谧的叔父有了儿子，已经二十岁，到他四十岁时死了后母，于是他返回本宗。

　　城阳太守梁柳，是皇甫谧父亲叔伯姐妹的儿子，要上任时，别人劝他为梁柳饯行。他说：“梁柳当百姓时拜访我，我送迎不出门，吃的不过是腌咸菜，贫穷的人不用酒肉为礼。现在他当郡守我去送行，这是看重城阳太守的职位而轻视了他梁柳这个人，哪里合乎古人之道呢？这不是我能心安理得的事。”

　　当时魏郡召为上计掾，推举当孝廉；景元初年(260)，相国征召，他都不应召。后来乡亲劝他接受任命，他为此作了《释劝论》来表达志向。其辞说道：

　　相国晋王司马昭征召我等三十七人，等到泰始年(265)司马昭受禅登基，一同受命的人没有谁不到朝廷，都拜为骑都尉，或者赐爵关内侯，进宫侍奉朝见，享受侍臣的礼遇。只有我疾病困扰，没赶上国家的宠幸。同宗的父老兄弟和我的同僚，都以为是天下大庆，百姓依赖之世，即使不能成礼，也不应该安睡，纵使病重，也合当出仕。我考虑到古今圣明君主的礼制，无论大小事情，都按实情决断，我实力不能担负重任，哪是怠慢呢？于是我病卧在床上感叹道：“进取是自身的光荣；退隐，是命运中的实情。假使我没有疾病，持有高尚的隐居不仕的节操，尚且可以被宽容，何况我的确病势沉重呢？所以尧舜的时代，士人中有的收敛隐居的形迹，有的为国事过家门而不敢入。皋陶这些人之所以两遂心愿，是遇到了好时代。所以朝廷重视致力为国的臣子，民间赞美保全志向的士人。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方今圣明的帝王兴起，名声与前哲匹配，仁道不远，也应该如此啊！客人或用常理逼迫我，或为我违背世事而忧虑。我认为朝廷有宽厚圣明的君主，下面一定有接受旨意的人，天网恢恢，入仕与否是一样的，对入仕还是隐居又有什么可怨呢？”于是研究宾客主人的论点，解释别人的责难，名叫《释劝》。

　　客人说：“听说上天有日月星辰以显示光明；大地蕴藏神灵，以吐生万物。所以黄钟依次排列，律吕形制不同。因此春天百花开放，夏天果实累累，秋天凉风除暑，冬天结成冰霜。人的规律相同，顺应玄机而发。天地人三才相连获利，如同符契相合一样明白。所以士人中有的一同仕于唐尧，有的事先感悟于有莘氏，有的托梦感动国君，有的放下渭水滨的钓竿，有的敲着牛角打动齐桓公，有的脱下褐衣当秦国宰相，有的不顾谤议而安定郑国，有的乘坐马车拯救艰难，有的铺荆坐地以求友，有的借助道术于黄石公。所以才能够龙腾虎跃，出类拔萃，技超群辈，扬高声奋远威，奏出宇宙清越的声音。由此看来，仕进行德贵在及时，为什么屈居在此而不施展呢？现在你凭着超群出众的才智，精心研习六艺经典，挚意探求众妙之门也有年月了。既然遇到皇帝禅位的朝廷，又值投身仕宦的时刻，委身圣明的君主，与知己之人共处，时世清明治道纯真，可以高飞，这真是我们洗发云汉、鸿鹄高翔的时代。而你藏匿光彩追求林薮，内含美质却未显示，飞龙潜藏于九泉，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高节，抛弃通向康庄之路的途径，保守耿介之人的小节，不是也跟道的旨趣乖谬了吗？

　　“再说我听说北斗转动则天位正，五常之教排定顺序则人理定。如今王命恳切周至，交给有司考虑，如不受命，在上招致违背君主的牵累，在下招致惊扰众人的怀疑。通达之人以齐同为贵，你何必独自不同？群贤能依从，你何必独守初衷？如今同时受命的都已来到，如同饥饿不等就餐，便在仕途上显扬文采，都已位至天官。而你却独自滞留在隐居之所，放浪形骸于世外，退隐于家园，不瞧一眼美好事物，恩惠不施于人，行为不合于道，身遭大祸，性命难保。如果太阳神羲和快马加鞭，等到大火星西坠时，你再临川恨晚，还能补益什么！重视光阴轻视璧玉，是圣人所约定的，《诗经》上说‘颠倒衣裳’，表明有所规劝。你应明察先哲的楷模，符合圣明朝廷的诚心，灵翼冲向云天，天池沐浴龙鳞，推开宫门，步入宫廷，登上玉阶，陪伴帝君，会迅速变得光彩照耀，更有许多流风余韵。你辅佐唐虞那样的君主，教化尧舜那样的臣民，宣扬弃置刑法而不用的政治，匹配殷周那样的大臣，记功于大钟，并立秩序常伦，活着享受钟鼎之食，死后成为显贵之臣，不也美好吗？而你却忽视金银的光辉，忘却官服的灿烂，辞去光彩的容服，守着旧布粗衣到老，不也太辛苦了吗？”

　　主人我笑着回答说：“唉，你们可以说是只见艳丽的外观，却没看到隐士的形迹；只见世俗人不被容纳，却不明白圣君的兼爱；只知道按规矩尺寸求方圆，却不知道大形体无边无际。所以说，天空玄黄而清彻，大地寂静而安宁，包含万类，广被群生，寄身圣世，依托天道神灵。如同春天阳气散发，冬季阴气凝聚，泰液池蕴含光彩，太极元气浑然蒸腾，众人仰慕造化，大制征兆不同。所以入仕的人享受天禄，隐居的人安于丘陵。因此寒暑冬夏递相推衍，四个星宿递相居中，阴阳不用治理，运行变化无穷，自然安排确定，能够两全其美。二物都灵验，这才叫大同；彼此无怨恨，这才叫至通。

　　“到了衰落的周朝末年，看重欺诈，轻视诚信，为权力所牵制，凭财利求殊荣。所以苏秦出来游说而六国合纵，张仪入秦而连横势成，廉颇活着而赵国受尊重，乐毅离去而燕国被轻视；公叔痤病死而魏国衰败，孙膑在魏国受刖刑而齐国安宁，范蠡文种被亲附而越国称霸，屈原遭流放而楚国倾覆。因此国君没有固定的法令，臣属没有固定的美名。损害仁义废弃诚信，或衰亡或兴盛。所以冯谖弹剑感动孟尝君，子家子有返还赏赐的说辞，项羽施展拔山之力，蒯通陈述鼎足三分的形势，东郭先生被田荣劫持，颜阖因为被鲁君逼着入仕而羞耻。这些都是抛弃礼义丧失本真，只是以一朝一夕的急难为荣，哪里是推行大道的根本呢？

　　“至如圣明的国君创制化物，让德行跟二皇参同，使风俗跟虞夏齐一，要温温和顺，不要斤斤明察；要混混不息如深泉，不要浩浩荡荡而显名；要松散而无拘束，不要向刻契那样为绳打结；要茫茫而无边际，不要区区而细分别；要浑然朴实而文采日益清楚，不要一下子显示出冰雪之白，要厚道地任用德政，不要琐碎地执行苛法。因此，抓住时机者行动有成，喜欢隐遁的人无所逼迫。所以说，一明一暗，得道的标准；一张一弛，符合礼义的常规；一浮一沉，一并得到它的本真。所以君主有勤劳谦虚的爱好，下面就有不求名誉的臣子；朝廷有聘用贤能的礼节，郊野就有逃窜躲藏的小人。因此支伯以幽疾为由拒绝了唐尧，而老子在西郊寄托踪迹，颜回安于陋巷以成名，原思把十分贫困当作欢乐，荣期用三首乐曲感动孔子，黔娄凭布衾身份获得谥号，段干木守道不仕而能保存魏国，荆莱志向高远向江崖，严君平凭占卜而道术显著，四皓在洛水之滨潜藏至德，郑真靠躬耕获美誉，幼安能向今人发布号令，这些人都持有难以改变的节操，守住不改变的旨意，遇到超群拔俗的国君，才保全了他们的志向。所以如果有独自能决定的计策，就不用同众人一道商量；能守住不动的安定，就不用同众宾谋虑。所以能够抛弃外表的豪华，疏通内心的真道，除去显赫的明路，步入昏昏的尘埃，宛转各种情状的容貌仪表，排解空寂来寄身，安居无事之宅，结交放弃名利之人。轻如鸿毛，重如湮灭，不能减少什么，测量它会更加幽深。真是我们这些人的师表，也是我迅疾奔走不能达到的。你们议论我失去常理惊骇众人。我也奇怪你的直论不够折中。

　　“才能不适用，是众人所指斥的，我卧病多年，是朝廷所遗弃的，因此胥克因蛊疾而被废弃，左丘明就记载下来；伯牛有病，孔子为他感叹。黄帝在演九经中创立典制，岐伯剖腹除掉肠子，扁鹊到虢国而死人回生，文挚为齐王徇命，医和在秦国晋国显露医术，仓公在汉代探求到医学秘密，华佗以独特的见识保存了医学精髓，张仲景的药方精妙绝伦；只遗憾我活着没见到这种人，所以向明主请命诉苦，请求研究失传的学问。的确我活得太辛苦，希望诚心能降霜露，所以待罪而穷居。”

　　此后晋武帝频频下诏书敦促不已，皇甫谧上疏自称为草莽臣，他说：“我因衰病疲困，迷恋于学术旨趣，因病而弃官隐退。逍遥于山林，人伦纲纪没放弃，与鸟兽为群。皇上选拔人才，并收草莽之士。因此皋陶选作司法官，不仁的人远遁。我虽然愚钝瞑顽，但备受晋朝的恩德，还是知道唐尧时的人击壤之乐，本应该奔赴京城，在阙外向皇上称寿。可是我命运不好，招来灾祸，长久地被重病缠绕，半身麻木不仁，右脚偏小，十九年了。又因饮用寒食药，超过节度，辛苦荼毒，到现在已经七年了。数九寒冬袒露身体饮冰，三伏酷暑烦闷不堪，外加咳嗽气逆，有时像热疟疾，有时像伤寒病，浮躁不堪，毒气下流，四肢浮肿酸痛。于今身体虚弱，救命于顷刻之间，父兄不忍出行，妻小长言诀别，但迫于皇威，勉强挟持上路，疾苦加重，不能前进，只好委身待罪，躺在床上叹息，我听说韶乐卫风不能一齐奏，雅乐和郑风不能并行。所以郤子到周室，灾祸延及王叔；虞丘称贤之时，樊姬就闭口不言。君子和小人，行礼器具不同，何况我是才智低下，又怎能混杂在贤臣之中呢？庸夫穿锦衣，与他的服饰不相称。我私下听说同时受命之士都已到齐，只有我有疾病，在床蓐负罪，虽然贪恋明主之时，却惧怕死在路途。假使我没有病，现在又已遇到尧舜之世，那么我坚守隐逸之志，也会被容许。我听说上有圣明的君主，下面就有叙述情委的人。希望皇上留意原谅，另外，褒扬杰出才士，到傅公岩求隐士，到谓水边寻钓者，不要让渣滓长期玷污了清流。”皇甫谧言辞恳切备至，于是朝廷同意。

　　一年后，又推荐为贤良方正，都没就任。自己上表向皇帝借书，皇帝送给他一车书。皇甫谧虽然身患重病，但阅读书籍不懈怠。当初服用寒食散，药性与病相抵触，常常病得不像人，曾悲愤至极，想引刀自杀，经叔母劝谏才停止。

　　济阳太守蜀人文立，上表认为任命士人有烦琐的贽礼，请求除掉这种礼节贽币，下诏同意了。皇甫谧听说后感叹到：“亡国的大夫不能同他商量谋划保存国家，竟然要革除历代的礼制，可以吗？‘束束布帛堆成堆’是《易经》上明确的礼义，用黑色和浅红色的布帛为贽，自古有之。所以孔子说早晚努力学习礼等着别人询问，用席上的珍宝以待聘用。士因此要行三次揖让礼才能进见，说明进见之难；谦让一次就告退，说明辞去太容易，至如商汤对伊尹，文王对姜太公，或亲自到莘野，或立即同车而归，惟恐礼节不重，又哪能吝惜礼节周到的费用呢？再说一个礼节不周到，贞节的女子也会感到耻辱，何况任命贤士呢？孔子说：‘子贡呀，你可惜那只羊，我可惜那种礼。’贽礼为什么要抛弃呢？朝政失去贤人，在这方面就体现出来了。”

　　咸宁初(275)，又有诏书说：“男子皇甫谧沈静有素，坚守学业爱好古籍，与流俗旨趣不同，任命他为太子中庶子。”皇甫谧坚决推辞说病重。天子起初虽然不勉强他，不久却又下诏征他为议郎，后又下诏补为著作郎。司录校尉刘毅请求任命他为功曹，他都没应召。撰写论文谈葬送之制，名叫《笃终》，其文说：

　　我认为生存死亡是天地的定制，人理必定会如此的。所以古礼到六十岁就制办寿具，直到九十岁，各有等级差别，这是防终的常法，难道是流俗多有忌讳吗？我虽未到制办寿具的年龄，但是疾病长年缠身，连遭丧难，神气亏损，疲病到极点了。时常担心早期夭折，恐怕不能寿终，因此粗略地陈述我的心怀。

　　人所贪求的是生存，所憎恶的是死亡。虽然贪求，却不能延长生命，虽然憎恶，也不能逃遁死亡。人死后精神形体消散，魂魄无处不到，所以精气归向上天；依托的性命完结，形体返回本质，所以尸体埋在大地。因此精神没有形体，就与精气一同升降；尸体不能长期保存，与大地合为一形。形神不隔断，是天地之本性；尸体与大地合并，是返回本真的道理。如今我活着不能保护好七尺身躯，死后又何故要用一个棺材隔离土地呢？如此说来衣食是用来玷污尸体的，棺椁是用来隔离本真的，所以桓司马以为做石棺还不如死后速朽，季孙氏的美玉陪葬跟暴露形骸相同；宋文公厚葬，《春秋》认为华元不像臣子；杨王孙裸葬，《汉书》认为他比秦始皇贤能。假如魂魄有知，那么人鬼礼制不同，黄泉的亲族，死者多于活人，一定会准备各种器物，等待后死之人。现在如果以生存比况死亡，不是灵验的主意。如果死者无知，则白白夺走活人的财用，活人的财物减少而没有益处，却诱发了奸邪之心，这是招致暴露形骸的灾祸，增加对死者毒害的办法。

　　埋葬就是收藏，收藏就是要人们看不见。如果做大大的棺椁，准备许多财物，无异于把金子埋在路边并在上面写好标牌。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一定会讥笑。用丰盛的财物厚葬而开导了奸邪之心，有的剖开棺椁，有的牵拽形骸，有的剥去衣服捋下胳膊上的金环，有的摸着肠子找珠玉。就算焚烧尸体，也不会比这更让人痛心。从古到今，没有不死的人，也没有不被盗掘的坟墓。所以张释之说：“假使坟墓有引起贪欲的财物，即便固若南山还会有缝隙；假若坟墓中没有引起贪欲的财物，就算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值得忧戚呢？这话正确啊，真是我们的老师。赠送死者的礼物加厚，不是厚待了死者，而是活着的人自己的作为。顺从了活人没有益处的意愿，抛弃了死者应有的归属，这是聪明的人所不做的。《易经》上说：“古代安葬，用柴草当衣服，安葬在山野，不垄土不树碑。”因此死后能返回本真，不会因安葬死者，而伤害活人。

　　所以我要早晨死晚上就安葬，晚上死早上就安葬，不设棺椁，不施缠布帛，不修沐浴，不制新衣，殡口含的珠玉一律去掉。我本想裸露着形体入坑，身体与土接触，又怕人们习染风俗已久，立即改变很困难，所以现在粗略地定下葬制。奢侈不用石棺，节俭不露形体，气绝以后，便拿出合时的服装，戴幅巾穿旧衣，用粗竹席包裹尸体，麻绳捆住两头，放在床上。选择不毛之地，挖个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宽六尺，坑挖好了，抬着床到坑边，把尸体从床上抬到坑里。平生之物，都不能随带，只带《孝经》一卷，以示不忘孝道。粗竹席之外就可封土。填土与地平齐，种上原来的草，让它在上面生长，不要种树木，不要铲除地面，使之不留痕迹，无处寻找。看不到想要的东西，那么奸邪之心就不生。始终没有惊惧，千载不用忧患。形骸与后土同体，魂魄与元气合灵，真是厚爱之至。如果有后来死亡的亲属，不要合葬。合葬从周公开始，不是古制。舜葬在苍梧，他的两个妃子没有合葬，以此为定，何必用周礼。不要问师工，不要求卜筮，不要拘于俗言，不要张设神座，不要十五天内早晚上食。礼制不在墓地设祭，只是每月在家里摆席祭奠，满一百天就够了。临祭一定要在白天，不要在夜晚。服丧在家中常居，不要设庐守墓。古代不堆高坟墓，是明智的。现在堆坟植树，真是愚蠢。如果不这样做，就是在地下剖戮尸体，死后又加伤害。灵魂如果有知，就会含冤悲愤，长久地做个恨鬼，杨王孙之子，可以此为戒。临死之誓难以违背，希望不要改变。

　　最终不入仕。太康三年(282)病卒，享年六十八岁。儿子童灵和方回等遵从他的遗命安葬。

　　皇甫谧所著的诗赋诔颂论等很多，又撰有《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等，都受到世人重视。他的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都是晋代有名的臣子。


挚虞传

　　挚虞字仲洽，京兆长安人。父亲挚模，魏国的太仆卿。挚虞年少时侍奉皇甫谧，才学广博，著述不倦，郡中选为主簿。

　　挚虞曾经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所保佑的是道义，人所帮助的是诚信；讲信用顺天命，是延求福泽的办法；违背这些，就会招致祸殃。然而天道长人世短，祸福错乱，诱迫之徒，不知所守，恣纵积愤，或迷惘或放荡。所以凭借自身，假托人事，首先陈述处世不遇者的艰难，于是抛弃常道，轻率地远游，极尽常人迷惑之情思，然后用正道引导他们，使他们返回到礼义之途，在视听之外推举神明的应验，在智力之外崇尚否泰的命运，借以说明天命不可违，所以作《思游赋》。

　　推荐为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选为下等。拜为中郎。武帝诏书说：“省视各位贤良的答对之策，虽然所说的办法不同，但都能明于王道大义，有益于政道。我想详细了解一下你们的应对谋略，遍观贤士大夫的良苦用心。”于是下诏让各位贤良进献直言，正值在东堂策问，武帝道：“不久前正午时出现日食，水旱成灾，将修治什么来改变大灾祸？以及不适合当今的法令，为公家私家所困苦担忧的，都是什么事？大凡治平之世在于得贤才，得贤才的办法也是靠耳听目察。如果有对时务有益的文武人才没有申报列位的，各自举荐出来，以及遭到时俗谤议，应当革除的，也各自讲出来。”挚虞回答说：“我听说古代圣世明时，考究原始以求善终，体察根本以正其末。所以忧虑法度不当，而不忧虑人物失所；忧虑人物失所而不忧虑灾害流行。果真以法求取，则万物都能治理；人们相处和睦，则灾祸就自会消除。日月有毛病，有水旱灾害，就应反思自己的视听，寻求它产生之根由，远观诸物，近查自身。耳听目察，是否有遮蔽耳目的东西呢？谋略政令，恐怕有倾覆常道的现象吧！大官要职，是否有的授任不当其人呢？赏罚升降，是否有的不得其所呢？河边山岩，是否有人胸怀圣道垂钓版筑隐居而没有为梦兆所感知呢？远方偏僻之地，是否有著名于世的杰出人才而未蒙受朝廷恩泽呢？推此之类，以求缘由，询问事实考核言论，力求尽合事实，那么天人之情就可以见，灾祸征兆也就可以补救了。倘若类推到万物而没有违背，求于自身而没有过失，万物理顺，内外合宜，祭祀之官祀辞公允，不负诚信，那么日月运行错乱，疾疫天灾不能戒除，这只是阴阳之事，不是吉凶存在之所。机运和度数，乃自然的职分，本来不是人事所能供御的，也只是开仓放粮分散积财，节省食用而已。因此果真遇到运数，那么即使唐尧、商汤也不能改变；如果不是那机运，那么就连宋国、卫国的国君，诸侯的卿相，尚且能有所感化。希望陛下详审咎兆出现的缘由，穷尽其事理，则天下万幸。我生长在穷苦人家，没遇过新奇事物，即使有贤才，也没有结交相识，不敢胡言妄举，没有什么可以回答天子的询问。”挚虞被选拔为太子舍人，除任闻喜县令。

　　当时天子留心政道，又因吴地刚刚平定，天下治理安定，于是挚虞上《太康颂》来赞美晋朝的圣德。

　　因母亲去世辞职。很长时间后，召回补任尚书郎。

　　将作大匠陈勰挖地得到一把古尺，尚书上奏：“现在的尺子比古尺长，应以古尺为正。”潘岳认为今尺习用已久，不应再改变。挚虞反驳道：“古代的圣人有感于天下的精微而比拟它的形貌，模写事物制作器具，以供给时用。所以《易》卦立数取奇数于天，偶数于地，使算数之纲纪正；按律计算分寸，来确定长短度数。它的制作有法则，所以使用就有诚信。考核效法天地，则天地之情就无所隐藏；标准地以日月星辰为正，则天象之谬无所容纳；施用到金石音律方面，则音韵和谐；放置到规矩尺寸方面，则器用合宜。一个根本原则不差则万物都正确，等到有差错时，事物都谬误了。现在的尺子比古尺几乎长了半寸，乐府官使用它，则不合于音律；史官用它，则历象无法测定；医官用它，则穴位就乖错。这三类，是度量产生的原因，得失所取信的东西，都是互相牵掣就不能通的，所以应当改今制而从古制。唐虞的典制，度量衡律吕齐同，孔子的训教中，恭谨地权衡审度。现在两尺一齐用，不能叫做同一；知道错误而实行，不能叫做谨慎。不同一、不谨慎，就叫做谬误之法，不是统一万物发扬典法并把最好法则示人的办法。大凡事物有的是多而容易改，也有的是少而难收，也有的改变后而招致烦难，有的改变后而走向简易。度量是人所习用的，而尺寸长短却不是人所恋惜的，这就是虽然使用人多却容易改正的。纠正错误，获得补益，使邪曲返归正道，一时的变易，使永世不改变，这就是现在改变反而走向简易了。效法既成的法式，不失去旧日的典章，至于末代苟合的制度，异端杂制的使用，理当按时更改，专主于古制。我认为应该如尚书所奏。”又上表论封禅事，见于《礼志》。

　　由于汉代末年的丧礼，谱法亡失很多，即使子孙也不能了解他们的先祖，挚虞便撰写了《族姓昭穆》十卷，上疏进献，自认为足以备事致用，对增广见闻有益，因定品秩违背法制，被司徒所弹劾，皇帝原谅了他。

　　当时帝王的祖庙刚刚建成，下诏普遍增加爵位一等。后来由于主管的人没有按诏书的旨意办事，于是论议废止。挚虞上表说：“我听说古代的圣王明君，不吝惜千乘之国却爱惜桐叶封弟的信誉，就是为了尊重至尊的诏命而通达万国的诚信。前些时的《乙巳赦书》，发扬先帝留下的恩泽，普遍增加爵位一等，以酬答天下欢欣爱戴的忠心。驿站传布诏书，宣示于远近，没有谁不欢腾雀跃，欣喜蒙受恩泽。如今一旦因为主管的人考虑文辞不周密，收回已往的诏令，夺走已普施的恩德，我私下认为不应该。”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意见。

　　元康中(291～299)，迁为吴王之友。当时荀凯撰写了《新礼》，让挚虞讨论得失然后施行。元皇后死了，杜预上奏：“天子居丧之制，起自上古时代，固然商高宗、武丁没有服丧的文字记载，只能说明文字符合实际而没说。汉文帝规定服丧三十六天。魏朝以后，既葬而祭以为节度。皇太子与国家一体，理应脱下丧服。哭罢便除服。”挚虞答复杜预的信中说：“陶唐称作遏密，殷商叫做谅暗，各举其事以为名，不是已葬后服丧不同。周朝以来，叫做丧服。丧服就是用服表现丧。现在皇帝日理万机，太子监护安抚天下的责任重大，以时宜改变丧礼，葬罢就除服，改变礼制通达事理，典制流传到未来，何必依附于古代，使老儒纷争呢？”皇太孙司马尚死了，有司上奏为他穿丧服一年。下诏让博士议论。挚虞说：“太子活着，举行成人的礼，那么未成年而死就理应除去服丧了。皇太孙也是继体君传重职，随着地位成就而丧服完全，不是用年月计算的。”下诏依从他的意见。挚虞又议论玉辂车、立两社之事，见于《舆服志》。

　　后来历任秘书监、卫尉卿，跟着惠帝到长安。等到关东军队来迎接天子时，百官奔散，于是挚虞流离到鄠杜之间，转入南山之中，粮食断绝饿得厉害，便拾橡子充饥。后来得以回到洛阳，历任光禄勋、太常卿。当时怀帝司马炽亲自举行郊祀。自元康(291)以来，天子不亲自郊祀，礼仪废弃。挚虞考证旧典，仪式用品粲然有序。等到洛京荒乱之时，盗贼横行，人们饿得互相为食。挚虞一向清贫，于是饿死。

　　挚虞撰有《文章志》四卷，注释《三辅决录》，又编撰古代的文章，分类编为三十卷，名叫《流别集》，逐一加以评论，评论公允恰当，为世所推崇。

　　挚虞善于观察天象，曾经对友人说：“现在天下正大乱，能避难的地方，恐怕只有凉地吧！”生性喜爱士人，凡有推荐的表奏，常常为其说辞。东平的太叔广言语明辩，太叔广谈论的问题，挚虞不能应对；挚虞书写的文章，太叔广不能回答，互相嗤笑，纷纷然争于世。


束皙传

　　束皙字广微，阳平元城人。汉代太子太傅疏广的后代。王莽末年，疏广的曾孙孟达躲避战乱，从东海迁居到沙鹿山的南边，于是去掉疏字的足旁，便改姓束。祖父束混，是陇西的太守。父亲束龛，是冯翊太守，都有好名声。

　　束皙博学多闻，与哥哥束璆知名于世。年少时游于太学，有人问博士曹志：“当今好学的人是谁呀？”曹志说：“阳平的束广微好学不倦，没人能赶得上他。”回到乡里，举为孝廉，荐为茂才，都不就任。束璆娶石鉴的侄女为妻，后来又抛弃了她，石鉴因此怀恨在心，讽谏州郡官府不能征召他们，所以束皙等人很久不能调任。

　　太康中(280～289)，郡内大旱，束皙替同乡人求雨，三天后果真下了雨，大家说是束皙的至诚所感，为此作歌道：“束先生，通神明，求雨三天甘雨霖。我黍得育，我稷得生。何以酬谢？愿束长生。”束皙与卫恒很友好，听说卫恒遇害，从本乡去奔丧。

　　他曾经作《劝农》和《麦并》等赋，文辞很粗俗，被时人鄙视。可是他生性沉静恬退，不羡慕荣利，作《玄居释》与东方朔的《答客难》相比拟，其言辞是：

　　束皙闲居，门人陪侍。正要落下帷帐深谈，伏在几案作乐，构文思散辞藻，考核撰写古今异同，在旁边的人进言问道：“我听说学说崇尚变通，通达的人没有穷途。世乱就振救纷乱，时泰就扶助兴隆。振扬天纲以赞助百务，弘扬帝业而鼓动皇风。活着则普天为他的生存而快乐，死去则宇内为他的逝世而悲哀。因此，君子委曲自己伸张正道，不以干与时事为耻。朝廷有不求仕进哪能获得的话语，《周易》写了踊跃求进的言辞。伊尹负扛鼎之铉陈述宰割烹煮的学说，宁戚当大路吟咏《白水》之诗。现在先生你专心圣道修习六艺，巍然如山峙立，大智通晓精微，博览而又深知，夜晚辛劳得忘了睡觉，白天驰骋思绪钻研玄机，积年累月，不失其志。鳞翼长成而更加隐伏，术业优异却不去应试。竟然要关上木匣辞去高价，封闭在严密的深处，永远收敛美玉般的光辉。藏身在困顿的境地，时值唐尧时代而羡慕长沮的耕作，国家有道却与宁武子的认识相反，真是愚不可及。学术上明白而仕进却迷糊，我私下认为不可取。

　　“至于士人攀附升迁，进取必定等着别人寻求，趋炎附势的党羽横加提拔，山林泽薮的贤才不得选用，宫阙走着纨袴子弟，东野却丢下了白发老人。为何不也凭着子都来侍奉博陆侯，驾驭画船渡过洪流，步入青云以惊骇逸龙，放射光芒惊醒深渊之鱼呢？为何徒自屈曲在陷阱里，看着大道而不遨游，学问累积而自身困顿，为滞留在隐居之处呢？

　　“再说岁不待我，时如奔马，有来无返，难以得到却容易失去。先生你不知道犹豫之机后悔已迟，忘记朋友聚会务求疾速，又怎能登海滨抑止东海之水，临虞泉招回西归之日呢？白白地以委曲为桎梏，以儒学为枷锁，把大道囚禁在狭小的居室，让形体在蓬室受苦。哪如托身于权门贵戚，凭借势力，选择可栖身的芳林，奋飞不用羽翼，晚上住在华丽的房屋，白天享用钟鼎的美食，匡辅三正则天下平，赞助五教而纲纪直呢？这与食葵藿餐蔬菜，终日躲藏着相比那样更好呢？”

　　束皙说：坐下，我将用君子之道开导你，告诉你出仕隐居之事，你将接受我的问讯，赞同我的志向。

　　以前混沌既已开启，天地两仪始立，太阳夜晚隐伏，月亮白天歇息，飞禽翔于森林，孑孓奔赴湿地，万物依从天性所安，志士乐得执著的志趣，或者离开荣禄栖身岩穴，或者推开宫门谋求仕进。在郊野的人如飞龙超逸，在朝廷的人如鸣凤翔集。虽然他们行迹不同，可是道无贵贱，都各安其业，互不羡慕，后稷、商契奋力宣扬大道，巢父和许由临河洗耳躲避禅位，同样可以永垂不朽，都纳为贤者之流。比较他们的名誉，谁优谁劣？为何一定要贪求与八元、八恺为群，而耻于跟七位诤臣同类呢？况且道乖离或通达，士人的志趣不同，我私下续在隐者的末列，不敢聆听你高明的譬喻，我将对那种用蒲草裹轮来礼遇贤士的举措都不顾盼，又怎么会依附权门贵戚呢？

　　从前周朝、汉朝中道衰落，时世难以安身，幸福的兆头既已开始，祸患的兆头也就兴起，早晨游乐于巍峨的宫殿，傍晚就坠落在峥嵘的深壑里，白天高兴夜晚叹息，早晨开花傍晚凋谢，忠心不能保全自己，灾祸也不能预先估度，这是士人忌讳登朝而竞相隐迹山林的原因。或毁坏名声玷污自己，或者不食朝廷俸禄，把从政比为装在木匣中的龟，把当官比作祭祀用的牛犊，公孙流着泪辞去相位，扬雄针对灭族而立论。

　　现在晋朝兴隆，天下宁静。恶人停止行恶，暴力者停止横行，五刑不用，天下齐备整饬，君主不会骄纵恣肆而发怒，臣属不用请求投军报国，上下和睦安定，遵循礼义，顺应大道。朝内养着辨识奸邪的獬彖兽，庭中有识别谄佞的屈轶草，灾祸可用忠贞逃避，宠幸福禄可凭顺从而保全。

　　再说仕进没有艰险危惧，却只求寂静的人，大抵是本性如此。仕进和隐逸两种道路都对，放弃一种而追求另一种，是依从他的志向。大抵清静无为可以解开天下的纷争，清心淡泊可以救助国家的危急，执政者处事有穷尽之时，陈述计策的人言论有时不被采纳，翟璜不能使西邻之寇回师，陈平和周勃不能使赵王如意正太子之位，段干木隐居而秦军撤退，商山四皓起用而戚姬哭泣。像这样该何舍何取，何去何从呢？怎能说山峰上的林木芬芳，谷底里的草丛恶臭？守职分从天性，只是上天所授，飞鸟不向乌龟借甲壳，游鱼不向野兽借脚力，又何必讥笑贫穷的伯夷、叔齐，而羡慕富有的齐景公呢？又何必以布衣为耻而逞志意，以美衣为安而拖锦绣？再说能克制自己，则少量的财富就很丰盛了，如果放纵自己的欲望，则很多的积蓄也不会满足；心存道德之人，则身为平民也觉得光荣，忘却大伦的人，则身为万乘国君也还会耻辱。我打算研习六经教诲世人，恪守恬静淡泊安定风俗，在海边与郑玄偶居，到远边的蜀地跟严叟结伴。将一生以宇宙为车舆，以天地为房舍，神游于不必竞争的山林，内心有不需经营的居室，荣誉利禄不能骚扰自己的感觉，忧伤不会影响自己的梦境，捐弃浮夸者所贪求之事，收取热衷功名者所抛弃之物，铲除圣籍中的荒芜，统摄一致的群言，保全清白自守的丘园之志，背弃官位而长逸，请求你考核我这千载之业，而不要只听听我今日的话。

　　张华见此赋而以为是奇才。石鉴死了，王戎便征召束璆。张华召束皙为掾，后又被下邳的司空王晃征召。张华当司空，束皙又当了佐治的官吏。

　　当时要发展农业，束皙上奏议说：

　　“伏见诏书，由于仓库空虚，函谷关以西饥荒困穷，要使田农大兴，广种五谷，这的确是有虞告诫大禹应尽心沟洫的意思。然而农业要丰收，有三个条件：一是天时无过失，二是地利不丧失，三是人力都尽用。假如春天没有小雨滋润，秋天又频繁地有滂沱大雨之灾，水旱失中，求雨或除邪之祭连续不断。那么即使羲和辩次耕作的先后，后稷亲自务农，治理郊野的田地，辛勤地在田中耕耘，还是不能获得仓廪盈千累万的积蓄。然而地利可按计划生成，人力可用赋税招致，诏书的主旨，也将要深晓这个道理吧！

　　“现在天下有千余城市，游食的人多，废业占有空额，没有田垦赋税的事实。计较天下，人数超过万计。可以严申这个条令，让监察的官吏详细考查，如有一个人漏失赋税，牵连到郡县，这是人力可以招致的。

　　“另外一个州主管十个郡，土地少人口多，三魏之地尤其如此，而猪羊牛马的放牧，遍布在境内，应该全部废除禁止，以供养无业之人。职业少的人，虽然大量分割移徙，而现在还很多，在放饲动物的苑囿狩猎，不乐于空阔的原野，贪恋在民间。所以说有人认为北土不适合畜牧，事实的确不是这样。按古今的说法，认为马生长的处所，其实在冀北。大商人贩母羊，在清渤二地获得，牧猪之歌，从钜鹿兴起，这就是明证。可以将放牧都迁徙来，以充实其地，使马牛羊猪在空旷的田地里吃草，游荡的人获得赋税自给的职业，这是地利可以达到的。以前骏马在旷野，史克因此称颂鲁僖公，战马耕田，老子因此称颂有道。这就是材利所能聚会的吧！又例如汲郡的吴泽，良田数千顷，蓄聚着污水，人民不去开垦种植。听说那里的人，都认为疏通泄水之功不算困难，盐碱地可以成为平原，这种功利很大。可是豪强大族，怜惜捕鱼之利，向长官编造理由，最终未能动工。这也是谷口的歌谣载在史篇。我认为应该再下令郡县，以详察当今之计。荆、扬、衮、豫诸州，淤泥之土，渠堰之宜，必定有很多与此类似，这是最不需靠天时而可获得丰年的条件。因为这里的云雨在锄镐之下产生，稻粮在决泄过程中生长。不必望早晨的虹而沟渠来水，不必祭山川而大雨止息。因此东西周争东西方的流水，史起惋惜漳渠浸淫，都说明地利的重要。应下诏给这四州刺史，让他们遵奉执行并报告。

　　“另外先前魏国迁徙三郡的人到阳平顿丘地界，现在人口繁盛，合计有五六千家。这两郡田地狭窄，我认为可以迁回西州，以充实边地，赏赐他们十年不缴税服役，以安慰他们不愿迁徙的实情。一举两得，边境充实内地宽松，增加了穷人之业，开辟了两郊的田地，这又是农事中的大好事。”转任佐著作郎，撰写了《晋书·帝纪》，十篇《志》，升迁转为博士，依然任著作郎。

　　当初，太康二年(281)，汲郡不准盗魏襄王坟墓，有人说是安矨王的坟，获得几十车竹简。其中有十三篇《纪年》，记载夏朝以来至周幽王被犬戎所灭的史事，按事件连接，韩赵魏三家分述，又记述魏国的事情到魏安矨王二十年。大概是魏国的史书，与《春秋》大都相应。其中经传很不相同，例如说夏的年代多于殷商；益谋帝启的君位，启杀了他；太甲杀了伊尹；文丁杀了季历；从周朝受命，到周穆王一百年，而不是穆王活了一百岁；幽王死后，由共伯和代行天子之事，而不是二相共和。其中《易经》两篇，与《周易》上下经大致相同，《繇辞》则不同。《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不同。《公孙段》二篇，是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谈论楚国晋国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像《尔雅》、《论语》。《师春》一篇，记载《左传》的各种占卜。“师春”像是写书人的姓名。《琐语》十一篇，各国占梦和奇异妖怪的相书。《梁丘藏》一篇，先叙述魏国的代数，其次谈梁丘藏金玉之事。《缴书》二篇，论述射箭之法。《生封》一篇，谈帝王所封。《大历》二篇，是邹子谈天之类的书。《穆天子传》五篇，谈周穆王周游四海，谒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是画赞之类的文章。还有杂书十九篇：如《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等。总共七十五篇，有七篇竹简损坏，不能识别题目名称。墓内又得到一把铜剑，长二尺五寸。用漆写的字都是蝌蚪文。当初盗墓的人烧竹简照亮取宝物，等到官府收存时，多是残简断札，文字已经残缺，不能再编纂次第。晋武帝把这些书简交付秘书校订编纂次第，探求主旨，并用当时文字抄写。束皙任著作郎，得以看到这些竹简，随文解释疑难，都有例证。升为尚书郎。

　　武帝曾问挚虞三月曲水的意义，挚虞回答说：“汉章帝时，平原的徐肇在三月初生了三个姑娘，到了第三天都死了，村里人感到奇怪，便相邀同行到水滨去沐浴除灾，于是在水边饮酒，其义从此兴起。”武帝说：“果真像你所说，便不是好事。”束皙进言：“挚虞是后学小生，不知道什么，请允许我说一说。过去周公建成洛邑，在流水上漂浮酒杯饮酒，所以逸诗上说‘酌酒于杯，浮于流水，随波传送’。另外秦昭王在河曲用三天时间设置酒宴，见金人捧上水心之剑，说：‘让你拥有西夏。’于是昭王便称霸诸侯，因此设立曲水。汉代相沿习，都是盛大集会。”武帝十分高兴，赐给束皙五十斤金子。

　　当时有人在嵩山下面得到一片竹简，上有两行蝌蚪文，互相传看，没有谁知道内容。司空张华问束皙，束皙说：“这是汉明帝刘庄显节陵中的策书文字。”检查对照果真如此，当时人佩服他知识渊博。

　　赵王伦当相国，请他当记室。束皙推辞有病弃官回家，教授门徒。四十岁死去，元城市区内为此停业，门生和故人为他在墓旁立了碑。

　　束皙才智学问渊博精到，所著述的《三魏人士传》、《七代通记》、《晋书》的《纪》、《志》，遇到丧乱而遗失。他的《五经通论》、《发蒙记》、《补亡诗》，几十篇文集，流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