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〇 列传二十四　萧济 陆琼(陆从典) 顾野王 傅縡(章华)

萧济传

　　萧济字孝康，东海兰陵人。少时好学，通晓经史，为梁武帝咨询《左氏》之疑难义项三十余条，尚书仆射范阳张缵、太常卿南阳刘之遴和萧济一道寻究讨论，张缵等不能与他抗衡。初官梁秘书郎，迁太子舍人。以参与平定侯景之功受封为松阳县侯，食邑五百户。

　　等到高祖镇守徐州一方，以萧济为明威将军、征北长史。承圣二年(553)，征辟为中书侍郎，转任通直散骑常侍。世祖为会稽太守时，又以萧济为宣毅府长史，迁官司徒左长史。世祖即位后，授职为侍中。不久迁任太府卿。因母丧而未就任。萧济辅助两位皇上，恩宠尤其深厚，赏赐超过一般人。历任兰陵、阳羡、临津、临安等郡太守，所到之处以声誉和政绩著称。

　　太建初年(569)，入京任为五兵尚书，与左仆射徐陵、特进周弘正、度支尚书王玚、散骑常侍袁宪一同侍奉太子。再任为司徒长史。不久授职度支尚书，领羽林监。迁官国子祭酒，领羽林职如故。晋升金紫光禄大夫，兼安德宫卫尉。不久迁任仁威将军、扬州长史。高宗曾下令取扬州曹务亲自审阅，见萧济有条有理，详尽细致，行文流畅，一无阻滞，便回头对左右大臣说：“我本来以为萧长史擅长的是经传，没想到他会对繁重的事务处理得如此精明干练，竟至于到了这等程度。”迁任祠部尚书，晋升给事中，复官为金紫光禄大夫。未就任陈书而卒，时年六十六岁。诏赠本官，由官府出资办理丧事。


陆琼传

　　陆琼字伯玉，吴郡吴县人。祖父陆完，梁琅邪、彭城二郡郡丞。父陆云公，梁给事黄门侍郎，掌著作。

　　陆琼幼年聪慧，富于才情，六岁作五言诗，颇有文采。大同末年，云公受梁武帝诏校定《棋品》，到溉、朱异以下都来了，陆琼时年八岁，当着客人之面复盘，从此京师称之为神童。朱异说给武帝听，武帝下令召见，陆琼风采照人，对答如流，举止周密审慎，皇上十分惊奇。十一岁时，因父丧过度哀伤而变得极度瘦弱，表现出天赋的卓绝品性，其堂祖父陆襄感叹说：“这孩子必能光耀门庭，正所谓一不为少。”及至侯景作乱，陆琼带着母亲避乱，寄居于吴县之西乡，勤奋刻苦地读书，不分白天黑夜毫不懈怠，从此学识渊博，擅长作文。

　　永定年间(557～559)，州中举为秀才。天嘉元年(560)，为宁远始兴王府法曹行参军。不久以本官兼任尚书外兵郎，以文学转兼殿中郎，任职期满成为正职。陆琼一向有美名，深为世祖所赏识。待到讨伐周迪、陈宝应等，都官之符及朝廷各种诏令文书等，均由朝廷下令交给陆琼完成。迁官新安王文学，掌东宫管记。

　　及至高宗为司徒，精选属官，吏部尚书徐陵向高宗举荐陆琼，说：“新安王文学陆琼，智识博洽通达，通晓典籍，足以为用，任职为郎署，历时已久，左西掾现正缺员，他正好适合这一人选，虽然从品位上讲是略有破拔之嫌，然而他久居下位，已是积年累月了。”于是任为司徒左西掾。不久兼任通直散骑常侍，出访齐国。

　　太建元年(569)，再以本官掌东宫管记。任太子庶子，兼通事舍人。转任中书侍郎、太子家令。长沙王陈叔坚为江州刺史，不遵法度，高宗以长沙王年少，授陆琼为长史，兼摄江州府国事，又兼浔阳太守。陆琼以母亲年老，不愿远离，太子也坚持请求留下他，于是没有前往。历任给事黄门侍郎，领羽林监。转任太子中庶子，兼步兵校尉。又兼大著作，撰国史。

　　后主即位，以陆琼代理中书省，掌诏诰。不久授散骑常侍，兼度支尚书，兼扬州大中正。至德元年(583)，任度支尚书，参掌诏诰，且可判理廷尉、建康二狱之事。当初，琼父云公奉梁武帝敕令撰写《嘉瑞记》，陆琼遵循其宗旨续作，起自永定，迄于至德，编成一家之言。迁吏部尚书，著作如故。陆琼审练谱牒，善于品察人才，当初吏部尚书宗元饶去世后，右仆射袁宪举荐陆琼，高宗没有用他，到这时居官摄事，号为称职，后主十分倚重。

　　陆琼生性谦逊俭约，从不为自己私家聚敛财货，尽管地位资望日高一日，却坚持素志，不改操守，更加虚己下人。园池屋宇，不曾改建，车马衣服，不求鲜艳华丽，一年四季之俸禄，都发散给家族，家中没有多余的财货。晚年固锁心志，足不出户，想避开权要之地，常常托病引退而不去莅官治事。不久母丧忧郁而离职。当初陆琼侍奉太子时，母亲随同居住在官舍，后主赏赐优厚。等到丧棺还乡，下诏加给资助丧事之财货，并派遣谒者黄长贵手持册文祭奠，后主又亲自撰写志铭，朝野以为荣耀。陆琼哀伤思慕过于毁顿，至德四年(586)去世，时年五十岁。诏赠领军将军，由官府资助丧事。有集二十卷行于世。


顾野王传

　　顾野王字希冯，吴郡吴人。祖父顾子乔，为梁朝东中郎武陵王府参军事。父亲顾火亘，担任信威临贺王记室，兼本郡五官掾，因通晓儒术而知名。

　　顾野王年幼好学。七岁时，习读五经，略知大意。九岁时，能写文章，他曾作《日赋》，领军朱异看后觉得他不同寻常。十二岁时，他跟随父亲到建安，撰写了《建安地记》二篇。长大后他通览经文史籍，精心默记，天文地理，占卜占候，虫书大篆，无不精通。梁大同四年(538)，担任太学博士，后调任中领军临贺王府记室参军。宣城王任扬州刺史时，顾野王和琅邪王褒都是他的宾客，宣城王很爱他们的才能。顾野王还爱丹青，擅长绘画，于是宣城王在东府建斋，命令顾野王画古代贤像，王褒写赞，当时人称他们为二绝。

　　侯景之乱时，顾野王因父亲去世，回到吴郡，召募同乡数百人，跟随义军援助京师。顾野王身体瘦弱，身高六尺，又因在服丧期间伤心过度，近乎体不胜衣，但他执戈披甲打仗，显现自己臣为君死之义时，慨慷激昂，这时看见他的人都觉得他非常强壮，京城陷落后，顾野王逃回会稽，不久又去东扬，和刘归义守城抵抗贼寇。侯景之乱平定后，太尉王僧辩很赞赏他，让他督管海盐县。

　　高祖做宰相时，任顾野王为金威将军、安东临川王府记室参军，不久迁任府谘议参军。天嘉元年(560)，诏令补为撰史学士，不久加任招远将军。光大元年(567)，顾陈书野王担任镇东鄱阳王谘议参军。太建二年(570)，调任国子博士。后主在东宫时，顾野王兼任东宫管记，原职务不变。太建六年，野王担任太子率更令，不久领大著作，掌国史，主持梁史事，兼任东宫通事舍人。当时宫内官员有济阳的江总，吴国的陆琼，北地的傅縡，吴兴的姚察，他们都才高学显，议论他们的人都推重他。后调任黄门侍郎，光禄卿，主持五礼事，其他官职不变。太建十三年去世，时年六十三岁。诏命追赠他为秘书监。至德二年又追赠右卫将军。

　　顾野王年少时因笃学纯厚而知名，从不与人争吵，看他的长相，好像不善辞令，但当他勉力而行时，皆人所不及。他的三弟顾充国早死，他便为三弟抚养幼小，情义很重。他所撰写的著作有《玉篇》三十卷，《舆地志》三十卷，《符瑞图》十卷，《顾氏谱传》十卷，《分野枢要》一卷，《续洞冥纪》一卷，《玄象表》一卷，都流行于世。还曾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写完就去世了。有文集二十卷。


傅縡传(附章华传)

　　傅縡字宜事，北地灵州人。父傅彝，梁临沂县令。

　　傅縡幼年聪慧，七岁诵古诗赋至十余万言。年长后十分好学，擅长作文。梁太清末，携母南奔避难，不久母丧，在战乱之中，居丧尽礼，哀毁至于形销骨立，士友们以此嘉许他。后投奔湘州刺史萧循，循特别喜欢交结士人，又广搜书册，傅縡纵情寻检搜读，因此博通群书。王琳闻其声名，招纳为府记室。琳败，傅縡随王琳部将孙玚回京。当时世祖派颜晃赐给孙玚一些杂物，傅縡受孙玚委托为函致谢，行文说理旁征博引，卓异超凡，文不加点，颜晃回去后转述给世祖听，不久召为撰史学士。任司空府记室参军，迁骠骑安成王中记室，撰史如故。

　　傅縡诚心信奉佛教，师从兴皇寺惠朗法师习学《三论》，彻底精通了这一学说。当时有大心寺詗法师著《无诤论》诃诋于他，傅縡便写了《明道论》以消解其非难。其文大致曰：

　　《无诤论》上说：近来有弘扬《三论》之旨者，与人雷同，词含怒气，大言不惭，恣意构织他人之罪名，列举毁谤各位大师，讥讽贬斥各派学说，评说中道而含有偏心，发语毫无拘禁，争强比胜，对于方学诸论，更是视为仇敌，仇敌既已结成，争斗大生，以如此之心术论事，便形成了罪业，罪业不能消泯，岂不是又增加了生死轮回，大苦难将要聚集于一人之身？答曰：《三论》之兴起，为时已是很久了。龙树创导其源，消除佛学中的偏见；提婆弘扬其学说，涤除邪门外道之邪僻持论。必欲使佛之教化流布而不雍塞，使玄言之风尚得到发扬而不致中途坠亡。其言辞明晰，立意深远，道义博大，影响深入人心。这正如龙象飞腾，高昂超绝，鲲鹏乘风捷上，扶摇九万里青云。跛足之驴马，断翅之鸟雀，又怎能对于它有怨望之心呢？近代世风浮薄，终其时代也不见旷达之士，贪求习学琐屑之学，以化育蒙昧之心，渐习渐染成为行为习惯，于是迷失了正路，竞相穿凿附会，各各肆意编造，枝与叶空自繁茂，本源却日益隐没了。一师的解释，又与另一师相异，更改旧从学派，各立一种新意，同师从学的人之中，取舍领悟又各自有别，如此变更化移，添补杂糅多得不能再多。总括而运用之，心中没有标准；择善而施行之，哪一种是正确的呢？这岂不是如浑沌般斫出了耳目，却伤了余窍，毁了天命；吃了嘉树菜却损坏了齿牙？尽管别人再向他指正说这是鹿，不是马，也难除先入之见，尽管家中具有灵蛇之珠，却以没有底之玉杯来看待使用，实在是类同于地上之画饼，空自好看了。其人迷失准则，岂不是很正常的了？摄山大师的学说，却不是这样。专守定法，顺人之天性，没有另起炉灶之过失；以简少的文字表达意义，杜绝臆断之情形。言语中没有料度之说，文理也不是事先构造。看准机缘，然后加以应付；见到敌人，然后采取行动。左右逢源，滔滔不绝，无状无像，高深莫测。时而统摄天地之道，无穷无尽，时而泛泛而论，令人无所适从。光亮鲜明，才气横溢，想要追寻其踪实不可能；高深渺远，不可测量，就事论事但并不过分远引旁征。凡是相酬答之文，都依照其理而详加核查，不知有何怨语诳言，冒犯了诸位法师？况且诸位法师的论说，到底是可以非议的，还是不可指责的？如果可以指责，指责它就是一种学说的差别；如果说不可非议，那么指责它就不能奏效了。法师又何必自护其短而不听指责呢？况且教派有大有小，备载于佛典之中，大乘的义典，便指斥其他为旁门左道。现在要弘扬大法，怎么能不阐述大乘的意旨呢？这里是关于褒贬之事，廓大的便是课毕离校前老师的教导，评论得失之言辞，乃依照常道来阐发议论。怎么能见到佛如此说便是真实而通达，从我口中说出便是冒犯和忤逆呢？所谓的无诤平等心乃是这样的吗？况且怒恨与烦恼，乃是凡人之常性，违失道理之辈，大抵皆有此举。怎么能因为未能惬意于三修之旨，或陈书者对六师篇心存不满，便蓄藏涅槃高妙之法，永远不加宣扬呢？只是寄希望于当其愤怒不平之心既已达到极点，自然会实现对于恬淡之境的领悟罢了。人面不同，各自心思也不同，也有心口不符的，也有心口相符的。怎能一口咬定说别人讲述的是至道而我心则是片面而固执，怎能说自己之行为就真正做到了与世无争，在外不违拂，在内有平等心？互相视为仇敌而相争斗，岂是我辈要做的事！罪业聚集于一身，害怕它的正是挑起争斗之人！

　　《无诤论》说：摄山大师诱导教化，则不如此，这才是习惯于无诤之人。启发人悟心之德行既已成为过去，淳朴之风既已为浅薄，争强好胜之心性，斥责詈骂之邪行，大盛于今世。我希望大家能以达道来消弭争斗，以忘己之德来奉让胜利，何必要排斥其他流派，产生愤怒呢？如果以众生平等、不偏不倚之心去实践《成实论》，也能做到不诤；假如以片面固执之心讲说《中论》，也能讲出有诤之意来。所以可知诤与不诤，单单只在于不诤这一法。答曰：摄山大师确实是无诤，但法师所欣赏之无诤二字，却未能恰合其节操。他静守幽谷，寂然无为，凡有教诲、勉励之人，无不视为同志，从容谈笑，万事万物于己毫不挂心，故其意旨虽深，言辞却很简约。今之铺叙发挥之人，地位却不是这样了。身处王城之一角，混居于人群之内，诵声琅琅，顾望而对之宾客，摇唇鼓舌。纵横谈吐之士子，肆其锋芒，咄咄逼人，振其羽翼，凌空欲抟，眼捷口快，胆气骄人，好比身临战阵，披坚甲，执锐兵，直闯别派论坛，卖弄非凡之见解，窥伺对手之漏洞，希图摘取对手之错误，你答我对，以较量高低强弱，怎么能默默无言，惟惟诺诺，说声从命而已呢？必得指责同与异，揭露其缺点，弘扬大道以致置生死于度外，通晓前藏教后圆教以致于不合于流俗，对于这一点也加以指责，更是于理不通了。如果让摄山大师身临其境，又怎么会定然是默无一言，从而为法师所敬重呢？法师又说：我希望能以达道平息争斗，以忘己之德来奉让胜利。道德之事，不只在于诤与不诤，让与不让的问题。这一点正是普通人所看重的，法师思慕而说出来，竟然不知胜筹是如何可以相让的。如果他人说你道高，那么自己取胜就不劳他人相让了；他人说你低劣，即使相让也无济于事了。想要奉让的说法，岂不是空话一句？众相平等、不偏不倚之心，无处不可用之。《成实》与《三论》何以会造成乖误？只须消除像守株待兔那样死守经验和胶柱鼓瑟那样固执拘泥的见解和想法，那么行为便中正恰当了。来信之意说“诤与不诤，名为二法，单单只在不诤一法”，为什么偏偏就只褒扬不诤一法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无诤论》说：邪与正，得与失，胜与负，是与非，必然先由心中这么认为，并非是所说之法，有什么定相论所称的天生的优胜之质与劣败之质。假如认为他人学说有什么是非，将其偏执当作出言失当，以消解心中得失之心，或者以此学说为优为妙，为其他学说所不及，这也是一种缺失。为什么呢？大凡心中对它有所否定，怎么会是完全无心于能够否定它呢？那么胜负之心不曾忘却，怎么会不心存取胜之望呢？这便是自恃我为得，弃他人之失于不顾，于是有所取舍，心中大生是非，便是增了争斗之心。答曰：言为心所使唤，心受言之解喻，调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和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扇动风气，所以发而为语。事必由心所生，正如来信所说。至于心作伪以使唤口，口行诈伪以应付心，外平和而内不平，口中应随而内心违逆，求财利，招声名，舍身入道之人，在家奉佛之士，这种人不是一个两个。圣人因此详述教诲训诫，严加防犯禁止，陈说现在之灾祸，讲述对于将来之祸害，此文鲜明显著，胜似日月之光芒鉴照，仍然有人敢于不吝躯体，冒犯严峻之制度，赴汤蹈火，甘于粉身碎骨，坚持这么做而不肯回头。这种人又岂能悦服于无诤之根本而听从戒言呢？像弘扬大道之人，宣扬教化之士，心中知其胜，口中言其胜，心中知其劣，口中言其劣，也无所隐藏，无所顾虑和畏惧，只是直率地去做罢了。别人的道行虽然低下，出于圣人之教，自己之道德虽然特殊，也是圣人教化的结果。我得胜也是圣人得胜，他失败也是圣人得了失败。圣人之优胜与劣败，大抵是人之根性与境遇之缘适应与否罢了。于这位或那位圣人，又显得出什么厚与薄呢？即使终日以手抚剑，整夜里击木斥巡夜，圆睁双目以争得失，振作勇气以求胜负，这胜负又归谁所得呢？有解脱邪念之真心与没有这种真心，只是想要对于虚空境界妄加区分而已。为什么不准我议论陈说，而要我谦逊退让呢？此所谓焦明已飞翔于天空，而虞者仍在窥伺湖泽来搜求之。嗟乎！大丈夫该当弘扬此诤与不诤并用之道啊！

　　《无诤论》言：无诤之道理，通贯于内典和外典。君所说必须争斗者，这是用末来救本，舍本而求末之法。现在我为你来将无诤之道好好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循依外典考索，那有文字之前的历史，最淳厚的时代，人心质朴，施行不靠语言，专靠以德感陈书化之教化，当此之时，人民直至老死仍不相往来，然而各得其安居乐业之所，又有什么争斗可言呢？所以可知本与末，对应着不诤与诤，此乃是万物之真谛。答曰：诤与无诤，不可片面执其一端。为本或者为末，又何从得知？从来不曾去诤斗，怎么知道所持之道不是末呢？现在我与人相诤，又有何法可以验证它并非本呢？身居于后而望前，则以之为前，身居于前而望后，则以之为后。然而前后的问题正如彼与此，彼呼此为彼，此呼彼为彼，彼与此之名，到底是如何分别呢？依此类推，万物均可知矣。本与末，前与后，是与非，善与恶，难道可以死守吗？怎么能自信耳聪目明，而废去别人之耳目？人生如水泡自生自灭，而时光飞驰，恍如入牢狱，受羁缚，心生忧虑、畏惧，产生各种烦恼，其过错究竟在于哪一点呢？不能与道相契合，而是建构其想法于知见之上的缘故啊。与道相契合者则不是这样，对万物不刻意追求，却什么都能做到。善与恶不能并存，而其心又不曾离于善恶，生死轮回并未到来，而其心终然念于生死须臾之间，所以得能永离生死而放纵任性、自由自在地生活。所以圣人顾念凡间罗网与桎梏不能解脱，怜惜他们追逐名利好比胶滞一般难离须臾，所以反复地加以教导，要防备巧言善辩之人。仰慕大道之辈，跋涉千里以求成为门生，即使是凤毛麟角之辈，仍然难成大器，尽管如影随形似地追随，却仍易失其道，怎么能不遥望漫漫远方终极，在每一个短暂的时日里加倍努力呢？而且应该顾念自己的善与恶，不要揣度别人，而妄加计度，说：我天资高，我识别事理，能判断疑难，只有我能争辩是非，只有我能思维，等等，也算是够浅陋了。对于他人实在是难以蠡测，或者可能真个是凡夫俗子，但也可能是圣人潜居混同于世。对于世间要有所了解，对于因果报应要有所预知，怎么能放纵胸境，听任本性，而大发讽刺之语呢？正该以无我之心自适于世，短暂的人生，真好比闪电划过、朝露消解之一瞬，一俯身一举首罢了。明月高挂于长天，千川万水辉映其影，清风吹拂树林，四下里群响呼应。我岂是与世相迕，故意标新立异之人！不会进卖鲍鱼的肆场与小人同处，不会以腐鼠类贱物为美味，而去追逐那世俗的禄位，我岂是与噩噩之世相混同之人！谁能知我此心，与我同行此虚己游世之道？浩然坦荡、堂堂正正地做人吧！怎能还以为有诤必定为错，无诤必定为对？如此该让诤者自行其诤之道，无诤者自行其无诤之道，而我，则兼取而用之。何必再烦劳法师煞费功夫，涂鸦笔墨纸张，只为说清无诤之议；何必再烦劳您的弟子们装备唇枪舌剑，来消磨大好辰光，只为了应付我的《明道论》呢？笑话啊！渣滓不如啊！若真有必要，权且再考察一下其立论之真伪，暂且审察其得与失，只不过是依照了你们诸位圣贤的言语，考察其出处之内在逻辑，从始到终地研讨究问，由表及里地综合考察，使虚浮不实之语不致被他人引用，使诈伪之道自然消解。待到下一次的笔会，我们要好好看一下那更精妙的见解。

　　不久以本官兼通直散骑侍郎出使北齐，返国后任散骑侍郎、镇南始兴王谘议参军，兼东宫管记。历任太子庶子、仆，兼管记如故。后主即位，迁为秘书监、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掌诏诰。

　　傅縡为文典雅华丽，天性又十分敏捷，即使是军国大事，也是下笔成文，从不打草稿。即令是性好深思而后为文的人也不及他，颇为后主所倚重。然而本性质直刚强，不注重节操，自负才华，任性使气，好凌侮他人，因此朝臣多衔恨于他。适逢施文庆、沈客卿靠巧言善辩、阿谀逢迎得宠，把持朝廷中枢要职，于是傅縡更见疏远。文庆等于是一同诬告傅縡收受高丽使者之金帛，后主将傅縡下狱。傅縡向来刚强，因而痛恨不已，便在狱中上书说：“统治人民之人，应当恭谨地侍奉上帝，如爱子一般爱其百姓，节制嗜欲，疏远谄佞小人，凌晨即起，操劳国事，日晚不食，思虑万千，所以能恩惠遍及天下，福泽延及子孙。陛下近来酒色过度，不虔敬郊庙之神癨，一味宠幸昏聩之鬼魅；小人贴近身边，竖宦之辈滥用权力，憎恨忠直之人一如仇人，视生民犹如草芥；后宫三千穿的是绮罗锦绣，厩中马吃不完菽豆粟食，然而百姓却流离失所，尸横遍野；官府中贿赂公行，府库中财帛之蓄日损月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怕只怕东南王气，就此断送在您的手中。”书轴上达，后主大怒。不一会，怒意慢慢缓和，派使者跟傅縡说：“我想赦免你，你能否改正自己的过失？”傅縡回答说：“我的心就如我的面容，我的面容可改，那么我的心也就可以改。”于是后主更为恼怒，命宦官李善庆彻底查办其案，于是赐死于狱中，时年五十五岁。有集十卷行于世。

　　当时有吴兴人章华，字仲宗，其家世代农夫，到了章华却偏偏好学，与士人君子游玩相处。于经史多所观览，善于作文。侯景之乱发，便游历于岭南，居于罗浮山寺，潜心钻研学问。欧阳頠为广州刺史，任为南海太守。及至欧阳纥败亡，章华便回到京师。太建年间，高宗派吏部侍郎萧引晓谕广州刺史马靖，让他纳庶子为质，萧引奏陈书请派章华与他同行。出使回来，而高宗已崩。后主即位，朝臣以章华祖上无功，族望低微，纷纷排挤和诋毁于他，于是任为大市令。既已与朝官颇不相得，章华便托病辞官不就，郁郁不得志。祯明初，上书极言规谏，大致说：“从前高祖在南平定百越，在北讨伐胡虏；世祖在东平定吴会，在西击败王琳；高宗恢复淮南，拓地千里，三位祖宗之功业，也算得上无上之功了。陛下即位，迄今已五年了，不思量先帝创业之艰难，不知道天命之可畏，溺爱嬖宠之辈，又为酒色所惑，不曾出宫来祠祭七庙，却顺服妃嫔之意，不坐正殿，老臣旧将，弃之于草野，谄佞奸邪之人，却晋用于朝廷。现在疆土日益缩小，隋军紧逼国境，陛下如再不改弦更张，臣怕只怕繁华的姑苏台会重又成为麋鹿奔驰的荒野之地。”谏书上达，后主大怒，当日就下令诛杀了章华。